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雷做了一个梦。

 

是春天。背景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太阳很好。他，田野，舒克，和任冬四个人坐在一张野餐毯上。毯子是用某种动物的毛织成的，他赤足踩在上面，十分柔软。在毯子的中央摆着一个餐篮，里面有面包、果酱、黄油、芝士、火腿、各色水果。

 

他们围在一起，有说有笑，说到精彩之处，任冬把头伏在舒克的胸前，大笑不已，舒克则怜爱地摸着他的头发。田野坐在他的身边，张晓雷的手臂环绕着他的肩膀，微笑地看着这对情侣，心中只有欣慰，没有丝毫妒忌。

 

醒来的时候，他真不愿相信那是一个梦。可那的确是一个梦，一个再也不能实现的梦。曾几何时，他离这样的梦境只有一步之遥，但如今，梦的王国坍塌崩坏殆尽——而那全是因为他一手造成的。

 

张晓雷万分沮丧。

 

有那样一种噩梦，是那样真实，让人在发梦的时候如堕深渊，因而在梦醒时分心中有种如释重负的快感。张晓雷现在真希望眼前的世界就是那样的一场噩梦。

 

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也不敢再妄想与田野复合的事情。他心中的道德感没法允许自己在犯下了如此众多且不可饶恕的错误之后依旧不知羞耻地追求个人的幸福。他若是这样做，怎么能对得起舒克？这个他口口声声宣称是自己最好的兄弟的人，第一次爱上别人，就毁于他的嫉妒，第二次爱上别人，又毁于他的猜疑——他还算是个人么？他把自己能提供给舒克的好处加倍，再加倍，再加十倍，以他如今所犯下的错误来说，也是于事无补了。

 

拉拉从杭州回来之后，来找过他一次，把她在那里偶遇舒克，以及从他哪里“刺探”来的情报告诉了他。她是真心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和好的，他能感觉到，只是这一次，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做到。但拉拉带回来地信息却给了张晓雷一个启发：如果我能帮他找回任冬来，也许我们的友谊还有挽回的机会。

 

张晓雷当然没有跟舒克坦白他那晚在宿舍的水房见到任冬的事情，但如果他能帮他把任冬找回来，他也许就有争取坦白从宽的余地了。两个有分量的朋友答应帮他在浙江地面上打听，但半个学期过去了，张晓雷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田野倒是又和他做上朋友了。但也仅止于此，他们谁也不提过去的事，谁也不会在非必要的场合多碰对方一下。他有内心施予他的道德义务不去追求复合之类会让自己快乐的结果，但出于某种他所不清楚的原因，张晓雷总觉得田野也受制于类似的负累。他知道他不该又想起那个人，但他总是摆脱不掉谷峰的影子。那个人毫无疑问的是左右他和田野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以前，现在，将来。

 

张晓雷与田野之间关系的回暖，大抵要归功于两个人：舒克，和樊书伟。

 

他后来同田野和谈一吃过两次饭——他们俩因为某种非常奇怪的连结，如今竟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听他们在席间谈起，就是在张晓雷生日的那一晚，也是他在水房把任冬给轰走的那一晚，也是他与舒克的关系因为他在李崧事件上的背叛而降到冰点的那一晚，舒克仍在田野面前说了他不少好话，也是他直接促成了第二天田野上门送礼物的发生，这才重启了他和田野的交往。

 

樊书伟则是借着SICA的由头不断地给他们两人撮合见面的机会。SICA是一个门第森严的精英组织，新成员加入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不说，就算挤了进去，大概四分之三都没法参与到那些真正有意义的项目中。樊书伟以前是SICA的副主席和Capital Alliance的创始主席，离校之后又一直任Capital Alliance的顾问，因此始终对组织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而张晓雷和SICA的关系更近：现任SICA主席是他八中里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师兄；主席团里的其中两位副主席——一个是平治珺，是他去年他的竞选团队中的成员，在退选之后就专心投身于SICA的事业，张晓雷在她竞选主席团的时候替她出了不少力，算是答谢她在最困难的时候放弃了校会副主席的职位义气相挺；另一个副主席是法学院的同班同学，那就更好说话了。

 

田野之加入SICA是在一年之前由张晓雷和樊书伟两个人领进门的，做得挺好，下个学期想要争取做Capital Alliance项目的负责人，大四的时候竞选主席团。樊书伟就是借着这个名目邀了几次饭局。最后的一次，张晓雷确切地知道那一天樊书伟根本没有来赴约的意思，纯粹是为了帮他多跟田野见面，才约的他俩。从那以后，他和田野又恢复到了良性而稳定的关系，而樊书伟也没有再同他或者田野联系过。那是两个月前的事情。

