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和确认

                           ——读《中国在梁庄》有感

花了两日时间，将《中国在梁庄》通读了一遍。说实话，读这本书，与其说是探究，不如说是确认。因为书中所写我早已心知。我的老家与书中所写穰县距离不远，都属河南,因而书中所写的一切我都感觉很熟悉，特别是里面使用的河南方言，更是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倍感亲切，经常是不由自主地就默念了出来。

当然也有不同，但是这点细微的不同，更多地是表现在自然环境上，这可能与穰县（也就是今河南邓州）地处鄂豫陕三省交界处，而我老家葛县地处河南腹地有关。比如我老家就没有梁庄那么多的水，书中描写的河水和小溪让我看了不由心动、暗羡，只可惜这一切在梁庄也被破坏、消失了。

还有一点略有不同，我老家打工的风气似乎没有梁庄那么浓厚，这可能跟村里有些家庭作坊有关，这些作坊主要是机器零件加工，往往是一架车床，几个工人，虽然小，却也消化了不少本地剩余劳动力。与之配套的，还有一些较大型的翻砂厂之类。工作很辛苦，但是收入与出外打工相比也并不算低，一个月正常要一两千元——这还是前几年我了解的情况，现在可能更高——而且这个收入相比于出外打工，可算是“纯收入”，因为不用离家，所以省了路费、房租费、伙食费，而且可以守着土地和家人，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仍有部分年轻人选择了出去打工，毕竟村里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并不多，更何况外面的世界总显得更精彩。我一个邻居的孩子，也是我小时的玩伴，就一度跑到昆明，在一个汽修店当学徒，很不错的是，他学到手艺就回来了，在村口开了一家自己的汽修店，生意兴隆。可惜的是他老婆不大懂得操持家务，据说家里弄得乱七八糟，而更不幸的是，他的母亲早早就因糖尿病（？）失明了，但仍摸索着帮他做饭、洗衣。我另外一个小时的玩伴，前年我回家的时候得知他在湖北十堰一带帮人打井。他很聪明，但是兴趣不在学习上，高中读完就跟一个亲戚去了广西柳州，呆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他更不幸，妻子娶进门不久就得了重病，治病花了他不少钱，然而不久母亲又得了癌症，终于不治去世。得知这些消息时我几乎怀疑他是否能撑得过去，然而那次见面让我释然了，他仍然像过去一样，热情、活泼，只是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讲，谈了一会儿，牌友来了，就招呼着打牌去了，自然是带彩的——从小学时他就开始玩这个了。还有一个女孩子，是我的小学同学，听说她也出去“打工”了，然而没多久就听说她又回来了，而且得了一种“脏病”，在家里等死（？）。有一段时间到处是关于她的流言，谈的人说着说着就吭哧吭哧地笑，像是在谈着怎样好笑的一件事。我始终弄不清楚是真是假。

所以说即使有差异也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因为村庄出去打工的人少，所以留守少年的问题或许并不严重，但村中开了几家网吧，成了这些青少年的祸害。我在家时多次听到村人略带抱怨地谈到谁家的孩子不知道学习，天天就知道去网吧上网。因为管不了自己的孩子，就把责任怪到了开网吧的人身上。最吊诡的一点是，最早开网吧的那个人竟然就是个老师，以前还曾经做过村小学的校长。村人说他们是赚钱赚迷了。很显然，网络对青少年的诱惑是当今城乡共同面临的问题，区别仅在于，城里人对孩子会有更好的引导，而农村人对孩子除了打骂禁止就是放任，似乎想不出还有第三条路可走。

除此之外很难想象还有哪点不同，也许学校还没有变成养猪场。我回家的几次都在假期，村里的小学有没有荒废没太注意，倒是早几年就听说邻村一个小学和我们村的小学合并了。中学倒是变化很大，我以前读的那个初中就被废弃了，据说是跟另外一个中学合并了，不知道是不是跟学生数量减少有关。我倒觉得不无这种可能。

