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七日在集美陈嘉庚纪念馆召开的座谈会的主题是“走进嘉庚建筑”，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机缘只是让我开始走近嘉庚建筑而已，还远远称不上“走进”。

厦门大学我曾多次去过，每次都对厦大校园的美丽赞叹不已，当然让我赞叹的也有厦大的建筑——只是认识很肤浅，仅限于浮光掠影式的观感而已。读了庄景辉教授的这本《厦门大学嘉庚建筑》，我才感觉开始真正对这些建筑有所认识了。

读这本书的过程也是一个愉快的经历，三月十三日收到书，当夜即通读一遍，掩卷之时已是午夜时分，但我一点都不感觉困，反倒更加精神，甚至有种立刻去厦大再看看这些建筑的冲动，我想那时我看它们的感觉肯定格外不同。两百多页的书，而且是关于建筑的，能够让我一夜读完，并感觉到极大的收获，我想应归功于作者流畅的文笔和清晰的思路，更何况还附有大量精美的图片，既愉悦了人的眼目，也帮助加深了对文字的理解。

也许是因为作者并非建筑专家而是一个人文学者，他更多地是从史的角度入手，一部建筑史其实也就是一部厦大建校史，从中更可看出陈嘉庚先生的伟大人格。我很认同作者在书中的几个论断，比如在谈到陈嘉庚“节省实用”的建筑思想时，作者写道“但也不得不承认，归根结底，‘财力’才是首要的考量。”（第110页）并不盲目为陈嘉庚唱赞歌，而是实事求是地道出陈嘉庚当时的窘境，这一点是很难得的。在谈到嘉庚建筑“穿西装戴斗笠”的建筑风貌时，作者又辩解道“为什么非要说她是一种矛盾一种冲突而不是一种融合一种共生呢？”作者能跳出狭隘的传统观念，确实需要一定的眼光和胸怀。

通读过全书后，我认为嘉庚建筑（姑且不论这个提法是否有问题）能够成为一种风貌建筑，一方面是陈嘉庚个人审美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妥协的产物。说是陈嘉庚个人审美的产物，主要是指陈嘉庚的个人审美在建筑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仅举一例即可说明，书中第43页提到，群贤、集美、同安三楼一开始并不是后来建成时的样子，在屋顶用绿琉璃瓦按照中国古代建筑的式样来粉饰，是陈嘉庚先生在三楼已经开工建筑过程中专门从新加坡来信指示修改的，为此还对地基进行了重新加固。说嘉庚建筑是妥协的产物，主要是指资金方面的妥协，前举“节省实用”例即可明之。其实一开始陈嘉庚不接受美国建筑师墨菲的设计，也并非完全是因为设计得不好，也许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资金不足和赶工期。虽然陈嘉庚是著名的橡胶大王，但在厦大建校过程中资金困难从始至终困扰着他。须知，陈嘉庚一开始就明言，“此大学基本金八百万元，陈嘉庚负担四百万，其余则由南洋华侨捐助。”但是根据陈嘉庚先生的自传，他在南洋的三次募捐都失败了，最终还是他独自在支持。而在一九二六年后，由于世界经济衰退，陈嘉庚先生自己的生意也进入困境，连年亏损。但在这样困苦的情况下，他仍能坚持独立办校，确实让人感动。即使一九三七年被迫将学校无条件交给政府，也仍是为厦大的前途考虑。

陈嘉庚先生让人敬佩的第二点是，他在建校设计上的深谋远虑和具体操作过程中的务实。深谋远虑主要表现在为厦大选址上，从一开始，陈嘉庚就考虑到将来厦大要办成“生额万众”的高等学府，“百年树人基业伟大更不待言，故校界划定须费远虑。”（第32页）但在具体建筑过程中，考虑到资金的困难，陈嘉庚先生倒表现得格外务实，比如之所以不肯效“洋人之建法”将房子建得“极坚固可耐百世不坏”，是因为陈嘉庚坚信随着时代的发展，校舍一定会被更新的更科学的建筑形式所代替，因此能用三五十年就可以了。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远虑。在设计图书馆时，他在给林文庆校长的信中嘱托“现拟建之图书室，须按他日可作别项用。盖厦大如十年之后，须有正式之图书室，……，目下不过渐作权用，五六年之后，移入正式楼，则此屋应作别用也。”（第107页）这既是远虑也是务实了。

陈嘉庚让人敬重的还有一点，他在南洋募捐时，往往以用捐款人的名字给建筑命名作为吸引，但仍归失败。难怪他在自传中慨叹：“自开办已四年，余捐输开办等费百余万元，未有标余姓名一字。”（见《南侨回忆录》岳麓书社1998年8月版第18页）确实，陈嘉庚亲手监造的群贤楼群、建南楼群、芙蓉楼群等未有一楼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倒是他募捐到的，以他的女婿李光前捐款建造的建南楼群、芙蓉楼群，在命名上都于李光前有关，甚至成义、成智二楼直接以李光前的两个儿子的名字命名。直到2001年4月厦大建校八十周年时，才在后辈人的手里出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嘉庚楼群，这时距他离世已经整整四十年了。你说面对这样的伟人，我又怎能不衷心敬佩呢？

也许陈嘉庚根本不需要这样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楼，他的姓名，包括他的生命早已跟厦大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了，厦大即是他，他就是厦大，不管他走了多久，他永远是厦大人心中的校主。

                                    2012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