 

张晓雷愈发觉得活得抬不起头来。舒克是他喜欢而不可得的兄弟，樊书伟是喜欢他却最终因为他的心在曹营而不肯靠近的师兄，是他对他们二人不起，可他们却仍不吝于对他施以援手。他总想着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回报他们，以弥补自己的过错。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张晓雷始料未及。

 

 

 

 

 

张晓雷接到舒克的电话，是在7月5日的下午。前一天是美国的国庆日，听说，纽约的帝国大厦楼顶放了一颗惊人的焰火。

 

张晓雷到达西直门外的北大人民医院的时候，已是夜里11点多。舒克仍然在欧罗实习，前几天被派去了山东出差，今天飞机一落地就直接过来了。

 

他在人民医院东门口等了一会儿。即便是这样的钟点，从这门前来来往往的汽车仍不算少，许多人神情凝重或步履匆匆地从他身旁走过。舒克一时还没有来，张晓雷便到东门南边围墙外的小报摊上买了本杂志，打算随手翻一翻。这报摊开得也晚，许是因为住在墙里的多是被病痛和心事折磨得辗转难眠的可怜人吧。

 

等张晓雷拿着杂志回到医院门口的时候，舒克已经站在那里了，一手扶着小行李箱的拉杆，穿着灰色的西装，棕色的皮鞋。他很好看。张晓雷很少见舒克穿正装的样子，忘了他肩宽腿长，穿上西装是很好看的。

 

他朝他走去，两人相视，脸上都没有笑容。简短地打了个招呼，他问：“是怎么回事儿？”

 

舒克叹了口气：“我前天在烟台出差，碰到一个香港上市组的同事，就跟他问起樊书伟，因为已经有个把月没听见他的信儿了。他说他因为突然生病回北京家里了。我问他是什么病这么严重，不能在香港治，他说他也不知道，听说是很严重的病。我就赶紧给书伟打电话，打了几个都没有人接，最后终于有人接起来了，是他哥哥。他哥哥说他病得很重，已经住院了。”

 

“是什么病？”                           

 

“他没细说，我也没细问。”舒克说：“但我问我能不能去看看他，因为我和他是师兄弟，又是同事，他特别照顾我，等等的。他哥听起来很疲惫，不大愿意我去，但我好说歹说，他总算是同意了。但是说我们就算来了可能也看不到，大概只能隔着病房窗户瞅一眼。”

 

“这么严重……”张晓雷心中充满了极坏的预感。

 

“听起来是挺严重的……”他又叹了口气。

 

他指着张晓雷手里的东西，问：“这是你带给他的？”

 

张晓雷点点头：“我觉得我们空手来不好，你在外地，估计也不好准备，就稍微预备了几样东西，都是适合病人的。”

 

舒克没说话。他们两人于是从东门进了医院。

 

人民医院的住院部在门诊楼北边，眼下看样子正在装修，四处都是工程建材和废料，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地散落在各处。住院楼门口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摊开平放着一本登记簿，看样子是为访客准备的，但桌后的椅子却是空的。张晓雷和舒克越过这道虚设的门岗，朝大厅里的电梯走去。

 

坐电梯到了八楼，张晓雷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搞工程了。这楼老旧得真不一般，走廊的顶上悬着的白炽灯像是从——什么时候呢？大概就是白炽灯刚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留下来的古董，红的蓝的电线就裸露在空气里，颜色斑驳得如走廊的墙漆。若仔细分辨，那墙漆本来当是绿色的，但上头覆盖了几十年的手印、鞋印和饱经沧桑的尘土泥灰，现在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了。

 

走廊里的灯闪闪烁烁，时明时暗，微弱的灯光不大成功地努力抵抗着夜色的黑。就像居住于此的生命，努力保持亮度，却好像随时会熄灭的样子。

 

舒克拿出手机看樊书伟的哥哥发给他的具体地址，轻声道：“说是电梯到八楼以后右转再右转，沿着走廊走到头。”

 

他们于是就按照这个指示走了。那走廊狭长昏暗，自不必言，两旁都是病房，房门是依旧斑驳的黄色，黄色房门上方开了一个小窗，它们的每一个，毫无例外地，都是黑黢黢的。他们经过了一个瘦削的患者，他穿着蓝白色条纹的病号服——当然，那病号服上的颜色一如这层楼里的每一样东西，是斑驳的——坐在轮椅上，一动不动，让人不知道是睡是醒。这病人的皮肤呈一种不祥的黑黄色，由于缺少脂肪与肌肉的支撑，已经全部耷拉下来，几乎是“挂”在他的骨骼上。惟独他的肚子，是圆滚滚的，和他皮肤的颜色一样，透露着一种不祥。

