在我的老家，有一位祖传的宅子，大约15米见方，225平方米。宅子里有五间北屋，三间东屋和三间西屋，大门外有一条约20米长的胡同，胡同头上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水沟，夏天雨大的时候，东边的雨水就顺着这条小水沟流向西面的大湾，然后再流向邻村的小河里。挨着水沟有一眼水井，周围的邻居们都是来这里打水吃。老宅的格致大约与当年北京的四合院差不多，属于典型的北方民居。

    老宅最早建造起自何时？我不知道，父亲在世的时候也说不知道是哪位先人建筑。据家谱记载，我们这一支是明朝洪武年间迁到现在的居住地的，至今已有近二十世。家谱上载先前我们“家族中读书者少”，世系的传承基本靠先人们“亲口传云”，所以，遥远的数百年前的事很难说清楚。而由现在上溯的事情则是真实的。活了七十五岁的父亲都知道老宅的建造时间，这说明至少在我的高祖辈时就已经居住在这里了。以此推算，老宅至少有一百几十年了。老宅中的正房是五间北屋，三间大的，一头一间小的。三间大的叫大北屋，两间小的叫小北屋，爷爷奶奶在世时如何居住我不知道，从我记事起，是伯父伯母住正房，父亲与母亲住东屋。那时候，爷爷和奶奶已经过世，父亲的生活态度是有父从父，无父从兄，直到伯父去世以后，每逢春节，父亲去给伯母拜年时都要磕头。看到父亲给伯母磕头拜年，我不理解。父亲告诉我，有父从父，无父从兄。他与伯父兄慈弟孝情逾手足，我们兄弟都是伯父伯母拉扯大的。做人不能忘本，老辈子里就是这么要求的。那时，三间大北屋（说是大北屋，其实既不高，也不大，墙脚是用砖垒的，墙是土坯的，屋顶也是麦秸芚起来的。正房的后墙上开了一个很小的后窗户，小窗户除了两扇小门子，在外侧的中间位置还设置了一根横木，现在想来是相当于现在的防盗设施吧。不过，那可是我小时候经常出入的通道。因为后邻居家是本家的一个四奶奶，四奶奶家的小叔是村里卫生室的司药，因为干得时间长，平时也能看个头疼脑热的小病，伯母不舒服的时候，就让我去找小叔拿药。于是，我便经常从这里过来过去。此外，夏天的时候，没有电扇，热得时候，也经常打开窗户，一边享受着风吹的舒适，一边端着碗与四奶奶家的人说着话。那情景，很是惬意。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哥哥们渐渐长大了，伯父与父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为哥哥们成家。要成家，房子不象样是不行的。家里经济条件差，盖砖瓦到顶的房子是不现实的。在县城工作的伯父就与父亲商量，还是原扒原盖，翻盖老宅的正房。于是，伯父在县城得空就筹集盖房子的材料，父亲就领着我们在家里脱土坯。那时我虽然十来岁，做不了多重的活，热情还是蛮高，只能拿着布兜子提泥。开始的时候两兜泥脱一个坯，到后来就一次提脱一个坯的泥。尽管累得一有空就躺在地上，心情却是快乐的。因为家里要盖新房子了，盖起新房子，哥哥就给我娶嫂子了。终于，物料齐全了，伯父与父亲选了个日子，扒了旧房子，拉起了五间大北屋。这时候，大北屋名副其实了。不仅五间房屋没了大小之分，房子的高度、宽度都有了变化，就是后墙上的窗户也开大了，窗口也换成了透明的玻璃，不仅我过来过去更方便，就是大人们也能够顺利地来往。

    老宅养育了我的先人，也养育了我们。我们兄弟四人和妹妹都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婚嫁。除去二哥家的小侄女不是在这里出生，我人子侄辈几乎也都出生在这里（我的孩子虽然出生在县城的医院，出生后也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初阶段）。大哥是在老宅的西屋里成亲的，二哥、三哥是在东头的小北屋成亲，我的婚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在后来的日子里，家里新盖了好几位宅子，伯父搬到了新盖的房子后，大哥与三哥也先后盖起了自己的新房搬了出去。后来父亲为我们兄弟分家的时候，主张把老宅分到正在读高中准备高考的我，主持分家的乡亲们在权衡之后提出了折衷的办法：所有权归父亲，继承权归我。并且立字为据。1997年，父亲驾鹤而去，我便成了这所老宅的主人。

    1979年，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三年，我竟然出人意料地考上了大学。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令人羡慕的事。从此，我踏出了农门，参加了工作，在县城置办了自己的房屋，建立起自己的安乐窝。老宅在我的感情世界中的分量却越来越重起来。时至今日，这祖传的老宅仍然伫立在老家，我生活在外，不能经常回去打理这祖传的老宅，只好委托长兄住在那里，替我打理。现在的老宅中仍有西屋保存着数十年前的模样，一想起老宅，心中便生起一种温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