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活在社会之中，社会风气和道德环境对每个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对中国社会做出如下分析：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人情为纽带的社会构成。因而，现实社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办事要靠走后门、拉关系，升迁要靠溜须拍马、献媚邀功，找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行贿受贿的风气久盛不衰。这些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因素，日渐形成一种“潜规则”。通常情况下，有需求才会有供应，行贿行为是相对于受贿事实而存在的。很多贪官掌握着权力等社会重要资源，而行贿者往往处在一个弱势，选择行贿常常是被逼无耐。而且对行贿者打击过于严厉的话，行贿者很有可能会与受贿者形成联盟，从而增加了打击查处受贿者的难度，助长了贪官的嚣张气焰，进而在事实上保护了贪官的受贿行为。因而，对行贿案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区分行贿目的、行贿钱款来源等，建立行贿区别对待制度。如为集体、民众谋取利益而行贿的应当从轻处罚，为个人谋取非法利益而行贿的应从重处罚；利用公款行贿的应重罚，个人利用私人钱款行贿的应轻判等等。只有把握惩处尺度，区别对待，才能真正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更有利于反腐败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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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老板行贿3200万

　　由于3200万元的行贿额，也因为案件的久拖不决——被当地媒体《云南法制报》援引民间说法，戏称为“行贿状元”的陈族远之案直到现在仍然处于热议之中。

　　5个半月——胡星案完结至今的时间，由胡星案牵出的官员、行贿者多数都已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行贿状元”案却如同“石沉大海”，音信全无。

　　自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案发后，一直是媒体舆论关注的焦点，而其中“行贿状元”3200万元的行贿金额更令人瞠目。但据当地记者透露，至今“行贿状元”却一直被取保候审，未被提起公诉。这个说法在当地流传甚广，但并未得到官方机构的证实。“讳莫如深，保持缄默”当地记者用这8个字来形容当地官方机构的态度。

　　据悉，陈族远1962年出生于广东省揭西县，是广东省深圳市安远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据相关媒体透露，陈族远向胡星行贿3200万元(人民币2200万元及港币1000万元)，创造了当今中国的行贿金额之最。

　　据了解，2007年8月上旬胡星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后，法院将对涉嫌行贿的12家单位及个人责任人进行审理。但在这些即将受到法律惩处的责任人当中，是否包含“行贿状元”陈族远，目前尚未清晰。

　　处罚畸轻行贿成本低

　　1997年修订的刑法，对行贿犯罪的认定和处罚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关于对行贿犯罪的立案查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立案标准为：个人行贿1万元、单位行贿20万元。但实际上，在许多案件中，行贿人行贿的金额比法律规定的立案起点要高几倍、几十倍甚至更多，却鲜有定罪。

　　2006年上海市检察机关立案查处贪污贿赂案件446件，行贿案仅47件；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贿赂案件9872件，其中行贿案件仅为1367件，占贿赂案件总数的13.8%。从这样一组数据可以发现，查处行贿犯罪少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但有受贿就应该有行贿，那些“消失了的数据”去了哪里？

　　一直致力于廉政研究的任建明介绍说，目前的现状是：行贿非罪化、量刑畸轻化趋势严重。据他的长期调查结论，行贿者普遍会获得10倍于投入的回报，也就是说，“行贿”的回报是投入的1000%。在一项交易中，获利者不是受贿官员，往往是行贿者拿到了收益的“大头”，纵然个案中行贿数额让人震惊，但行贿人背后的收益却更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