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的北漂（二）准备“出走”

刘称莲

当年把正式工作扔掉，把孩子留在家乡，又远离父母到北京做北漂，很多人都说我勇气可嘉。我认同大家的说法，在那个年代没有勇气是走不出那一步的。毕竟我一个农村出身的女孩子，有份待遇不错的工作已经难能可贵，况且我的孩子才两岁，马上就要上幼儿园。

多年过去再反思更深层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两个年轻人当时在那个地方并不能找到归属感和价值感。而我们俩中间，我更甚。

初中毕业后我考入了省首批重点中学，离开县里去到临汾市上学，然后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分配回到县城。回到县城后很多同龄人是陌生的，初中的同学也因为有7年的分离变得生分。在小地方，事事都要靠关系，而我比较内向，在交友方面并不积极热情，在县城呆了好几年，在人文环境上融入得并不好。在内心，我一直感觉到隐隐的孤单。

在学校教学，我又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老师，总想搞点新花样。我讲初中历史，备课的资料是《上下五千年》和我的大学教材，有时候我上课并不拿教材，就给孩子们讲故事。讲到古代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会让学生们趴在窗户上看教室对面屋檐上的瓦当，结果教室里就闹哄哄的。学校领导批评我不会管理学生，课堂纪律太差。

后来高中缺了一位历史老师，我满心以为会让我担任高中历史老师，结果领导宁愿让高中其他的老师负担加重也没有给我机会，这也让我感觉到领导不认可我，觉得我不行。虽然学生们还蛮喜欢我的，但我却感觉压抑，体验不到做老师的价值感。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当时领导的意思是什么，当时只在心里盘算，却不敢毛遂自荐。也许我该给领导送点礼？

其实外在发生的那些事情只是外因，我的内心感觉孤单，感觉不被重视，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大专辩论会和太原之行就像按下了开门的按钮似的，打开了一条缝把光照进了我的内心，鼓足了我的勇气。

从太原返回家乡的火车上，我和先生就商量怎么“出走”的事情了。我俩觉得我的学历高些，容易找工作，况且我的高中同学有好几个在北京工作，可以有个照应。最重要的是我的发小、好闺蜜小兰在北京，她是个很有力量的人，我俩从小一起长大，她早就鼓励我放弃小城的工作出来发展。

从太原回到县城的第二天，我就跑到好朋友英子家给小兰打了电话，告知了我的想法。小兰表示支持，也表示可以帮我留意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一切工作都在秘密进行着，在那个小县城除了好朋友英子和梅子之外，再无他人知道我的计划。我们知道停薪留职是没有希望的，学校本来就缺老师，又没有过硬的关系，于是大家帮我想好了应对的策略。

表面上，我依然在按部就班地工作。期末来临，上课、出卷子、监考、批卷子，接着放寒假。

寒假回村和女儿团聚。女儿从小语言表达能力就强，虽然刚过两岁，但是小嘴可会说了，每天巴拉巴拉地跟我聊天。跟可爱的女儿在一起住了一个月，我产生了动摇。我不想离女儿那么远，很久都不能看到她。

新学期开始后，我看到学校调走的一位老师住的窑洞空出来了，推算了一下全校没房主的老师的资历，感觉应该让我住进去了。为此，我还特意跑到校长家申请了这个住房，当时校长爽快地说可以考虑。

在校长家的细节我记得太清楚了，当时他的小孙子在做数学题，遇到一道难题，据说好几个老师都没有解出来，包括学校一位数学老师。我看了看那道题，竟然顺利解出来了，小家伙当时很开心。

跟校长申请过以后，我喜滋滋地等着搬房间呢，却看到另外一位老师住了进去。

我被深深地刺激到了，非常失落，开始对那份教师的工作变得绝望，无心再留恋。内心悲壮地告诫自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于是，我再一次给北京的闺蜜小兰去了电话，跟她表达我去意已决，她也正式把我的事情放在了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