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兵：挂起来的人

籍利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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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阅读了青年作家李迎兵的长篇小说《雨中的奔跑》。

小说反复抒写的是主人公“我”和宋歌的感情纠葛，富有浓厚的悲情氛围。在现实生活令人极度愤懑的情况下，时常从关照孩提时代的快乐时光，对当下的境况造成的心理扭曲是一种有限度的消解。两个知识分子，两个小人物，以各自悲怆的生命轨迹，就转型期的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结局是苦涩的，是引人思考的。

进入新世纪之后，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科学技术门类的大学生，在毕业后都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大学未经扩招之前，由于文革期间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戕害造成的人才或者干部断层，经1978年后的10余年间的大量补充新鲜血液，几乎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以前计划经济下毕业生包分配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才的自由发展和合理流动；由于经济利益的推动，大量招生以后，这些人的出路问题越发严峻了。

《雨中的奔跑》以形象提示读者进行这样的思考：在199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只靠知识分子个体或者阶层是无力解决的。“我”属于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尚且令人忧虑，时时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在年轻和创造力充足的时候，尚可以勉强生存。在体力和创造力减弱甚至丧失之后，生存必定更加艰难，甚至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我”，让读者联想其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的男主人公。固守艺术理想，被艺术理想伤害，为艺术理想而消亡，成为艺术殿堂的祭奠品，其悲剧性结局是难以避免的。主人公“我”，就这样成为贝娄笔下的那个悲剧性人物“挂起来的人”了。形成对照的是，洪堡的徒弟，没有固守前辈的理念，却获得了可悲的成功。

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仿佛一夜之间崩塌了。没有信仰的国人，只臣服权力和金钱，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信任了。当今妓女的诚信都高于官员和体制里满嘴跑火车的御用文人和教授，确实青年作家李迎兵长篇小说《雨中的奔跑》深刻地揭露了这一社会现实。

宋歌的堕落，和洪堡的得意门生的道路是性质相似的。差异不过是：一个选择了肉体，一个选择了灵魂。就出卖自己这一点而言，我不认为后者一定比前者高明或者高尚。相反，将灵魂出卖给撒旦的人，已经成为了撒旦的同盟军了，本质已经十分接近了。

说到同盟军，我觉得，“我”的单打独斗，之所以如此吃力，处境维艰，就是缺少了志同道合的同盟军。换句话说，“我”是需要与其他人物或者阶层联合起来的。联合的力量，已经为历史所证明。知识分子中不乏优秀的种子，以黄巢、洪秀全等“落第秀才”为例，他们的生命大放异彩，都是联合了其他阶层之后迸发出来的结果。历史事实还表明，一旦由于处境的改变，这种联合名存实亡了，联合所激发出的惊人力量，也就随之丧失了。

知识分子的前行路上，注定是多雨的，奔跑的方向，决定了他们的前景。转型期，好比岔路口，不同的方向意味着不同的归宿。选择一旦决定，往往很难中途改变。因为，历史是无法走回头路的。回头关照历史的，是哲人，文学家或艺术家。他们，都是无力改变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