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吗？
在一家著名网站，我看到“时评家大虾”的排名榜，没想到排名里竟有“农民洪巧俊”。也有不少媒体称之为“农民评论家洪巧俊”。为此我常问自己：我是农民吗？
曾看过贾平凹的《我是农民》，贾平凹写的是他过去在农村的生活经历。贾平凹在19岁就有幸被推荐为大学生，进城上学去了。他说：“真正的苦难在乡下，真正的快乐在苦难中。”这只是他还没有遇到过真正的苦难，苦难是没有快乐的，这说明他还没有真正尝过做农民的种种艰辛。尽管贾平凹口口声声说：“我是农民”，但我想，他这样说是一种“炒作”的需要。其实，贾平凹决不是一个农民。我高考落榜后，在家整整种了8年田，走出农村年近而立。如果我能活80岁，在农村就生活了三分之一多的时间，可我至今还不敢自称于是农民。农民能过上我这样的舒适生活？农民有我这样多的收入？他们一年种十亩田的纯收入绝对比我一个月的收入还少。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不具备做一个农民的学问，虽然我种了8年田，但对一些农事我仍然不精，对一些农活仍然不娴熟，如果说劳力，我离10分的劳力还有距离。种了一辈子田的父亲曾对我说：做一个农民的先决条件，就是得要懂“节气”。过去，我能够一口气背诵出二十四节气来，懂节气就晓得安排农活和农事。“蛤蟆田里叫，种籽田里跳”，这是告诉我们到了播种的时候了。其实当农民的学问深奥着，且实用性很强，比如“天上起了鲤鱼斑，明日晒谷不用翻”，这意谓着明天一定是大晴天，可以收割好晒谷。如若把农民当做考生，那么土地就是试卷。衡量一个人是否是合格的农民，就得看他的责任田里长出了多少庄稼。那时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可我打的粮食总比那些老农少。尽管现在我的脚底还带着稻草般的憨厚，我的脸上还挂着泥土般的微笑，但我却没有种田时的黝黑皮肤，更没有那种力气，那时我能挑一百五十斤，如今五十斤也挑不动。尽管我乡音不改，乡情不泯，乡愁仍像一枚枚涩果，但我生活在都市的空间里，早已把农事忘记，连二十四个节气也数不全，我还有底气称自己是农民吗？
我不敢冠以农民前缀，还因为当初我是一个农民的背叛者。为了逃离农村，不当农民，我却在拼命的读书写作，寻找离开土地的机遇。是的，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从乡村走进了县委机关，成为一名国家干部。但从我逃离农村走进县委，却折射出农民这个最底层向上涌动的通道还没有堵塞，如今这个通道不是淤塞，而是永远关闭了。二十年前，农民可以通过招工、考大学、当兵提干多种方式进入城市，而不是作为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而在现有的干部人事制度下，农民很少有机会获得干部身份，向干部阶层流动。记得乡干部通知我去县里的时候，我还在田中插秧，裤脚挽得高高的，身上是点点滴滴的泥水。假如是现在，我一个穷书生，要钱没钱，要靠山没靠山，人家现在要发展经济，要招商引资，哪有时间管一个玩笔杆子的？
现在，虽然考大学依然是农民进入城市的通道，但是高额的学费为这条通道筑起了一道屏障。近几年，因为没有钱上不起大学的大有人在，供出一个大学生也是倾家荡产。一道道门槛，堵塞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使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明显减少甚至出现凝固化的迹象。向上流动的通道，是人们改变命运的希望所在，民众需要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特别对社会最底层来说，梦想比现实更重要。
记得在一个文艺节目里，一位来自西部的青年选手，在镜头前自我介绍时说：“我是一个农民歌手……”我知道他从没有种过田，连在农村生活也不过一二年，听了他的介绍就如咽了一只苍蝇。赵本山也是农民，如果他不是农民，他怎么可以农民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如今打着农民称号的很多，比如农民歌手、农民诗人、农民企业家、农民画家……冠以农民前缀的可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在真实身份前缀以“农民”，不过是试图营造一种强烈的反差。此举也许突出了他们的成就，却在另一方面歧视和贬低了整个农民群体。但这种习惯性的歧视，已经让我们熟视无睹。
当初我下决心不当农民，才走出了农村。现在生活都市里，过着都市生活，却又称自己是农民，我觉得这是自贱和歧视农民。乡下有我的责任田，有我的父母和兄妹，我的脐带还与故土紧紧相联。但至今，我还不敢冠以农民前缀。虽然我长期关注“三农”，发表了大量的“三农”文章，连在自己的博客里也只敢冠“八年种田”。
农民，一个在厚重的历史中沉淀了千百年的名字；一个从土壤里长出的有如庄稼般朴实的名字。如果我还称自己是农民，那绝对是一种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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