 

张晓雷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这走廊真得有头么？他想。

 

但他们最终还是来到了它的尽头。在他们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左手边的墙上出现了一个硕大的指示牌：重症监护病房（ICU）。张晓雷的心里咯噔一下。他上次见樊书伟，他还是那样意气风发，说话中气十足的样子，穿着顶顶精致的西装，批评他精神萎靡，可这一次，他们竟要在ICU里相见？

 

要说人生如戏，这他妈的是谁编的剧？

 

走廊的尽头，是一个略微宽敞的四方空地，说它是等候室也可，说它是楼梯间也可。四方形的一边，是一扇层层封锁的大门，被隔离在里面的是真正的重症监护病房。紧挨着大门的两边，一边是楼梯间，他刚才感觉到的能将身上寒毛根根吹起的阴风，就是从这里一阵阵刮进来的；另一边是堵墙，几扇漏风的窗户和两个老旧到让人很难相信仍能够正常运作的暖气片，就挂在这堵墙上。和重症监护病房相对的这面墙，不管它原来的功能是什么，现在已被改造成了患者家属的休息室。

 

就在墙下边打着地铺，许多模样憔悴的中老年人横竖睡成了一片。张晓雷和舒克呆如木鸡，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这时，那边墙下躺着的人当中看起来最年轻的一个站了起来。站起来之后，张晓雷才意识到他体格高大，面目清秀，能看出来与樊书伟有五分相似。

 

这环境真是可怕，能给这样的人也笼罩上一层衰弱的气场。

 

他走向他们，问：“你们是书伟的同事？”

 

“同事，也是师弟。”舒克答道：“抱歉这么晚了还打扰你。我们只是想看看师兄。”他伸出手，同樊书伟的哥哥握了握。见他待人接物如此自如，张晓雷暗自有些惊讶——他这朋友在他不知道的时候竟成长了。

 

樊书伟的哥哥理解地点了点头。张晓雷隐约听见有叹气的声音，不知道是他，还是墙下的某个人发出来的。

 

“恐怕你们今天不能如愿了。”他把头朝着ICU的方向撇了撇，说：“那里头是不让进的。我昨天就劝你们别来，来了也进不去。”

 

这时候刚好有一个大夫从ICU里出来，跟候在门口的一个女人说了些什么。那女人的脸上写满了慌张，大夫凡跟她说一句，她就迫切地点头，但最后，张晓雷看出来，她的表情是失望的。在医生即将退回大门后的时候，舒克迎了上去，恳求一声能让他们见一见里面的一位病人。张晓雷也跟着他走了上去。

 

大夫戴着一个大大的口罩，但他的脸部凡没有遮住的部分，都写满了不可思议和不耐烦的表情。

 

“你们知道这是哪儿么？”他丢下一句话，又指了指挂在一边墙上的“须知”，便在门后消失不见了。

 

“别白费功夫了。”他哥哥劝道：“要是能见着面，你以为这些人是为什么要一宿一宿地睡在地上？”

 

这时一个老太太也走了过来，轻声问：“是书伟的朋友吧？”

 

“哦，我们是他的师弟，也是同事。”舒克说。以前，每每他们俩一起在外，和人打交道的事情都是由张晓雷代表的，而今却不一样了。暑假过后，他们就是大四生了，张晓雷告诉自己不能再用自己曾经认识的那个孩子代入他面前的这个男人体内。

 

老太太在知道了他们和她儿子一样也是北大法学院的以后，显得更亲切了。

 

“今天真不好意思，书伟现在状态不太好，麻烦你们白跑一趟了。等他好些，转到普通病房了，能探望了，我们再马上通知你们。”老太太说。张晓雷觉得，她自己未必真得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但她没有选择，只能相信，必须相信。

 

是啊，他是那样好，那样优秀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死呢？

 

他哥哥和老太太说了劝她回家休息之类的话，老太太不从，说要去洗手间，便先告辞了。

他哥哥于是将他们俩拉到一旁的楼梯间里，小声说：“快回去吧，要是真有……真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会告诉你们的。”

 

“进一步的消息”——张晓雷忽然想起了走廊里坐在轮椅上那人黑黄色的皮肤和鼓胀如球的肚子。

 

“书伟是得的什么病？”舒克也小声的问。

 

他哥叹了口气：“一种急性的红斑狼疮。一开始没什么的，就是发烧，浑身疼，当成流感吃了吃药，但很快就恶化了，免疫系统出了问题，肾脏、心脏，现在大脑都不行了。住院了没几天，就转到这儿来了。病危通知书也下了。他现在基本没有意识，都不是状态好不好的问题，可能……”

