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是谁的熟人？ 在《你是我公元前的熟人》篇末，须一瓜借从来不和别人讨论人生问题的羊又讲道，“谁是我的熟人？我又能做谁的熟人呢？”在前面她又写道，“也许有许多她最熟悉、最向往的心灵，明明向她走来的时候，她却正好弯腰系鞋带去了。一辈子都错过了，一千年也碰不上，逢生面死，永远的擦肩而过。”那么这篇小说讲的真是熟人的问题吗？她是想感慨什么吗？比如说错过？一个生命将息的人突然意识到了失去的可贵？然而须一瓜又在下面写道，“其实，羊又也习惯了，所以她总是懒洋洋”，“羊又甚至想，熟悉的人，比如那个叫奥吉的人，也许接触没多久，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很让你陌生。你只是短时间误会了。”同理“别人也在误会你，以为你羊又是他在娘胎里就渴望的熟人，实际上你压根儿就不是”。在这里，须一瓜又将她刚刚建构起来的想法给消解了。她使我们意识到所谓的熟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会”！正如羊又对所谓的奥吉。那么究竟谁是谁的熟人？这篇小说结构很简单，也很完整，一个似乎对什么都不那么在乎的年轻女人羊又，突然被告知患了晚期鼻癌，但是她并不以为然。她告诉那个一直叹气的医生：“我不那么难过，你为什么一直叹气呢？”她在医院门口停留的时候被一个穿着黑T恤的年轻人拍了一下，他叫她奥吉，然而很快他就发现他看错人了。但是她觉得他像她的一个熟人，谁呢？她想不起来，但是她觉得他像。越觉越像，于是她开始寻找他，她甚至给自己改了名字，就叫奥吉。但是她很快就发现她已经忘了她的长相，在寻找的过程中她曾经发现一个送老太太过马路的男子很像那个黑T恤，但是她很快否决了。在饭店吃饭时她又见到一个很干净的男人，他也像黑T恤，这使她对他心存好感。但是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了她的意料。最后她终于放弃了，在晚上她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又见到了黑T恤。在这个有关寻找的故事里穿插着对她过去的交代，这样的交代使人物丰满和立体，也使小说显得饱满，这没有什么使人惊奇的地方。而以寻找作为小说的结构和线索也不能说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地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使我误以为寻找在这里只是起到一个结构和线索的作用，也就是说这只是她跟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她虚拟一个什么熟人的东西，让我们像走迷宫一样地追随着她去找，而其实根本没有这个人，这是她的一时兴起，是她为了结构的需要而随手捏造的。她的中心其实是想表现羊又的生活，一个患的鼻癌的女人的精神臆想。但是显然这样的假设是不成立的，这使我无法解释她为什么花那么多的笔墨在寻找上，也无法理解她为什么写这篇小说。那么她到底是想表现什么？真的是关于熟人的那个结论吗？所谓的熟人其实是一个误会？也许。羊又在寻找奥吉的过程中小说曾多次着意于它的代价，比如羊又把1000元钱拍在计费器上，羊又追上公交车时“没按紧的几百元票子飞了起来”，但是“羊又还是窜上了快开的车”。这种描写让我们这些为生计奔波的人感到心疼，然而作者正是想让我们心疼，她想通过羊又对钱的不在乎表现她对她要寻找的熟人的重视。然后她又安排了一场虚拟的会面使羊感到绝望。当羊又发现她误认为的熟人竟然是那样一个人时，她的心抽紧了，她感到了极大的失望。在这里出现的是一个极大的反差，但是须一瓜并不直接把它作用于黑T恤身上，然而却起到了相同的，甚至更高一筹的效果。我不能不说这个处理是高明的。那么到底谁是我的熟人？在篇尾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失望而归的羊又在夜里做了一个梦，批评记者死神一样地看着黑T恤，说，好了，你的时辰到了。黑T恤涎着脸皮笑，除了死，你还能要我怎样？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羊又所要寻找的黑T恤实际上就是她自己？但是除了这样的理解，我实在找不到其它更合适的解释！然而就在这里小说得到了圆满。