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到南京參加符號學會議。

　　首届世界符號學大會，今年選擇在中國舉行，由南京師大承辦，並因此同時舉辦了第十届全國語言與符號學研究會及首屆中國符號學論壇。

    明白人一看即知會議的真正意義在論壇。

　　一九九六年，我在臺灣辦南華大學，邀李幼蒸先生來做研究員，當時就希望能在世界符號學大會中加入一個中國符號學的論壇或圓桌會議，可惜其事未果。只由我自己聯繫一批朋友，在臺灣成立了中國符號學學會，尚未能參與符號學的全球對話。故如今經由李幼蒸先生等人之努力，終於能辦成此次論壇，我心中之感自是甚於他人。

    符號學，當然是西方現代發展起來的。但這門學問在中國有個老淵源，尚未被開發出來，以與西方對話，那就是“名學”。

    講到名學，大家很自然就會想到先秦諸子中的名家，最多加上墨家，謂爲名墨之學。此學在近代，頗與邏輯、語言哲學相關涉，亦曾被某些人稱為顯學，怎麽我卻說名學之資源還沒被開發呢？

    因爲名學幷不僅指名家之學。猶如佛家之禪，不限於禪宗；其淨土亦非淨土宗才講。又如道學幷不僅指道家，各家均言道，道家特別專注于此，故獨擅其名罷了。各家都論名，名家且以此爲爲專門，但名家以外，諸家何嘗不言之？過去只注目名墨這一小塊，反而忽略了名學之整體格局，是以所見尚小。

    所謂名學之整體格局，包括了名言、名物、名譽、名教各方面。

　　名言，指語言、文字、記號、標識等關于符號學本身之討論。過去我在《中國符號學導論》中曾分言、象、數、字四個部分來介紹，于今思之，似還應加入“禮”。亦即車馬、輿服、品器、禮儀等用來象徵名分、名位，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的那一堆符號。

    名物。物本無名，因人“正名百物”而後才有名。乃是以名對世界進而指涉，所以有名墨關心的指物與名實等問題。名家所談，主要即是這一部分及一小部分名言問題。

　　但在這一部分，名墨所言，亦未窮盡，因爲還有許多未及討論的東西。如正名百物之物，就包括了鬼神。宗教中“呼名召鬼，或用符籙役使天兵天將以及招魂儀式等均與此有關，理論上還大可馳騁。

    名譽，指名聲、名望、榮辱、價值、意義追求等等。名有善惡，言有誠僞。君子好榮名而耻惡謚，又擔心不朽的問題。因疾沒世而名不稱，故要立言，要博取美名，要揚名聲以顯父母，要“一一垂丹青”。中國的史學、社會學，均不能忽略此一內在特點。

　　過去的研究者受外國“國民性”研究之影響，老是說中國人好面子，跟虛僞結合起來看。不知此非面子問題，乃名譽問題，而又跟歐洲中古時期騎士之榮譽觀不同，應予深入比較。

　　且名與實，在這一層面上，也有符不符合之問題，所謂修辭立其誠、實至名歸，名下無虛士等等。中國的人物品評，或“名士“一類對人物之稱謂，均屬此一領域。

    社會上重名聲，政治、教化上自然也就重名教。故若將名譽部分視爲名的倫理學、社會學，此一部分就是名的政治學。

　　所謂名教，正是以名爲教之意。孔子曾說“爲政必先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民無所措手足”。正名即名教之一端，夫子作《春秋》，而《春秋》以道名分，亦是關乎名教之事。

    由名教談正名，則散名雖可從諸夏之成俗，但刑名、爵名、禮名就須有規範。荀子說刑名從商、爵名從周、禮名從禮經，即屬此。爲何須要規範呢？荀子說：“王者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奸，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也就是說：群言淆亂，天下便絕不可能太平，故須有個規範，猶如社會上需要度量衡那樣。

　　這不僅儒家如此想、如此做，其他各家亦然，只是分流各不相同。儒家是化民成俗式的整齊風俗，折中群言，而衷于聖人或聖王。法家則是要確定誰才是說話的人。說話者（出令者）必須是君，君出言而令隨之；若不從令，則刑隨之。道家又不然，欲以齊物等觀定是非，和之以天倪，以消除語言之差異，是ㄧ種超越的觀點。

　　總之，這部分主要是談言之是非、言之宜不宜。以此形成之政治，實際上也是名言政治，進行一種符號性的統治，與西方之政治實有根本之不同。因此王朝更迭，新王朝要做的首先就是改正朔、易服色。

    凡此名言、名物、名譽、名教，看起來已然極爲豐富了，但其實仍只涉及“有名”的部分，若再考慮到“始制有名”前，還有一個無名的狀態，則有名之外，尚有無名。

　　由無名到有名，乃是名的生發史，名的存有論。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爲天地之根，世界由無到有，故重無更甚于有，以無爲道，要求人也應修持到“聖人無名，至人無功”的境界。在語言層面上，則强調無言、默。

　　道教又不同，設想由無到有的過程中有一個有的原型。因這個原型是一切文、一切言、一切名之原型，所以稱爲“真文”，乃萬文之文，是一切有的開端。因有了這個真文，才能生發宇宙、成就萬物，《靈寶無量度人經》將此一原理概括為：“無文不生，無文不成，無文不立，無文不光，無文不明”，正是把文視為一切存有之源的。

    過去，盧梭曾設想一種在起源與歷史之間可能有一種與後來任何自然語言及人工語言都不一樣的“語言”。符號與意義、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鏈條，在此中均已無效，只與聲音的旋律和音樂性相關，乃是一種表現性而非以精確符號指涉的語言。所以它是活的，不是封閉、固定意指的語言，不能被任何線性語言或命題捕捉或囿限；可是主體與自身、主體與他人、自然與文化、過去與未來之關係卻在這沉默的符號上得以被重新理解（詳本屆會議汪煒《活的語言或沉默的符號》）。

　　然而，這個設想，早在漢代，道教即已推出。但與盧梭從語言設想者不同，乃是文字，稱為“真文”，為一切有為法之基礎、成形文字之初文。與盧梭之構思，適成一有趣之對照。

    這類對照、對比或對話，自然還可無限展開，我舉此為說，略示大綱而止，自然也還疏闊不能盡意，但一點微薄的用心，似乎不難概見：

　　我國的符號學，基本上仍處于吸收消化階段，裨販西方學術資訊者多，能在西方論述基礎上再予拓展或應用已屬難得。運用符號學方法或以符號學視野來處理我們本國事物、資料，遂成爲可喜之方向。然而，我意仍不止于此，還想如西方人發展其符號學那樣，把中國名學體系或傳統揭揚出来，以與西方做些對觀。一九九一年出版《文化符號學》以來，一直朝此努力，但精力所限，涉及者少，只談了一部分名言問題而已（事實上國內符號學者主要也只在言名方面用功），名物、名教、名聲，乃至無名方面，尚未遑致力，故特舉此論綱，以待方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