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遊戲的人

    古詩十九首，劈頭第一篇就說：「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似乎把遊戲視為短暫人生中唯一可有的慰藉。對於洛陽京城中諸位賢達不懂得此等遊戲的人生觀，它也要勸大家：「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洛陽京城裡，冠蓋雲集，人眾猥雜，時人自有「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之嘆。因為此乃名利場，人人都無法放下執戀，故詩人才希望大家勿用冠帶綁住了自己，應好好歡樂飲酒，遊戲一番。

　　另有一首詩說：「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講的也是同一種想法。

　　從某些人的角度看，人生苦短，所以才要及時努力，否則投老無成，人生便繳了白卷。從〈古詩十九首〉的歌者看，則恰好相反。提倡的，乃是一種遊戲的人生觀。

　　我國文化中，孔子贊美曾點遊戲春風，莊子倡說遊心太虛。都具有遊的精神。西方近代啟蒙主義則是反對這種精神的。啟蒙運動以來，以理性為人之本質，視工作為人之責任與職能，此種遊戲的人生觀遂久矣不復傳述。偶然遊戲，則認為是一種放縱，並不足取。除非是旨在輔助工作，所謂「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遊戲本身並無價值，人生也不是為了遊戲而存在的。活在啟蒙運動、工業革命之後的人，大抵也不再會自發地遊戲了。沒有了玩興，也不懂得玩，以致要別人教我們如何玩或組織安排了再去玩。這就是遊戲人生觀的失落。

　　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s，一八七二～一九四五）《遊戲的人》一書，便是針對此一現象之批評。

　　他認為：十八世紀把人界定為理性的人（Homo Sapiens），其後又把人界定為製造的人（Homo Faber）。但他覺得遊戲的人（Homo Luder）更值得重視並提倡。他於一九三五年赴荷蘭來頓大學演講時，曾以「文化的遊戲成分」為題。這個題目，主辦者曾誤以為是「文化中的遊戲成分」。但如果遊戲只是文化中的一部分，那又何待闡說？赫伊津哈要講的，正是文化的遊戲成分。簡言之，即文化文明是在遊戲中且做為遊戲而興起與展開的。這才是他的旨趣所在。

　　他說：遊戲先於文化。小貓小狗都會玩遊戲，而且玩法與人相似。它們跟兒童玩遊戲一樣，都不是誰教牠或逼迫牠玩。它們自動自發地玩，也喜歡玩。因此它具有自由的性質、自主的精神，被迫遊戲就不是遊戲了。

　　同時，遊戲也與理性無關。兒童理性思考本不發達，打打鬧鬧。或如貓追弄著毛線球、繞著抓自己的尾巴，也都談不上是理性的。遊戲要玩得好，本來也就不能依憑著理性計算、邏輯思考，不必承擔價值、責任、功能等等。

　　因此，遊戲也是非功利的。小孩玩積木、堆泥土，不曾真想蓋成一棟房子；他只是暫時走出真實生活，進入一個別具一格的活動領域，「假裝」一下。這種假裝，不是真要做成什麼。扮家家酒的小孩子們沒有真要結婚的欲望和目的，因此它不具功利性，玩本身就是目的。反而是這種遊戲，打斷了日常生活及欲望之進程，而又豐富了、滋養了生活，讓遊戲過的人精神歡愉、心情舒暢。

　　遊戲又因此具有隔離性。這些遊戲都自有其場所，競技場、牌桌、廟宇、舞台、屏幕、法庭、球場……等，特定的場所與特定之時間（一齣戲的時間、一場球的時間、一趟舞蹈的時間，都不一樣），即構成了它的有限性。

　　正因為它具有有限性，故亦有它自身的過程和意味，在特定時空中「演出」。這一點，使它有其有限性，但同時也使它成為一種文化產物，一種可保留下來的財富。它可傳達，也可成為傳統，任何時候都可重複。無論是兒童遊戲或象棋比賽，所有遊戲都是一個有其內在結構之整體，且有重複與輪流之因素。

　　而無論何種遊戲，均有其自身之邏輯、運作方式，那就是它的規則、它的秩序。沒有規則，形成不了遊戲。一旦逾越了規則，遊戲世界就瓦解了。所以遊戲不是胡鬧。規則有時形諸條文。有時則需要所有參與者心領神會，非語言規範所能完全表達。就像小貓小狗都懂得以略帶客套的神態和友好的表情邀請對方遊戲，遊戲中不准咬哥兒們的耳朵，或不許咬得太重；有時要假裝敵對、發怒，但不能真正幹架；還得有條理地表現出好興致、發出快樂表情和聲音。這些就是規則。若破壞了，就會令人「敗興」，為所有參與者所厭惡，會遭到驅逐或懲罰。

