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逛书店，无意中读到王国华先生发表在《中国图书商报·导购周刊》2004年9月3日“文化版”上的一篇文章《剔除“名著木乃伊”》，颇有感触，但是也引发了我一些不同的思索，特讨论如下。

首先我们要问什么是“名著木乃伊”？按王先生的说法就是那些虽然有着“名著”的称号，但是“已经风化成为一种象征，一具无血无肉的尸骨”的书，它们现在的主要作用“就是供人玩赏和把玩”。举个例子，比如王先生提到的中国的《山海经》、《周易》，外国的《追忆似水流年》、《尤利西斯》、《喧哗与骚动》。它们最大的表征就是没有人会“一字一句”地读过，也没有多少人能真正读懂。

我承认有这种现象，就像我自己，碰到《周易》是绝对不去碰的，因为我读不懂，《尤利西斯》同样如此，而《追忆似水流年》（另有译名《追忆逝水年华》）我同样也没有读完。但是我并不敢因为我读不懂，就判断别人也读不懂，因为在我们乡下，我就看到有人津津有味地研究《周易》，在我的身边也有很多人把《喧哗与骚动》读完了。而且，即便是我没有读完的《追忆似水流年》我也不能不承认它的确是伟大的。

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我们如何去认定“名著木乃伊”呢？就是说以谁的眼光去认定呢？因为对我们来说是木乃伊的，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刚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比如说《喧哗与骚动》。

退一步讲，即便我们能认定“名著木乃伊”，我们又能怎么样呢？王在文末说，“我们自然应该像保护传统般保护一些名著，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有选择的常识和眼光，有扬弃的勇气和力量！”勇气和力量我们自然是有的，但是如何“扬弃”呢？否定“它们”是名著吗？但是王又在文中说，“当然，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一定有其特定原因，没有人来指定它们，它们是历史的自然选择。”那么我们如何就能随意地来“指定”它们不是名著呢？即使如作者所说，“但是随着时间地流逝，它们的骨血也流逝殆尽，印痕变成了不起眼的疤瘌。”那也应当同样遵从历史的自然选择，让时间去淘汰它，我们又何必非要插上一杠呢？

作者又说“它们存在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被拿来说事”，那么这也不是名著的责任，而只能是那些拿名著来说事的人的责任。

其次，如果我们无法否定它们是名著，我们是否可以因为它们是我们指定的“名著木乃伊”而拒绝出版它们呢？这似乎也成问题，首先出版商就不一定同意，因为他们是最懂“经济规律”的，如果没有人买他们自然是不会有出版的热情的；其次，即使出版商同意不出版它们，那些喜欢这些“木乃伊”的读者也不一定同意，你怎么能因为自己不喜欢读就也不准别人读呢？尽管他们可能只是一小撮人。这是一种变相的“法西斯”思想；再次，即便是的确没有人肯去读，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失去了出版的价值，因为它们虽然“骨血流逝殆尽”，但是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形还是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的，更何况大部分的名著书写的是人类灵魂的历史，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反思的恰恰应是我们读者。

最后，我认为，我们不仅不能，甚至也无法剔除掉“名著木乃伊”，甚至还要保护它们。这里的保护不只是像老教授们一样呼吁大家都来读名著，而是指保护名著的出版。这似乎与前文相矛盾，其实不然，前文讲过，出版商是最懂经济规律的，当有利可图时他们就会有极大的出版热情，而当无利，甚至要亏本时，他们就失去了这种积极性，甚至转而变为一种阻碍。而在这样一个日益“快餐化”的时代，名著因其对智识和耐性的要求而越来越被大众群疏远。所以这不只是所谓“名著木乃伊”遭遇的问题，而是所有名著共同遭遇的尴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在市场经济时代，也并不是任何事物都有市场化的必要和可能，对于名著和诗歌这样受众群较小，但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承有着重要意义的事物，我们只能采取保护的措施，而关键的就在于保护他们的出版，只有这样，文化才有继续传承的可能。

                             2004年9月12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