其它就跟梁庄几无差异。村庄也变得新了，所谓的“蓬勃的‘废墟村庄’”。新表现在街道整齐了，路面平整了，还铺上了石子。村子里的新房也多了，且多是两层三层的楼房，门楼、地基也一家比一家高，在这些新房的映衬下，我家的老房不仅显得破旧，而且异常矮小。我家后面那家正在盖房，从他们家的院子看过去，我家的后窗几乎已贴近地面，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多少人家因为地基高低的问题吵架、打架。也许是因为家里只有妈一个人了，所以觉得“好欺”吧。这家人说来也很有意思，男的在村人看来多少显得窝囊，女的则是“母老虎”，娶亲那天两家人就闹翻了，差点因此离婚。婚后关系一直不好，特别是对待公婆，十分不好，吵架是常有的事，经常把公婆骂得狗血淋头。最让人吃惊的是，一次吵过架后竟然在院子中垒起一堵墙，把公婆出门的通道都给堵住了。不久公婆相继死去，其遂开始翻建新房。其本十分贫穷，能翻身端赖一次儿子被打，眼睛受伤，在医院里赖着住了很多天医院，逼得对方只得赔钱了事。用这笔钱他们买了一辆三轮车，开始起早贪黑地干活，跑运输，几年下来竟然存下了翻建新房的钱。但是在房子快要建好的时候，突然传出要建新农村，现有的房子将来都要拆掉，但是这个消息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建房的积极性。

村庄的环境污染也极其严重。因为无山也无水，所以从来没有“山青水秀”过。据妈说她小的时候，村里还有一条河，河水那时还是清澈的，他们还经常在里面洗衣服。查民国版县志，也提到有条河从村里经过，但我记事时这条河已消失了，偶有流水，也是飘着厚厚泡沫的从造纸厂流出来的废水。干涸时，河底就皴裂成一块一块的，像是铺了一层腐烂的纸块。我小的时候，家旁边有一个大坑，是一个被不断填小的池塘，那时还经常有鸭、鹅在上面游荡，偶尔还能在坑边的水里捡到几只鹅蛋。夏天这里是村人避暑的“胜地”，年轻人不顾水的肮脏，一个猛子能从这头扎到那头。冬天则变成了滑冰场。冰冻得往往并不结实，所以偶尔也有掉进去的。但是我们仍然去玩，只是很谨慎地在边上相对安全的地方。只是就这样一个池塘，也因为建房子一点一点地被垫平了，终于一点痕迹都看不到了，上面全盖成了房子。我上面说到现在村子变得很“新”，那是面上，走到背街的地方，其脏乱简直让我瞠目结舌。在村庄的边上，我看到同往农地的路边扔满了垃圾，以至于那个地方像个垃圾场，我实在难以相信村人是怎样在这里一趟又一趟走过的，难道他们可以做到视而不见？还是真的已经习惯了？我还在村里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污染还在水质。以前喝水也是地下水，我刚记事时，村里还有大井，就是摇轱辘那种水井。后来开始每家每户打压井，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了吧，因为力气不足，压水的时候需要跳起来，踩在井台上，把身子压在压杆上往下压，才能压得出来。再到后来，就是打深井，用水泵，方便倒确实方便了，就是得花电费。但水位明显变浅了，打的井越来越深，浅了就出不了水。但那时喝水，还经常是直接拿着水瓢在水缸里舀着喝，不需要烧开，也不会拉肚子。夏天刚抽上来的水很凉，大热的天一口气灌一肚子，很消暑，也很享受。但是前年我回家，突然发现家里多了个以前城里人才用的饮水机。问了，才知道现在地下水已经不能喝了，问为什么，说是烧开，上面有一层白沫，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村里人都不敢喝，只好喝矿泉水。说是矿泉水，一大罐才两三块钱，我实在难以想象会是什么高级安全的水，而且虽然一罐才两三块，但是一年下来，对于农民来讲，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了节省，村人只好做饭仍用地下水，但是要先烧开了，把表面的那层白沫过滤掉，才敢用。（关于这件事我曾写成一篇小文《老家的饮水机》发表在《厦门日报》上）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把水质污染成了那样。要说污染严重的企业，村里并不多，因为大多都是机械加工的小作坊，几里地以外的造纸厂是，但那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不知现在是否仍存在。离村口约一里多地的省道边，有一个活性炭厂，总是发出刺鼻的气味，据说在那里工作两年，就必须换一批工人，因为容易得癌症。这个说法不知有无依据，反正在我们那里传得很凶，而且指名道姓，有真得癌症死的，家属抬着死尸去闹，据说最后赔了几万块钱，让一些村人很是艳羡。还有几个石灰窑，老是狼烟扯地。以前我们上学要经过那里，总是屏着呼吸，一个劲猛踩自行车，快速冲过去。因为污染，那附近的农作物明显要比其他地方的农作物长得差，又瘦又矮又黄，一副病怏怏的样子。

