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一直说要买，没舍得，也不是舍不得，而是觉得没必要。当时还没看，只知道口碑很好。其中大量篇幅写西南联大。但我站在书架前翻了翻，感觉似乎分量还不够大，没有存的必要，更何况是一本口述书。就想等图书馆买了之后借，但等来等去，等到黄花菜都凉了，还是没等到。那天跟小周打赌，我输了，赌注是一本书，我就提到这本，我说好哇，大家都说好。他说好那就买。我说一直在等图书馆买了借。他说那你买了给我不就行了，到时我先借你看。我说行。就在网上下了订单。大年初八书到，拿了就读，读到晚上睡觉，已看了三分之一。心情无比畅快，读书读得这么愉快已很难遇到了。于是心中已决定将这本书留下，小周如果需要，就再给他买一本，如看后不需要，就再给他另买一本。大年初九说给小周听，小周笑说，不行，我的书怎么能给你呢，你要给我，我再送给你！于是大笑。

何兆武先生闻名已久，但是不记得读没读过他的译著。在这点上我很沮丧，就是记性差。特别是看到书中何先生七八十年前老师、同学的名字都记得那么真，甚至包括在贵州上学那一年，三个晴天的日子都记得，这真让人羡慕了。至于雷海宗，就更不用说了。连胡适批评雷海宗，都不忘了说句公允话：“雷海宗就是记忆好。”而我是看什么忘什么，看过的书也不算少了，但时过境迁，再回想书的内容，有时竟是一片空白。这让我经常为之懊恼。但何先生的一段话给了我些许安慰，他说：“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如果这样说，那我就不用懊恼了，因为我倒是真的从阅读中获得了极大的快感和满足。

因为书好读，加上坐车、上厕所都要带着读，一天多一点就读完了。印象很深刻的一点是何先生很睿智，上面那段话或多或少也可说明这一点。何先生看人看事理性、深刻，这一点跟他的朋友王浩类似，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是一点不错。这应该得益于何先生的博览群书，特别是对真和美的不懈追求，从而——套句我们现在的话——综合素质好，修养高。

何先生说为什么西南联大那几年，条件艰苦，却出了那么多人才。一个词：自由。不仅老师教课自由，学生学习也自由，辩论的空气也自由，没有过多条条框框的限制。甚至连图书馆的使用也是自由的——相比解放后。这一点读来特别让人心酸，所以何先生也不免多说了一点，何先生说解放后他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的话得在外面填条，然后交给图书馆管理员去拿。有一次求情破例被“恩准”进了仓库，却像做贼一样身后有人监视，让何先生感觉极不舒服。从而发出感慨，图书馆不是藏珍楼，“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此可谓语重心长。关于这一点我也颇有感触，因为我上大学时也是这样借书的，当时也是感觉极其不便，后来有所好转，一些书库可以进去了。后来去武汉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也都是开放式的。包括现在的厦门图书馆，也都是开放式的，而且条件越来越好，实现了何先生在文中描述的国外图书馆的场景。不知何先生有没有赶上这个趟，如果赶上了，估计会安慰些吧。但是想到有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就因为这样不方便借书而没能做出更大的成绩，总不免让人痛心。

我想当时西南联大之所以出那么多的人才，恐怕还跟他们的师资、认真有关。当时学生总共才八百多人，而老师就有两百人，平均起来一个老师最多只能带四个学生。现在博士生导师都不一定只带四个博士了。而老师又多是名家、大家，甚至世界级学术权威。有些课，比如温德先生的当代文学批评，整个学校就只有两个学生上课，老师也正可一对一地传授。这样小范围的教学，不出人才才怪。而现在我们看，因为扩招，有些学校甚至连教室都不够，需要学生轮流上课。有些老师一年下来，连学生都认不全，更不用说一对一教学了。但是就是这样，老师讲课，学生听课依然极其认真，或许是因为除了讲课、上课也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吧（偶尔为了生计兼点课倒是有的，或者如闻一多刻章卖字），至少不像现在老师和学生那么功利，“事业”那么繁重，老师也还没有“进化”为“老板”。还有一处可以看出他们的认真，书中有举一例，老师做物理实验（“自由落体”）还是“死板”地按照国际惯例，用比水贵得多——何兆武用了“奢侈”这个词——的酒精涂抹实验板，而目的只是为了酒精挥发得更快一点。也可以这样说，尽管处于战时，别的可以将就，学业却绝不将就。这也就难怪他们能很轻松地从图书馆里借到各种语言版本的书籍了。这在今天一些大学里，估计还很难实现。

还有一点，以前一直疑惑为什么解放前的学子英语都学得那么好，动不动就懂几国的语言，除了多出国留学外，现在知道他们读大学——甚至中学——因为缺乏教材，教材大都是直接用国外的版本，所以老师讲课也大都是直接用英文或者英文、中文混合着讲，这就难怪他们的外语进步那么快了。这似乎也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学生一个启示，如果没有这样好的学习、实践条件，单纯靠课下读读背背，估计永远也是学不好一门语言的。

葛兆光在本书的序里提到他曾经向何先生建议把口述历史继续下去，“何先生笑而不答。”这个笑里有深意存焉。一开始我以为是笑葛兆光的天真和幼稚，因为我印象里，好几个学人的传记都是写到解放就戛然而止，应该是出于同一个担心。我也担心，如果没有一个自由、宽容的言论环境，即便勉强续下去，会不会变成一个要不欲言又止，要不顾左右而言它的东西。就像何先生批评那些回忆或者研究西南联大的文章，往往有两个偏颇，不是过分强调政治斗争，好像这成了大学里最重要的内容，要不就是尽量淡化政治斗争。或者像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文字，绝口不提历次“运动”，仿佛几十年来北大从来不曾经历过任何运动似的。何先生认为这都“有悖于科学精神”。最好如何呢？何先生给出的解药是：“事实求是。”但是谈何容易？既然不易，那就不写。这是我一开始的理解，因而猜想何先生以他的人生智慧“耍”了个滑头。但是看文靖的后记，除了《上学记》之外，还有一部已准备好的《上班记》，只是——注释里写道——“尊重何先生的意见，暂不发表。”为何不发表？这跟对付葛兆光的那个“笑而不答”一样耐人寻味。只不过，从此处可以看出老人对葛兆光那一笑里，还有这样的话：“我早就续好了，只是暂时不发表而已。”那么什么时间才有眼福呢？只好走着瞧了。希望是——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