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流按：今天是2011年的最后一天。十月份去了一趟北京，参加十年同学会。十年！一晃眼已十年过去，怎不让人感慨万千！前不久，见《厦门晚报》搞“我心目中的厦门晚报”征文，本无意写，突然发现用与晚报副刊的角度，倒是一个不错的审视和总结大学毕业来厦这十年生活的一种方式，于是写下了这篇小文，也包含了我对厦门晚报副刊的一点期冀。

                         我与晚报副刊

我与晚报的关系，其实主要是与晚报副刊的关系。因为我虽然是晚报的忠实读者，但这个读者与其它读者并无不同——也许只有一点，那就是我除了晚报基本上不读厦门的其它报纸。

我之所以觉得我与晚报副刊的关系还值得拿出来说一说，是因为它在我来厦这十年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我2001年7月大学毕业来厦，查剪报，2001年12月即在晚报副刊发表了可以说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公开作品。紧接着，次月又发一篇。尽管这两篇都是应征文章，最后也并未获奖，但其发表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却具有莫大的鼓舞作用。随后我正式开始给副刊投稿，因为喜欢读书，投的多是书评之类的东西。那时副刊还叫“文化周刊”，读书版每周一期，编辑刘文辉。2002年3月初我的一篇书评《受害者为何成迫害者？》在读书版“头条”发表，这让我很是兴奋了一阵子，但更让我骄傲的是，3月下旬读书版又发了我一首用诗歌形式写成的书评《“我把三个变成六个”》，我猜想用诗歌的形式写书评，在晚报的副刊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吧。

那时晚报的副刊还有个“不夜城”栏目，专发散文、随笔，2002年9月我在上面发表了一篇小散文，剪报现在仍存着，写这篇文章时找出来看，才知道编辑竟然就是我现在的朋友黄静芬——那时还都不认识。

在我看来，晚报副刊面貌为之一新，还得从萧春雷任副刊编辑时说起。那应该是2006年前后的事，查剪报，我是2006年9月开始在萧春雷编辑的版面发表文章的，先是书评，后是散文、随笔。那时的副刊总称是“一周文娱”，有读书版，也有我觉得格调高雅的“作品”版，当然还有 黄秋苇老师编辑的专发地方文史文章的“乡土”版，只可惜我不是文史专家，无从投稿，但看却是爱看的。

中间有件事值得插叙一下，2004年因为参加晚报组织的“松下杯”首届青年DV大赛，有缘结识晚报副刊部的刘凉军，后来才知道还是老乡。在那次比赛中，我侥幸获得了最佳脚本奖——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凉军，2007年我得以结识萧春雷，并参与到读书版的改版策划中。那段时间以及之后，晚报副刊似乎一直在摸索求变，这从副刊的名称即可看出，先是“文娱周刊”，后改为“文化周刊”，后又改名叫“尚品周刊”，但好在阅读版都保留着，内容也无大变，只是从2007年6月起，增加了一个“晚报推荐书榜”和“榜评”的栏目，每周约一位作者推荐三本新书。这就是我们策划的结果。我有幸应邀写了第二期的榜评，也算是“先驱”之一了，随后又写了不少。因为要推荐的都必须是新书，所以榜评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好写，但也因此认真读了不少书，算是意外中的收获。

后来副刊继续在变，首先是“作品”版改由黄秋苇编辑，后来突然就没了；黄秋苇老师负责的“乡土”版也渐渐无疾而终。这都是让我颇感遗憾的。倒是黄秋苇编辑的另一个版面“醒脑”一直健在，承黄老师错爱，从我的博客里“偷”了几篇文章过去，还由漫画家小牛配了漫画，令我惊喜不已。再后来“榜评”栏目也取消了，读书版改叫“厝边·书橱”，也就是现在的样子。据说为的是“通俗化”。有个问题我总想不明白，报纸究竟是要迎合读者呢？还是引导读者？如果只是迎合的话，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指责那些花边小报呢？

读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他谈到虽然报纸诞生时不一定要有副刊，但报纸如果想竞争、生存，就一定得有副刊。一八七二年《申报》在上海创刊，为了和早它十一年创刊的《上海新报》竞争，想来想去，还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创办副刊，这就是中国报纸有副刊的开始。其实仔细想想，我们现在之所以还记得《申报》、《大公报》，多大意义是因为它的新闻，又多大意义是因为它们的副刊“自由谈”和“小公园”？说实话，厦门城市很小，如果只论新闻，各报之间难有多大的差异，真正让报纸区别开来的，或者就是副刊。这也就难怪曹聚仁后来到香港，吃惊地发现港报之间的竞争，基本上就是副刊之间的竞争了。

真诚地祝愿晚报副刊一路走好！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