再谈教育和出路。现在读书对孩子们的吸引力可能的确不如以前了。河南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占绝大多数，以前农村的孩子要想走出去，基本上只有考大学这一条出路。所以都愿意读书。但河南省人口多，省内又没有什么好的学校，竞争很激烈，所以河南的孩子读书都读得很苦，能考到省外的成绩都很好。我印象很深的是，我读书的时候，初中考高中，我已是班级前几名，竟然考不进县一高，而除了县一高，其它的学校上了也等于白上，因为升学率几乎为零。我复读，考上了地区最好的市一高，但就是我们这样的重点中学，升学率也极低，一个班能考上十几个就不错了，基本上都要复读。所以实际上等于是复读生在跟应届生竞争，慢慢形成恶性循环，几乎人人都要复读。更恐怖的是，连复读生的升学率也很低，我复读时是在县一高，一个复读班一百八十多个人，教室是六间房的一个大教室，从后门看讲台上的老师，总感觉他很遥远。老师根据考试成绩对学生区别对待，成绩差的就坐在后面和两边，等于基本上放弃了他们。大多数同学都很刻苦，有的人甚至不回寝室睡觉，困了就趴在课桌上睡一会儿，醒了就用冷水洗把脸，点亮蜡烛继续读。冬天也是如此，只是头上多了一件军大衣。我当时的感觉是：真是疯了！饶是如此，最后考上大学的似乎也不足二十人。

我们村算是我们县的风水宝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村里考上大学的人多。从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考上北大的算起，村里至少已经有几十个大学生。即以我家那条街为例，就有多达近十名大学生，其中包括北大、南开、北师大这样的名校。很多都是兄弟、兄妹全都考上了大学。即以我自己为例，我们兄妹，以及和我玩的要好的那些玩伴也基本上都考上了大学，好或差一点而已，最后也都进入了城市，成为了一名所谓的“城里人”。正因为如此，所以村子的名气很大，很让外村人“眼气”（眼红）。（关于这件事我曾写过一篇小说《蒿子遍地》发表于《厦门文学》）之所以能如此，我想主要是种风气，熏陶的结果，村人也是如此看待。然而现在似乎也开始有点青黄不接了，提到下一批的孩子，家长们都在摇头，说学习赖（差）的，天天除了打游戏就是上网，能学好？不过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也跟现在上了大学也难以找到工作有关，也即上大学的含金量降低了。而且学费太贵，实在难以承受。但是如果还像过去，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即便学费再贵一点，我想很多家庭也会想方设法坚持下来的。

村里人的文化生活更是一片荒漠。还是前年春节，大年初二我去外婆家串亲戚，一个姨夫听说我回来了，特意赶过来。按他说的，他本来都不准备来了，因为家里有牌场要照顾。吃完饭，说了两句话他就急急回去了，自然是要照顾他的牌场。其它吃过饭没事的男客们也一个个消失了，据说也是去“逛牌场”了。问起，才知道现在农村赌风很盛。这倒不让我意外，因为农村历来如此，只是现在更甚而已。更甚的一点还在于，现在赌得越来越大，据说一个晚上输赢几万几十万也是正常的了。倒让我疑惑村人哪里来的那么多钱？更让我吃惊的是女人们对赌博的态度，她们看起来很包容，像是在谈一件很普通、很平常的事。这跟我以前的因为赌博而动不动发生家庭纠纷、打架吵架的印象迥然不同。

这就是村人的娱乐方式，也是他们仅有的精神生活。梁庄那种图书室是想也不要想了。露天电影我还在读书的时候还经常放，现在随着碟机、电脑的普及，估计也少了，即便有，还有没有那么多人热情地去看，在我心中也是一个问号。妇女和老人们的精神生活大多是“信主”，这点也跟梁庄人一样。信主分地上的和地下的两种，地上的就是政府同意和支持的，村里盖有教堂，供他们做礼拜。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政府盖的教堂。因为信主的事确实在村里引发了很多家庭矛盾，主要是因为有些妇女为了信主做礼拜，一出去许多天，不能尽职做饭照顾孩子，以致引起男人们的不满。但是客观来讲，这些妇女们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她们回到家后会加倍地干活以补偿，只是无法满足男人们的要求罢了。而且信了主之后，她们确实在待人接物上更谦和。按照她们的话说是，信主有什么不好？主都是教我们学好的。但是他们在农村仍然不被待见，男人们信主就更不被待见了，甚至会因为跟妇女们一起跑着信主而被另外一些不信主的男人看不起，奚落，认为他不像个男人。