　　亦因如此，凡能認同其規則、樂於參與該遊戲者，便會構成一共同體。我們在社會上可以看到無數遊戲社團，桌球、帆船、彈跳、舞蹈、游水、橋牌……之協會、聯誼社等，層出不窮，可見它是組成人類社會組織活動的重要手段。一般遊戲時，縱或未組織成固定之社團，它也一定具有私密性，是「我們去玩」而非他人。外界、他人的所做所為，與我們此刻之所為無關。在這個玩耍的圈子裡，日常生活的法律、習俗、觀念均不算數。

　　遊戲的歡愉，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此。擁有一種私密的氛圍，成為這個團體特殊的、與外人不能分享的共同經驗。而這個經驗又暫時將人抽離出日常俗世，讓人鬆脫了他與現實世界的牽絆，放鬆自已，進入一個假扮的領域。遊戲中的狂歡、放縱、化粧遊行，都體現了這個意義。

　　在遊戲的假扮中，自成秩序，這些秩序通常也蘊含著競爭、衝突，以形成緊張、造成刺激；而又包括了平復、諧調，整體形成起伏動盪的韻律，造就我們的美感。

　　針對遊戲，赫伊津哈做了許多諸如此類之分析。透過這些析論，他告訴我們：遊戲是人類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人類社會也靠遊戲來組成。同時，人類的文化、創造，實質上即是遊戲或與遊戲密不可分。例如語言。語言是人擁有的重要工具，用以交流、命令、傳授。語言可以使人區分、確認和陳述事物。命名，令人得以明白自己和萬事萬物在宇宙間的位置。可是，在每一個抽象表達、符號徵示之背後，都存在著極多鮮活的隱喻；而每一個隱喻，正是詞的遊戲。

　　神話也是如此。神話之性質，論者各有見解，但基本上可說是一種轉換或外在世界之想像物。早期人類依此進行神聖之祭獻、儀式、供奉、膜拜。其性質，唯有從遊戲來理解才能深刻、準確。

　　宗教的核心亦在於此。典禮就是一次戲劇性的演出，令人深入歡愉之中，一切美和神聖的王國，均依遊戲而建立。

　　赫伊津哈滔滔雄辯，共分十二章。一論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遊戲的本質和意義、二論遊戲概念作為語言中的表達、三論推動文明進程的遊戲與競賽、四論遊戲與法律、五論遊戲與戰爭、六論遊戲與學識、七論遊戲與詩、八論「神話詩」諸要素、九論哲學的遊戲形式、十論藝術的遊戲形式、十一論遊戲情況下的西方文明、十二論當代文明的遊戲成分。

　　據他的觀察，西方文化的遊戲成分，自十八世紀以來，就一直處於衰落之中。今日之文明不再遊戲，即使某些活動看似遊戲，也是虛假的。體育、競技、藝術、科學、政治，無不如此。他提倡遊戲觀，以「遊戲的人」代替「製造的人」、「理性的人」，即是為了改造近代西歐文明。他認為：真正的文明不能缺少遊戲成分，因為文明先天地蘊有自身的局限，遊戲則先於且超乎文化，故文明若要妥善發展，即須重新闡發遊戲的精神。

　　赫伊津哈在當代中國，名望不顯，論著被移譯為中文者，僅有《遊戲的人》與《中世紀的衰落》（均為一九九七‧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出版）二冊而已。以我之譾陋，也不曾看過有誰介述他的學說，更莫說有傳揚宗法的了。近代在中國當紅的西方學說，恰好是赫伊津哈所批評的那些主張或態度。國勢頹唐，力求改造國民性、振發理性、積極工作之不遑，知識分子又怎有心情去談什麼遊戲呢？赫伊津哈斯人憔悴，苦乏賞音，殆非偶然。

　　可是，從《阿Ｑ正傳》以來，知識分子感時憂國、力倡科學與理性，欲仿擬歐洲啟蒙運動以啟國人之蒙翳者，八十餘年矣。如今乃國愈可憂而民愈可愚。熱衷工業製造的社會，終究也讓人感到疏離、憂苦，且衝突日劇、犯罪率不斷昇高、心理治療叢書大行其道，反而人人似乎都成了阿Ｑ。

　　當此之際，重聽〈古詩十九首〉招喚了我們去遊戲的歌詩、看看赫伊津哈的論辯、再遙想那莊子的〈逍遙遊〉、孔子的「游於藝」「前言戲之耳」，竟忽然有股難言的時代悲感，令人憫痛不已。因為，遊戲的人，彷彿不再會遊戲，也不再能遊戲了。我們的理性，讓我們喪失了自己；我們的工作，又使我們無法去稍事遊戲。京洛風塵如故，遂令素衣漸緇，心靈上也撲滿一層層灰沙了。

 　　　　　　　　　　　　　二、遊戲化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