那么这篇小说其实就是一篇寻找自我的小说。 ※ 要不要追问？ 《淡绿色的月亮》是须一瓜备受推崇的一篇小说。我不能不承认，这篇小说的确是优秀的，如果和同时代的小说比较的话。它那无止境的追问让人尴尬，也让人恼怒。但是它多像是一篇富于思辨的哲学论文呀！请原谅我的尖刻。但是在我承认它优秀的同时我必须说出我的真实感受。它的条理太清晰了，而谢高的出现，以及他的故事，完全就是在给作者的思辨寻找新的证据，以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两难的命题，作者捕捉到了，并对它进行了挖掘，她本来可以把它写成一篇论文或者随笔，但是她偏偏把它写成了一篇小说，并凭借她高超的技巧，把它写成了一篇完全称得上成功的小说，从这一点上来看作者无疑是高明的。但是它仍然无法消解作者借小说写论文的嫌疑。她写得是很深刻，追问也很尖锐，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一篇深度的报道同样可以写得很深刻而且尖锐。所以我关注的不是这一点，我关注的是她小说中之所以成为小说的另一部分，即在这种不停歇的“让人赞赏”的诘问背后芥子她们的生活。当芥子要求谢高帮她查笔录时，谢高说，你是傻瓜，这样做，你会后悔的。然而作为傻瓜的芥子却仍然像故事中的那只猴子一样执着于翻看石头的下面。她除了不停歇的诘问之外，还买来《生死时速》之类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影片来刺激自己的丈夫。在最后她终于被谢高说服不再翻看石头下面的蛇之后，她却已经无法找回以前的幸福。芥子有错吗？没错。因为她说她也知道自己这样不好，但是她无法控制自己。并且每个女人要求自己的丈夫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保护自己也是天经地义的。更何况在她的心目中丈夫一直是伟岸的，她有权利对他作出那样的期望。但是在她作出这样追问的同时也就预示着她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她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了吗？我们的评论家在赞叹芥子追问的勇气的时候可曾注意到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可曾考虑过这一点？谢高一直说芥子是个傻瓜，也许他说的是实话，芥子在这里的确是充当着一个尖锐的傻瓜的角色。她自觉不自觉地就将自己的幸福生活葬送了，甚至也将另外一个人逼到了道德的深渊。我记得王蒙说过，道德只能用来自律，不能用来约束其它人。当芥子幻想着自己的丈夫作为一个完美的人的时候，可曾想过自己是否是一个完美的人？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对桥北的“懦弱言行”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因此而毁灭他们幸福的生活。关于追问，我看过类似的一篇小说，美国小说家卡佛有一篇小说《离家这么近有这么多的水泊》，这是一篇含混的小说，小说里“我”的丈夫和几个朋友去离家稍远的一条河里钓鱼，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他们把她拴到了岸上并报了警。但是当“我”知道后我却一直坚信这是“我”的丈夫或者他和他的朋友们做的。因为离家这么近有这么多的水泊，他们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河里去钓？于是“我”也对丈夫进行了不停的道德诘问，这种诘问让丈夫忍无可忍，甚至让他感到了害怕。两个人越来越疏远，而这还不算完，她甚至带着似乎是替丈夫赎罪的心理参加了那个女孩的葬礼，还在别人告诉她已经抓到罪犯时说到，“也许他不是一个人干的，他们一定得查清楚。他没准在为什么人打掩护，为兄弟或朋友。” 这已经不是在追问了，简直是一种偏执。这种偏执让人害怕。而我觉得不懈的道德追问同时也是美好生活的一个潜在杀手。 ※ 真实背后的荒谬 最近一期的《小说选刊》（2004年第9期），头条选载了厦门作家须一瓜的中篇小说《穿过欲望的洒水车》（原发表于《收获》2004年第4期）。这篇小说和她以前的大部分小说一样都着力于探究表面真实背后的事实真实。