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的北漂（三）离乡“出走”

刘称莲

当我做好准备的时候，一切就都为我而来了！

一天，我下课回到宿舍，兴垚来了，带来了从北京传过来的好消息。

兴垚是我的初中同学，从小修习书法，当年他就和太太一起在县城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因为业务关系，他的公司安装了电话。头一年，他在北京进修了几个月，跟小兰夫妻接触比较多。小兰就把电话打到他那里，托他转告我。他带来的消息是小兰的先生就职的公司正在大量招人，如果我愿意的话到京后即刻就能上班。

兴垚是个直男，他来的时候正好有同事在我屋里聊天，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张口就说上了，我给他使了好几个眼色他都没有留意，差一点就暴露了我的秘密。好在同事听得似懂非懂地离开了。

兴垚离开后，我立刻找到文英，在她家给小兰挂了个长途电话，问清楚了具体情况，的确如兴垚所说，公司正在招人，即日就可以上班。

至此，“出走”提上了日程。

按照我和英、华“密谋”的方法，我去县医院找到做医生的同学开了一个急性肝炎的医生证明，拿着这个证明去校长那里请了两个月的病假。

在学校当老师，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老师都不轻松。当时初中两个年级的历史课就我一个人讲，我请假，初中历史课就等于没人教了。请病假无疑是最容易的办法，更何况是传染病，校长二话没说就准了我的假。

写到这里突然意识到校领导没有让我上高中，也许是因为初中没有可以替代我的历史老师。如此看来，不是我教不了高中历史，而是学校也有苦衷吧。

这么想，我突然觉得自己当年初中历史老师的角色对学校、对学生的重要。

哪个学生都会从初中升入高中，初中历史是他们高考的一部分也是基础。就算学生们日后学习理科，高考不考历史，那些历史知识也是受用终生的人文底蕴！

天哪，那个“当高中历史老师”的未满足期待被我抓了20多年，终于可以放下了。此刻当我把“没有让我当高中老师是瞧不起我，对我不公平”的想法改变成“没有让我当高中老师，领导也许有他们的苦衷”的时候，怨恨没有了，我开始感觉到自由和放松。我放下了对当年那些领导的抱怨，也放过了我自己。

“我们无法改变过去发生的事情，可以改变的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对我们的影响。”我深刻地领悟着萨提亚这条信念的力量。

我现在清晰了，当年的决定和选择，就是想证明自己。“你们不认可我，我就证明给你们看，我不是你们认为的那样！”这是我骨子里的声音，从小就这样，所以我做事就是很执着，且会暗暗较劲。好在现在我可以有觉察，只管做我所爱或者爱我所做，而不用辛苦地证明自己了！

人的头脑简直太会编故事了，发生了那么一件事，我自己编了个故事，耿耿于怀了几十年。如今终于可以改编剧本，救自己脱离苦海。

原本就是想记录一段故事，没有想到竟有这么深的觉察和疗愈。

当时，我和先生商量的策略是，两个月作为我在北京的适应期，如果能够适应就由他再给我向校长续假，如果我不能适应，就在两个月内回来上班。最后的结果是我留在北京不想回去了。

在我的家人里，我告诉了大哥。知道我要丢掉工作去北京打工了，他当时竟然啥也没说，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我便自认为他是支持的。其他人则一直到5.1我回家参加侄女婚礼才知道我去北京打工去了。我爸听说我把工作扔下跑到北京打工去了，第一句话就说：“你这是不忠不孝啊！”我知道他是担心我在北京的境况会不如县城。

公公婆婆得到的消息是，我去北京进修了。

同事们则听说我生病了。

在我走后，要好的朋友们陆续从英子和华的嘴里知道我开溜了。

当年，在我们那个地方，我是“吃螃蟹”的人。其他人离开家乡外出都是各种原因调动工作，要么就是那些没有正式工作的农民出去打工赚钱。我这样的的确是第一个，扰动了小县城一池平静的水，之后就陆续有人步我后尘到大城市发展了，包括我教学的中学，也有老师去了别的城市谋职。

走之前我没敢回村里看女儿，我怕见到她我又会变卦，所以就狠心从县城直接到临汾坐火车北上了。只吩咐先生一定要勤回去看闺女，免得闺女想念。

1996年的3月22日，我和先生一早从县城乘坐公交车去临汾，他要送我上火车。那天早晨起来我俩没怎么说话，我抱着先生大哭一场，眼泪里有很多对他的不舍、对孩子的心疼还有对前路不确定引发的恐惧。先生平日爱说，那天竟没有用言语安慰我，只是抱着我任我哭了个够。

那天之后，我们一家三口将各居一处，不会做饭的他也要吃食堂或者到处讨食吃了，他的难过并不亚于我。

果真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那时候我们家没有行李箱，我挎了个小挎包，在一个大提包里放了几件衣服，拎着上了公共汽车，又拎着上了火车，开启了另外一段旅程

那时候，北京对我来说是个熟悉的陌生城市，充满了向往同时也充满了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