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的北漂（七） 充实又孤独

刘称莲

小苏是山西同乡，小我一岁。她毕业于北京一所工科名校，当时一边工作一边考托福准备去美国留学。我在她那里借宿的时候，她每天都要熬夜学习英语刷考试题，非常勤奋地做着出国的工作。为了出国，她当时都不敢明确答应追求她的男生。

小苏后来没有出成国是因为签证一再被拒。那时候出国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签证通过率很低。小苏被拒签几次之后，索性放弃了出国的打算，开始塌下心来在北京工作结婚了。

我到了北京感触很深的一点就是周围人的素质高，在这些人身边呆着你不由自主地就要进步。小兰两口在自不必说，双双武大毕业，她先生又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同居伙伴小苏也那么上进。我们部门经理很年轻，我没记错的话，也是清华毕业的，他每天读的书都是英文原版的，我去了几个月后他就出国留学去了。

公司是清华的企业，开发的是当时国内最前沿的信息技术产品，王大中、周光召都是产品顾问，其他的顾问也都是如雷贯耳的科学家。

新的工作也在不断提升我的素质。我的工作其实挺机械的，就是把已经变成电子版的全国的学术期刊进行特殊标注，以便在光盘里进行检索，一本一本杂志从自己的眼前扫过，每天捡拾的信息都能让我感觉到不断进步。

因此，虽然比过去累多了，心里却是充实和满足的。这就是很多在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虽然压力很大、很辛苦，也依然愿意坚持的原因吧！

住在清河毛纺厂的时候，我一开始骑车上下班，单程需要半个多小时。这个事件对我来说不是问题，问题是要经过一段偏僻路段。如今那一截路叫上地南路，处于上地信息产业基地，是很热闹的一段路，每天早晚都会堵车，20多年前则很荒凉。当时那段路边上有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地，有几次骑车经过的时候，建筑工人会冲着我喊些不三不四的话，我感觉瘆得慌，就改乘公交车上下班。公交车为了方便市民乘车会绕路，而且下车点离公司又远。早晨下车后到单位还需要步行将近20分钟的时间才能到公司。如果我想要在清华食堂吃早饭的话，就要留出更多的时间。加起来的话，每天在路上往返就要花去两个小时。其实很多北京人每天上班都很辛苦，每天很早就出门，晚上很晚才能到家。这一点，在小地方上班就舒服多了。

我在小苏那里住了不到一个月，小兰的房东就跟小兰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跟她的女儿住在一个房间，每个月只收我200元的房租。为了免除上下班路上的劳顿，我就又搬回去和房东的女儿合住了一间西方。那间房子也就是六七平米大，两张单人床中间放了一张小小的床头桌就摆满了，我带去的装衣服的提包，就只好放在床底下了。从校园出门骑车去公司上班只需要几分钟，比在清河毛纺厂住省了好多时间。住在那里还可以一日三餐都在清华食堂吃饭，不用自己做饭，虽然味道差了些，却省了很多事，每天空闲的时间我可以读书。

房东家的女儿大约十七八岁，当时好像刚刚职高毕业在找工作。我俩住在一起，说话并不多。她每天晚上都要在父母屋里看电视看到实在困了才回我们屋，我通常看一会书早早就睡了，早晨她还没起我就去了公司。

小兰夫妻后来创业需要更大的地方，5月份的时候就搬到了镶黄旗，租下了一个院子。现在我所住的地方就是当年他们开公司的那个村子。

小兰他们搬走后，那间屋子被广州过来的小两口租了下来。小伙子是画家，喜欢四合院，每天在家作画。年轻的太太则会出去上班。他们俩自己说话的时候都用广东话，说的啥我一句也听不懂，唯一能分辨的就是他们是在好好说话呢还是在吵架。广东人会做饭，每天就看小伙子换着花样做菜吃。

院里同住的还有一对母女，女儿在清华附中上高中，妈妈在陪读。还有一位河南姑娘，她的工作是劳务中介，从家乡介绍年轻男孩到北京来当保安。还有一位安徽姑娘是特意到北京学习考研的。

当年通讯非常不方便，我和先生的联系主要靠写信。小兰也做着信使。当时小兰在中关村一家通讯公司做人力资源，办公室就有电话，接电话比较方便。有时候先生会从县城打电话给小兰托她给我转告一些信息。我办公的那一层有电话，但是在另外一个部门，电话来了需要人家扯着嗓子喊，谁有电话全楼层的人都可以知道，况且上班期间并不方便接私人电话。

不能和先生、女儿见面，也不能随时保持联络，这是当时最让我痛苦的事情。

有一次我特别想和先生聊聊天，小兰和她先生就给我安排了一次接电话的机会，结果先生因为有应酬忘记了约定，害我被公司老板撞见，挨了一通说。

4月底的一天，就在先生又一次给小兰打电话的时候，小兰把她先生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告诉他周五晚上我会去那里等他的电话，让他到时候找部电话给我打过来。那个周五的晚上，我拿着小兰先生的钥匙打开了人家的办公室，在那里眼巴巴地一直等到9点多，他的电话都没有打过来。就在我十分沮丧的时候，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在外面谈完事回到公司，发现这个办公室的灯亮着，就以为小兰的先生在加班，就敲门，结果看到了我。我给他们解释了原因，他们觉得这很荒唐，让我赶紧离开。

我诚惶诚恐地离开办公楼回到了家，一路流着眼泪。一边怨恨先生竟然不珍惜这么难得的机会，同时也担心给小兰的先生惹了祸。小兰先生的办公室同时也是公司的出纳室，虽说他是公司创始人之一，但毕竟这么做事是违反公司规定的。不过，我没有接到电话的沮丧和委屈更多一些，所以见到小兰夫妻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大哭了一场。

也就是在那次事件之后，我开始催促先生早一点来北京，也开始给女儿找幼儿园，希望在9月份之前把孩子接到身边。我实在难以忍受家人离别的痛苦，那种思念的滋味果真是“凄凄惨惨戚戚”、“怎一个愁字了得。”

木心讲：“从前的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是多么彻骨的个体验呀！

那一段时间，每次看到清华园里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开心幸福的样子，就会越想我的女儿。每次看到别的孩子那么干净、可爱，想到我的女儿在农村土乎乎的样子，心就会紧揪着疼。我一次又一次在心里告诉自己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我的主管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家属，我和她一起去看过体育大学幼儿园，我也托房东帮我问了清华大学幼儿园的招生情况，还去看了附近的一所部队幼儿园，对女儿上幼儿园心里大概有了底。

难得的是，无论遇到怎样的挑战，我一直在坚持，很少想到打退堂鼓。我想就是我性格里执着、韧性的品质在发挥着重大作用。

一边写我一边在看我自己，我发现我真是个孩子奴。用我们老家话来说，就是“太恋犊”了。离开了孩子，本该好好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可我一闲下来就想孩子，孩子不在身边，好像总也欢快不起来。如今我从事家庭教育工作，莫非天命如此，老天爷不想让我错失那么多陪伴孩子的机会从而缺少了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