而这个事实真实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荒谬。小说的情节其实很简单，年轻漂亮的洒水车工和欢有一天突然发现丈夫失踪了，她怀疑他是背弃她了，在寻找无望的情况下她过起了一种似乎放荡和淫乱的生活，然后，突然有一天，她得知她丈夫祝安其实是死于一场车祸，这完全超出了她的意料，最后她开着洒水车奔向了大海。但是就是这样简单的情节，经过须一瓜艺术的处理，整个文本并不显得单薄，甚至显得十分的丰满。这应当得益于她对人物的刻画。小说从祝安失踪后写起，偏重于写和欢的生活，然后穿插着回忆，在交代故事的同时丰满了和欢这个似乎有争议的人物。因为时间点的集中，小说也显得相当紧凑。而更让人赞叹的是须一瓜对小节前面对话的利用和处理。和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开始在大家的眼中她年轻、漂亮，是“粮食系统的一支花”，性格开朗，“做爱的时候总是喜欢大笑”，心地善良、纯洁。但是当祝安失踪之后，她就变成了一个“荡妇”，连队长老婆见她面都呸她口水。那么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她呢？我想须一瓜想探究的恐怕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大家都认为和欢是一个“荡妇”的这个表相下面，真正的事实是什么样子呢？她感到事情并不像表面上看来的那么简单——正如她在卷首写下的，她感到“在它们的表皮下、真皮下、皮下组织、肌肉下、骨头下，甚至骨髓后面，还有一种真”。而她想探寻的就是这样一种真。对于和欢的“淫乱”，须一瓜似乎并不想否认，所以她写道：“很多男人都说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她接着补充道：“但是，和欢拒绝任何男人停留在这里”。这是什么意思呢？也许停不停留对和欢来说意义重大，它是她内心道德的一个底线。那么和欢为什么要和这些男人来往呢？难道仅仅是出于性欲？还是出于钱？这些男人又都是什么人呢？须一瓜没有说明，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不会是圭母，因为当圭母想占她便宜的时候她发怒了，也不会是吴杰豪，尽管他最后有了这个“机会”。那么是不是那些被她浇湿了的男人呢？探究清楚这些问题我觉得对理解小说的主题很有帮助。但是从正文里我们似乎很难得到答案，在这里须一瓜又显现出了她女人式的聪明和狡猾，也许我们可以从那几段小字体的对话里找到丁点的答案。从对话里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在丈夫失踪之后显得有点“放荡”的和欢还是在不停地寻找她的丈夫。但是她被侦探所昂贵的收费所困扰。在她与赵侦探的对话中我们又发现了一点暧昧的气息，这使我坚信和她交往的男人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侦探，也许和欢只是以此作为代价来寻找她的丈夫？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发现，但是我很快发现假如事情只是这么简单那么还无法完全理解须一瓜想要表达的主题，这时第二个更带有悲剧性的因素出现了。须一瓜在这里似乎有意识地把我们往误区里带，她让我们顺着和欢的思路坚信她丈夫是被弃了她到深圳和他的女同学会面去了。这让和欢说不出地悲伤和绝望。也许就在这种绝望中和欢才做出了那样带有“报复色彩”的“放荡”的举动。但是须一瓜在这时突然把笔锋一转，把我们从误区里带了出来，和欢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的一切想象都是虚假的，她的丈夫只是出于一场车祸。想象的基础突然一下子坍塌，这使和欢的报复没有了根基，让她感到了一种深深的被命运捉弄了的羞愧。也只有在这样的羞愧和绝望的心理下和欢才会精神崩溃到做出开着洒水车冲向大海的举动。看，逻辑就是这么清晰，但是我们的心却怎么也无法轻松起来。我们无法完全责怪那个漠然的警察——虽然是他对他人生命的轻视而间接导致了这一悲剧，但是如果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没有丑恶的毒瘤，这样的荒谬和悲剧又怎么会真正上演？ ※ 两重真实 须一瓜大部分的小说都有一个简单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如何透过表面的真实抵达事实上的真实。