总之，在农村，男人们的精神生活主要就是赌博，而女人们主要就是信主。读钱穆传记，看到钱穆一边在农村小学教书，一边还能进行在我们今人看来甚为高深的学术研究，真是感慨万千。旧社会，农村还有一些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的士绅，主导着农村的精神文化领域，在今天，这样的乡村知识分子早已成为绝响。这也是我最为遗憾的一点。农村稍微有点知识文化的，都离开了土地，走进了城里。农村似乎成为了一片被鄙弃的废墟。

谈到乡村的政治，更是糟糕。村组织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基本上起不到任何组织领导生产的作用，他们更像是政府伸在农村的一只利爪，存在的唯一价值即在于帮助政府抓管计划生育、收各种税费。以前有一句顺口溜，几个字就把村组织的作用概括完了，即“催粮催款，刮宫流产”。现在粮款基本上不用收了，刮宫流产的工作却仍旧要做。最糟糕的是，现在的村领导基本上都是“坏人”当道，所谓的坏人，就是能横得过别人的人。横不过别人，即使当了，也当不长久。这些“村霸”们能为村里做什么好事，想想也就知道了。幸而村民们从来也没有指望过他们，只要他们不要欺人太甚就好了。

所以我很认同作者的判断，乡村确实是困在了泥淖里。如何拯救，作者没有谈，这也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的问题，本书的目的可能也不在此，作者更多地是把农村的困境展现给我们，引发我们共同思考。确实这也是需要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不管我们身在城市还是乡村。不要因为你身在城市就觉得中国的农村不关你的事，因为虽然说城市化是中国发展的方向，但是我们的双脚永远无法离开地面，也就永远无法离开土壤，离开农村。城市化也是这些年吵得较凶的一个问题，但是如何城市化其实很多人都存在认识误区，穰县的县委书记的观点我很认同，他说城市化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就业、收入方式的城市化才叫城市化。但是现在很多人错误认为城市化就是把农村变成城镇，让农民离开土地。现在我老家正在搞新农村建设，具体内容我还不很清楚，知道的一点是将来村民的房子都要被拆掉，按面积补贴钱，然后政府统一盖楼房，再卖给村民。其好处是增加耕地。其实这个想法很多年前我就曾经有过，但是现在突然要实现的时候，却突然犹疑起来，我担心操作不规范，会产生更多的弊病，甚至变成一场对农民最后的掠夺。村民们倒没有那么多担心，因为他们认为根本就搞不起来，而且关于将来，似乎想得也不多，只要给钱就行，有的甚至已在盘算自己的房子政府会给多少钱。

最后必须要承认我对村庄的了解是不足的，即使是我出生、成长的村子。这也是我虽自觉对书中所描述的农村现状已心知，但读完《中国在梁庄》仍感觉收获较大的一点。我原先的了解更多是感性的、表层的、肤浅的，我没有太多的机会深入村庄的肌理去深入探究。比如说我连村庄的人大都不认识，这当然也跟我们的村子较大有关。与梁庄相比，我们村子算大了，有八个生产队，两千多口人。而我除了小学五年在村里读书，十一岁即到外村住校读初中了，读高中已是在城市，一个学期难得回来两次，读大学更是远到北京，也只有寒暑假才能回一次家了。大学毕业落户南方，则连一年回家一次也难得保证了。所以我满打满算，在村子呆的时间不足十二年。而且这十二年，前六年基本上不懂什么事，后五年基本都是在学校里，只有一年的时间算是有机会跟村民们接触，零星了解点他们的生活和想法，而且更多的是作为旁观者和聆听着。饶是如此，耳濡目染，对农村仍有一种起码的感性认识。而且自从出外读书，远离土地，对村庄更有一种特别的关心，这种关心甚至可能是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的人所难以理解的。这也是我会在读完《中国在梁庄》之后愿意花费笔墨拉拉杂杂写下这么多字的缘故。

                                 2012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