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四年，其中3年在新闻科工作，感受最深的，除前面提到的发掘了“桓台县干部不建私房不住好房”的新闻（或者叫新闻线索）外，还有两件事，一是有幸参加了吨粮县建设的宣传报道组织工作，二是自己能够独立在人民日报上以通讯员身份独立发稿。

　　吨粮县建设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业。它的发源，是当时县农业局农技推广站在唐山镇兴旺村开始的吨粮田试验。1987年，当时的农技站长崔若立等人，在唐山镇兴旺村找出了一块几百亩的田地，搞吨粮田试验。1988年，吨粮田试验成功后，唐山镇提出建设吨粮镇的目标，很快就完成了建设吨粮镇的任务。在这样的基础上，县委县政府决定建设吨粮县，规划三年完成。由于方方面面的条件的成熟，结果1990年一年就完成了建设任务。当时，前来采访的新闻单位非常多，市里的，省里的，中央新闻单位驻鲁的记者站，以及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当时我正在新闻科工作，有幸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宣传报道组织工作。连分管新闻的副部长，参与的只有我们三人，工作量大，任务重，有时候一天要接待六、七批各级新闻单位的来人，人数最多的到了三十多人，一天去济南来回两次。经常是上班就在宾馆，忙到很晚才能回家。虽然受了许多委屈，经济上从没有什么补偿，甚至连自己挣的那点稿费也赔了进去。但是，不管如何，吨粮县宣传报道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不仅各级新闻单位连篇累牍连续刊发桓台县建成吨粮县的消息、通讯，而且在许多年以后，桓台县再次登上《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这在当时全市是绝无仅有的。后来在市委宣传部召开的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上，我们还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紧张的接待工作，并没有冲淡作为新闻人采写新闻稿件的热情。建设吨粮县，是千载难逢的事情，也是出新闻的好机会。但是，从上到下，来了这么多新闻单位，要想能够搭上这班车，自己发上一篇两篇分量比较重的稿件，的确不是容易事。在紧张的接待工作之余，除去采写了一些陪同上级新闻单位记者采访时了解到的情况，在外发表了一些稿件外，我还是努力从吨粮县建设本身再去发掘新闻线索。我想，吨粮县建成的稿件、吨粮县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通讯，我是沾不上边的，尽管自己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些毕竟不是自己采写的。吨粮县的建成，必然带来粮食的丰收，随之而来的，肯定卖粮难。在查阅了一些资料后，我发现，卖粮难不仅仅在桓台这样的吨粮县存在，在全国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于是，在吨粮县建设过程中，我就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县政府下发帮助群众卖粮的文件，据此，我到粮食局、供销社、财委等单位进行了深入的采访，掌握了为群众解决卖粮难的第一手资料。直到1991年春节前夕，我从时任粮食局长的郝之宣同志那里了解到当年县政府下达的玉米销售任务已经完成的消息后，我连夜赶写出了“桓台县基本解决卖粮难”的新闻稿寄发出去。不久就在新华社、大众日报、省电台等新闻单位刊用。

　　1991年3月，我因公陪县委办公室的一位领导去北京，到人民日报社一位编辑那里领取关于桓台县吨粮县建设的书籍《希望的田野》书稿。在时在人民日报经济部工作的何加正同志办公室，他提到了关于丰收后粮食的销售和转化问题。因为早有准备，就把县里采取的措施和工作的进度汇报了一下。何主任说很好，建设吨粮县是系统工程，解决卖难不容易。回到住处，我立即拿出装在包里的材料，趴在床上就写。因为早就烂熟于心，稿件很快就写好。第二天，我们去取书稿的时候，我顺便把匆匆写好的稿件递到了何主任的手中。何主任看过之后，又问了几个相关的问题，就把稿件收下了，说是要处理一下。虽然如此，我也没有希望这篇稿件能够发多么重，最多发个简讯就差不多了。等我从北京回来后不久，同事问我看〈人民日报〉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你在上面发了篇稿件。于是我找来3月23日的〈人民日报〉，翻到第二版，果然看到了署着我名字的消息：“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桓台县基本解决卖粮难”。除去题目编辑给加上引题外，其他内容基本未动。

　　在我的记忆中，直到当时，我们县在人民日报发过稿件的人不少，但是能独立发稿的并不多。我想，这也许是对我认真从业的一种报答吧。直到后来，我做起了报社的工作，始终把这件事挂在心上，无论是组织宣传报道，还是带领记者外出采访，都自觉注重采用各种采访方法，努力挖掘稿件的新闻性。虽然没有做出多么大的成绩，但是，凡是看到那张小报的人，无不交口称赞，我为我曾经在这样的单位工作过而感到自豪，为曾经有过的新闻工和经历面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