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杨景尧先生，今年已八十七岁高龄。一九二三年出生，一九四七年考取某空军任文书，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奉命移防台湾，就此离开大陆，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两岸关系松动之后，才重回大陆定居。一九九五年在家乡河南长葛创办杨景尧文教基金会，截止目前，已为家乡文教事业投入资金数千万，真可谓“尽馈膏火助寒窗”。

我受过杨先生的资助，二人又比较投缘，所以相对其它学子来讲，接触算是多的，但真正认识杨先生，还应算是读了他的自传之后。杨先生自传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也是让我悚然而惊的，莫过于他的“傻”。按我的想法，一个任了十多年军职，且处处受人尊敬的人，怎么会傻到这种程度？真有点匪夷所思。

先生究竟是如何傻的呢？有几件事为证。

一是先生和别人合伙开冰果店。一九六二年初，先生脱离军职，开始自谋生活。三月即接到三位同乡的邀请，合伙投资开冰果店，每人出资7500元。不料等冰果店开业之后，好景不长，霍乱盛行，生意一落千丈。两位股东见状，即以家庭困难为由，恳请先生接收其股份。先生禁不住其哀求，原价接收。后先生欲离开屏东他往，想把自己所持的三份股权贱价转让给实际开店人老宋，老宋不收，既不肯算账，又不肯分钱，先生最后只得黯然撒手而去，等于冰果店股份全数送给了老宋。

二是借巨款给秦某做走私生意。六十年代初两万元新台币应算巨款了吧。还是要求先生接收冰果店股份的那位秦先生，因为冰果店生意不好，把股份原价转让给先生之后，又提出向先生借两万元钱，去菲律宾做走私生意，自谓可以一本万利，借款一个月后准还。先生经不住其苦苦哀求，只好将享受政府特惠优息的保命钱退役保险金悉数取出借给他，不料不仅归还日期一拖再拖，终于连人都了搬家，面都见不到了。先生因此几乎绝望自杀。

三是贱价卖房为张某凑股份钱。一九六六年，先生和马、何二位先生合伙成立西南戏院，一开始生意尚好，后因中央电台增加了一个文艺电视频道，生意一落千丈，股东马某于是提出贱价出让股权。在影院放映电影的张某提出意欲购买，交了订金、签订合同后又无钱支付，于是向先生求援，先生无奈只得贱价卖掉影院的临街门面房为其救急。而一来一去，张某稳赚数十万，先生则稳赔数十万矣。

先生这些难道不叫傻吗？更不用说先生还在军中时，为帮助一个同乡，买下其羊群，因无人看养，自己还当了一个月的羊倌，最终又低价将羊群贱卖这样的事了。说得好听点，先生这叫心地善良、为人厚道，（但是否也忒厚道了一点？）说得难听一点，就叫傻。

但这些还不算最傻的，因为这些毕竟还可理解。下面这件事，真是让人理解都难以理解了。

还是在先生开办西南戏院时，一次先生在戏院遇到一陌生人，陌生人张口向先生借100元钱，先生虽然不认识他，但仍然借给了他，三日后陌生人信守承诺归还；不久，其又向先生借500元钱，十日后准时归还；先生此时已有察觉，知此人不久后必定会再次向先生借钱，且借的数额会更大。果不其然，不久其再一次向先生借钱，这次是1000元，但先生二话不说，仍借给了他。果然，陌生人从此再未露面。

明知会被骗仍然肯借钱给别人，真不知先生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不是傻又是什么呢？可是后面还有更精彩的，时过一年，先生出外办事，突然在一个小巷里遇到这个人，先生远远看到他，而他尚未看到先生，先生大吃一惊，心说不好，立刻躲进路旁米店，等那人过去了，才敢出来。而目的不过是避免那人尴尬而已。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我几乎弄不明白了，因为在我的意识里，从来没有人教过我这个，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虽然说《圣经》里有“别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伸过去给他打”这样的混账话，可是也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样不主张无原则宽容的硬气话。即便在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里，孔夫子不也讲过“以德抱怨，何以报德”这样的明白话吗？杨先生何以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其心理基础究竟何在？

直到我读到台湾作家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才知道杨先生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个例。该书第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写贞观陪外公巡鱼塭，突然看到阿启伯正拿着菜刀在偷摘他们的菜瓜。

“摘瓜的人，并未发觉他们，因为祖孙两个都闪到门背后。贞观当时是真愣住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是前进呢？抑是后退？她不能很快作选择——

然而这种迟疑也只有几秒钟，她一下就被外公拉到门后，正是屏息静气时，老人家又带了她拐出小巷口，走到前街来。

贞观人到了大路上，心下才逐渐明白：外公躲那人的心，竟比那摘瓜的人所做的遮遮掩掩更甚！

贞观自以为懂得了外公包容的心意：他怕阿启伯当下撞见自己的那种难堪。”

杨先生何尝不是如此！只是外公对阿启伯那样做还更容易理解一点，毕竟是熟头熟脸的邻居，而杨先生对那个连名字都不知的陌生人呢？外公是可怜阿启伯家穷，杨先生何尝不是因推断那人定是个穷困的退伍军人而惺惺相惜呢！

可惜这种品质到大陆后让杨先生饱受苦头，邀请先生合伙做生意的地方政府，最后往往变成了吞掉先生冰果店股份的老宋；先生要办学、要成立文教基金会，本来简单的事在先生这里往往也变得困难起来，最后往往需要先生贱卖自己的门面房为政府撑门面；就连村里，卖给先生用于建基金会的地价也要远远高于卖给别人的。

先生真变成了一只人人都想雁过拔毛的大雁。

由此可见，在我们这里，想理解先生的这种“傻”该是如何之难呀！

                                                 2010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