这可以用须一瓜的两篇短文来说明，其一是须一瓜发表在《小说选刊》2004年第1期上的《向读过我写的字的眼睛致谢》这段文字。在这段文字里她写道她认识一个钉鞋掌的师傅，他的手艺精良，而且富于职业道德，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在须一瓜认为“操行很好”的“好人”，后来却被证实是一个有着两个情妇，并在两个情妇之间“又骗钱财首饰又是杀人碎尸”的恶汉。这让须一瓜感到晕眩，生活的复杂让她感到自己似乎失去了判断力。这同时也使她惊醒，她不再简单地对一个事物下结论，而是试图深入它们的内部，她坚信在那里她将会看到不一样的情景来。在另外一篇发表于《小说选刊》2004年第9期上的《我在建造我所认识的世界》短文里，她把这层意思讲得更加清楚，她说“我对我生活其间的世界充满疑虑，……，我想建造一个我心目中真实的世界”。那么什么才是她心目中真实的世界呢？她说：“从概念上说，我的职业要求表述最新鲜的真实，生活的真实，社会的真实，”然而“这样的真，采访多了，看多了，就会感到它们的表皮下、真皮下、皮下组织、肌肉下、骨头下，甚至骨髓后面，还有一种真。” 这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了。须一瓜所做的大部分努力也的确无愧于此，她以一种挑剔的眼光充当了一个“小神灵”的角色，透过事物的表层深入地进行了挖掘，然后展现给我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说句比喻的话，她就像一个挖煤工人，在我们都看不到煤从而认为没有煤的地方挖出了一矿矿的煤。她让我们惊奇地目瞪口呆。从这个理论出发，我们去分析她的大部分作品就轻而易举了。比如《第三棵树是和平》，又比如《穿过欲望的洒水车》等等。我们将在这些小说里发现相反的两方，一方是大众的人群，他们代表着一种普遍然而不一定真实的想法，另一方是那善于钻探的少数人，他们的任务就是带领我们看到我们懒惰的思维平常所难以看到的真相。 ※ 须一瓜的职业和她的创作 须一瓜是晚报法制版记者，而她的小说属于某些人所说的“法制文学”（我不知道何为“法制文学”？），这使很多评论家都将她的创作和她的职业联系了起来。有的是作为一种对比和赞赏，比如说“尾条记者，头条小说”，有的则从这里看到作家“如何更好地找到自己的方式来介入当下现实”。谢有顺认为“记者这一职业身份对于须一瓜的小说创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见《厦门文学》2003年第9期第25页）。这种影响主要就表现在这种职业生活给她提供了经验、素材和写作的空间。谢有顺指出“如果经验缺乏，如果缺乏体验，小说就会变得苍白”。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从须一瓜的创作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她的职业对她的影响，比如说她的小说基本上都是以案件入手，或者涉及到犯罪，主人公要不是律师，要不就是警察或者法官，但是我想这种影响更大程度上体现在给她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思路或者一种载体，而不在内容。须一瓜做过律师，现在又做法制版记者，这的确使她在法制这一领域如鱼得水，所以她把她的故事大部分都安在了这里，而这样的故事又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和刺激性，也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还有她的素材和灵感大部分恐怕也来源于此，于是她没有理由不选择这样一个载体来讲她的故事。但是她的小说能因此就简单地称为“法制文学”吗？须一瓜虽然写案件，但是她并不着墨于案件的侦破，她虽然也写犯罪，但是也不着墨于犯罪的发展过程。她总是荡开一笔，把这些一般人感兴趣的东西省略掉，直指人的心灵，她写人性，写人的欲望的挣扎，写人的成存处境。那么这样的小说如何可以被称为“法制文学”？所以须一瓜写的还是普通的那种文学，因为在精神实质上就是如此。而她的职业则给她了洞察生活真实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