 

他又叹了口气，朝他妈去的方向看了一眼，说：“为什么连老人轮流都在这儿守着？还不是怕……怕见不到最后一面。告诉你们一句实话，医生说，现在，就是个时间的问题了。只是老人不愿意放弃治疗，让他多受几天罪罢了。”

 

对面的男子又叹了口气，眼圈红了。

 

张晓雷有点发懵。无论这栋阴暗的大楼给过他多少关于死亡的暗示，他从没把这两个字和那个曾和自己肩挨着肩坐着的青年健康男子联系在一起过。ICU？OK，他可以接受他得的是比较严重的病。死？ Come on！这又不是拍电视剧，现实中根本没有三十岁出头的人会在正有大好前程等着他的时候死掉的好不好！

 

没有人！

 

“不可能的。”他脱口而出。

 

他哥愣了一下，看他一眼，低下头，说：“我们都希望是这样。”

 

张晓雷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住院楼里下来的。等他和舒克又走到了东门外的报摊，他才发现自己带来的那几大盒探病的营养品还在自己手上。他想要送回去，却被舒克拦住了。

 

“别去打扰他们了。”他说：“他们不缺这些，书伟恐怕也是用不上它们了。”

 

“其实不见也好。”他接着说：“我想他必然不想让我们见他。他说他一辈子没输过，我们就让他一直赢下去吧。如果他可以选，肯定希望我们记得他的最后一面，是穿着成套的定制西装，自信地笑着的样子，不是浑身插满管子，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濒死模样。”

 

张晓雷惊讶于他的冷静。冷静，甚至已经到了冷酷的边缘。

 

“你不难过么？”他问他，语气中带上了一点并非故意的谴责意味。

 

“难过。但是难过有什么用？人总要走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说走就走，不给你任何预警。对于留下的人来说，除了要接受这是他们的命运之外，也要接受这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就是注定要失去他们的。不管你做对了多少事还是做错了多少事，失去是不可避免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他在流泪。

 

“难过，难过有什么用？”舒克重复了一遍，声音有些哽咽。

 

张晓雷也哭了。他没有嚎啕大哭，和他的任何其他情绪表达一样，张晓雷永远将自己的行为抑制在不冒犯别人的边界之内。但他真想放声大哭一场。

 

“对不起。”这是他在两人的友情急速降温之后，第一次正式地向舒克道歉。他早想这么做的，可总也没有这样做。

 

舒克走过来抱住了他，他也紧紧地抱住了舒克。

 

“你没有什么要道歉的。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我们会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自以为是个人意志的体现，其实不过是某个更高的意志的傀儡罢了。他就像个作者，写了你我的故事，白纸黑字，是注定要如此的。你不过是被他安排了要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地点，说那样的话，经历那样的事罢了。错不在你，你没有什么可道歉的。”舒克说。

 

他哭得更厉害了。

 

“但你不会原谅我的。你不会原谅我的。”他说。

 

“你没有做错，我不需要原谅你。”舒克的语气平静而温和，“个人有个人的命运，对于已经和将要离开的人，我们除了替他们祈祷，没法有别的作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更加努力地去爱自己身边的人，爱那些选择留在我们身边的人。”

 

如果你真知道我做了什么，你不会再爱我，不会再把我当成爱你的人，甚至不会允许我再留在你的身边的。

 

舒克抱着他，安慰他，直到他慢慢平静下来。这真不是个简单的过程，他每次一想到自己做过的错事，不可挽回的错事，便泪如泉涌，但他最后还是平静下来了。无论憎恶自己还是憎恶别人，再强烈的感情，也总有衰退期。

 

在回北大的车上，他想起，过年时，樊书伟曾跟他们讲过自己在密歇根湖上看国庆日焰火的故事。那时田野、任冬还都在，他们都向往着有一天一起到那个神奇的国度去看看。那时候谁会想到，讲故事的人却再也回不去了呢？

 

舒克已经在他的旁边睡了过去，身体随着车身的晃动轻轻摇摆。他今天要跟他一起回宿舍去睡。他准备一会儿给他换一床新的被褥——他已经有半年没有到属于他的那张下铺上睡过觉了。

 

张晓雷拿定了主意，掏出手机，拨通了那个人的电话。

 

“喂，在哪里？”

 

“广州。你呢？”

 

“北京。我明天能见你么？”

 

“可以。”

 

放下电话，他轻轻地搂住舒克，让他能靠着自己，能睡得稍稍舒服一点。

 

珍惜他吧，因为也许有一天，他就走了，你再也找不着了。

 

他这样想着，坐着车往燕园疾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