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我和这个人的联系日益多起来了。我和他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世纪末的盛夏,这个人应邀来参加我在草原组织的笔会,两件小事又使我怀“恨”在心。笔会第一站,参观内蒙闻名 中外的“成吉思汗陵”。其时,蔚蓝色的天空突然阴云密布,一阵瓢泼大雨,令人心旷神怡 。我兴致勃勃地问他对成陵的感受如何,未曾想,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成吉思汗充其量是个征服者,而不是一个解放者。在巴音锡勒大草原,遥远的苍穹群星闪烁,冉冉升腾的 篝火旁,人们自发组织了文化沙龙。辩论异常激烈,这个人由于过分激动,竟咬破了舌头。
时绪到了今年秋天,我在《南方周末》读到了他和刘亮程等人的同题散文《父亲》,才塑造了他在我心中的整体形象。首先,他是一个真人,一个梭角分明的性情中人,一个胸中澎湃 着无限激情的诗人。“我不是墓碑/我不是回音壁和凯旋柱/我不愿作为风景画片夹进旅行家 的纪念册/哪怕登上月球/犹能窥见庞大的影子/我祈求/像传说中的凤凰那样,在一场烈火中 /死去,然后再生/请为我把绳索解开……请允许我/献出全部的砖石/同钢筋混凝土一起/作一次庄严的奠基/中国呵!(《长城辞》)读这样鲜活的诗,激动是自然的。在前不久的一 次电话中,我称赞他对中国散文的评论是非常正确的,他纠正说,是绝对正确的。我称赞他现在的创作进入了高峰期,他再一次纠正说,永远是高潮,没有低潮。唉,这个偏执的家伙 ,教我如何不“恨”他。
作为一个散文理论家,他的观点亦独树一帜,堪称真正的“体制外思维”。他认为,人类的 精神是独立而自由的,散文是人类精神生命的最直接的语言文字形式。散文的内涵,源于个体精神的丰富性。精神生命的质量,决定了散文创作的风格。在长篇论文《五十年:散文与 自由的一种观察》一文中,他的观点更是锐利而深刻,他将中国散文创作的痼疾归因于50年 的文化体制。同时,他又对秦牧、刘白羽、杨朔、孙犁、王蒙、余秋雨、贾平凹等散文名家 作了一针见血的批评和有理有据的剖析,立刻引起文坛轰动。有趣的是,虽然他的文章既有卢梭式的激愤与自白,又有培根式的犀利与明澈,更有学者般的逻辑与缜密,但他却最讨厌 “学者”,他的口头禅是“我不是学者,而是作者”。这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偏执,本身这句 话就是学者的口吻,其拙朴、认真和可爱溢于言表。他讨厌的所谓的“学者”,正是那些两 耳不闻窗外事的“腐儒”,或者迷信于学理、通篇晦涩的学术新概念,故意让人读不懂的伪学者。在这一点上,朱学勤、徐友渔等学者开辟了用优美的文笔写枯燥的学术论文的一代先 河。
在他的心目中,“知识分子”是一种理想人格,天生的职责就是批判,天生就是站在槛外说 话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真理和神圣的亵渎者,现存体制的异端。他认为,真正的思想也即自由思想,萌蘖于禁锢、奴役、不自由的现实关系,以及对痛苦的觉省。所谓“民间 ”,是相对于“朝庭”而言的,知识分子天然就是民间的。民间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精 神,是一种体制外思维和边缘对抗状态的象征。他最向往的境界是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和民间思想者。正因如此价值判断,他的大作《人间鲁迅》,三篇长文《五四之魂》、《胡风 “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才引起中国思想界那么大的反响。观点也许有失偏颇,但在目前的语境中,却有巨大的现
实意义。况且,任何人都无法保证自己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他,就是广东人林贤治,一个乡村医生,一个偏执的诗人,一个另类散文理论家,一个民间立场的追寻者。
大恨源于大爱,我那群不争气的同道,我灾难深重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