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雨柳芽新(3)

                          ——回望近年来我校的校园诗歌创作

 宋志鸿：诗歌是一种双向沟通

（宋志鸿，笔名宋客。文学院大四学生，《柳芽》诗社首任社长。）

“宋客”是宋志鸿的笔名，这个名字在孝感槐荫论坛文学版块上，算是一个“人气招牌”，虽谈不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但透过他的文字和嬉笑怒骂可以看见当代大学生最为青春的姿态。

宋志鸿曾这样谈论诗歌，他说：在某种程度上说，写诗，就是唱给自己听的歌。这样理解诗歌，是说诗并不是象牙塔，并不是座上宾。而在于，一是承认诗歌体裁关涉写作者自我的独特体验和独特灵悟，它在生死关头，它在梦幻境内，它在鸿蒙版图；二是直指欣赏者身心领悟与感受性，去化物于我，去借花思佛，去漫步云端。

他谈到了诗歌是写作者与读者的一种双向的情感沟通。这其实暗合了现时一些文学评论者对于90年代诗歌症结的的描述：诗歌不再感动读者，不再成为读者生活的内在需要，在于诗歌写作的极端个人化追求，使诗歌不再具有一种与他人（读者）沟通的内在整体感。

宋志鸿的诗便在尝试着与读者进行这样一种沟通。如：“到现在我还没有出车祸/我还能走路说话/我要吃饭/吃两碗”（《算是写一个故事吧》）这是一段值得玩味的文字，生活中总有这样那样的无奈，抑或江郎才尽，抑或可遇不可求，面对此种无奈和缺憾，有的人会低潮，有的人会振作，有的则会随遇而安。作者表达着看似不着边际的感叹，其实，他是将生活的原味，用一种口语化的表达，寻求与读者的情感对接和心理认同。然而，笔者以为，这种沟通毕竟是个人化的，它缺乏一种与时代、与社会的沟通，其强烈的个性色彩和自我意识一方面在昭示他独特的诗歌语言，另一方面也将阻隔了他面向更宏大的外围世界。

多重的审美视角也是宋志鸿诗歌的一个特色，如 “牡丹亭里谢了牡丹/桃花扇里隐了桃花/花事相谢的时候/荼蘼要看的/只是一个过渡/云/挪开了/ /遥想冬天的最后一次大风/遥想冬天的最后一瓣雪花/潺潺  嫩绿/干枯的永不”（《干枯的永不》）作者运用具有古典韵味的故事引出一段关于花的联想，暗示再美好的事物总有凋敝的时候，再荼蘼的花事也“只是一个过渡”。然后视角转回现实，在“春风/也吹软了冰湖”的事实面前，他怀想曾经肆虐的风雪，然而视觉上的一抹嫩绿与听觉上的一段潺潺流水音，让他悟出生命萌发的多种可能性。

邹金良：诗意的原乡

（邹金良，笔名断翅鹰。文学院大四学生，《柳芽》诗刊首任主编）

邹金良是一个对故乡很迷恋的歌者。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对于故乡的风物的描写，对于故乡亲人的回忆，都散发着一种较为鲜活、较为原生态的气息。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无论是现实的还乡，还是精神的还乡，邹金良都试图我们讲述他最为珍视的原乡。

“一路土铳爆出了山间恒久的宁静/唢呐载着红轿在山路十八弯上悠悠荡荡/青山绿水送来了我的祖母/也嫁过来了那张青色的红竹床/鲜红的双喜如祖母温柔的笑脸”（《红竹床》）故乡老屋里的那个竹床，从早年的青色到如今的红色，记录着祖母与家族繁衍的历史，对于作者而言，它身上更有童年时光里最值得记忆的片段：“我停止了翻腾，把调皮也带进了梦乡” 然而，一个红竹床所带给作者的不单是记忆，还有思考，当满天的星星被霓虹灯所遮蔽，当祖母的蒲扇被机械的电风扇所替代，作者只能用文字来拼接那些唯美的画面了，这种唯美是“蚊香草”，是“绵绵秋蝉”给予的诗意，而不是信息化时代给人带来的愉悦和快感。邹金良的诗对于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有一种本能的漠视，而自然之风是他始终追寻的。

父亲的故事，是邹金良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九月/父亲的稻田正金黄泛滥/父亲在他鞠躬的同时手里晃动着镰刀/这是生命最原始的最公平的等价交换”（《九月》）“呵中秋/父亲扁担的两头/一头叠着一千个满月”（《中秋》）“父亲的稻田里/鲜血流尽的金黄正发出/沉甸甸的呐喊”（《写在时光的屁股上》）从这些句子中可以看见，邹金良歌颂着善良的心灵，对于在故乡劳作的父亲，心存敬仰。而这一切的原因或许从这句中能得到答案“父亲坚信这土地/却否认我是土地的儿子/并试图发射一个奇迹/于是佝偻成一张弓”（《九月》）

邹金良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校多数校园诗歌作者的写作方向：重视诗歌回归到一种单纯、自然、通俗易懂的存在状态。这里像陈佩、周新超、何霄等人的诗歌都自觉不自觉在朝这个方向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