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几年前我和马铃薯兄弟的对话《关于当代诗歌的对话》一文（该文当时曾先后刊发于《上海诗人》和《诗刊》）在被一些网站转载时，均未注明访谈的具体时间，特此说明。
《星星》：从你发表成名作《六月，我们看海去》到现在近三十年了，关于诗歌与人生，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潘洗尘：人生无常，诗歌有道。
人生是一个最千篇一律也最无常的命题，千篇一律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只能源于生终于死，而无常则是指没有人可以准确地预见自己的下一分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但总的来说，人生是无常的。而诗歌的存在，即是对人生千篇一律的丰富，更是对人生无常的修正。
比如，人必有一死，但诗歌是可以永存的，人穷其一生所能抵达的境地和境界恐怕也是有限的，但诗歌能带给我们人生的空间却是无限的。再比如，人生是瞬息万变的，但诗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远离尘世，遨游于内心的帝国。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内心不应是脆弱的，相反应该是最强大的，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可以帮助诗人与世俗的福祸相对抗，甚至可以某种程度上消解人生的无常。
《星星》：除了早期被选入课本的《六月，我们看海去》和《饮九月初九的酒》之外，近年来你又写出了大量令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请你谈谈一个诗人应如何不断突破和超越自己？
潘洗尘：我是一个在写作上极端不自信的人，尤其对早期的那些因被选入课本和选本频次较高而被泛经典化的作品更是不忍淬读，近些年这种感觉尤甚。常常是一首诗刚刚写完，还没兴奋两分钟，内心就会很快被一种更强的挫败感所笼罩——这就是所谓的文字永远没有内心丰富吧。所以，至今我都对那些在写作上深具自信的同行艳羡不已。
《星星》：从最初的《星星》诗歌理论月刊、《诗探索》、《中国诗人》，到现在的《读诗》、《译诗》、《评诗》和《诗歌EMS》周刊，你所付出的巨大的个人财力和精力，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你是怎样兼顾自己的事业、写作和这些繁重的编辑工作的，内心的动力又是什么？
潘洗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下中国诗坛，我是一个对现场诗歌阅读面最广、阅读量最大的人。这些年来，除了两年前的《中国诗人》和《诗探索》作品卷我是挂名主编（也包括《诗歌月刊》承蒙明韵兄好意曾挂名主编）从未编过任何稿件，以及《译诗》主要由树才统稿、《评诗》主要由张清华统稿之外，《星星》诗歌理论月刊、《诗歌EMS》周刊、《读诗》以及近年来陆续出版的数十本诗歌系列丛书，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从选题、组稿到编校、发行一手抓。仅《星星》诗歌理论月刊和《诗歌EMS》周刊，每个月就要编发5本，大约要发出13万字的诗歌理论文章和120首诗歌作品，再加上《读诗》和各种系列丛书，平均每年要编发150万字以上的诗歌理论文章、2000首以上的诗歌作品。这些被编发的作品从编到校，我至少要读3遍以上，而且选稿的量至少是编发量的3倍以上，由此下来，我每年仅在编稿的阅读量上就要读900万字（次）的文章，12000首（次）的诗歌作品，这还不包括繁杂的编务工作。这样算来，我甚至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这些刊物和出版物如果在官方单位里，恐怕至少需要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的编制吧。所以，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我先是将旗下的公司完全交由职业经理人打理（也曾想过就此关闭公司彻底远离商海，但由于每年要为这些诗歌出版物“输血”上百万甚至数百万，所以董事长这个枷锁还是要套在身上的），接下来是谢绝一切应酬隐居乡间深居简出。基本上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大部分精力都用在阅读和编校稿件上了。还有一些少量的时间，会用于个人阅读、写作，和三、四个好友远足旅行，以及养花种菜等。许多关心我的朋友都担心我长此以往会累垮了自己，但说心里话，我确实也没觉得身体上怎么吃不消，只不过面对这个时不时就会黑白颠倒的“诗坛”，心确实会经常感到很疲惫。
说到内心的动力，其实很简单——爱！对诗歌的爱，对理想的爱。
《星星》：近些年，你一方面编辑出版了大量的诗歌出版物，一方面又长期隐居在乡下，所以人们很少能在各种诗歌活动中见到你的身影，能谈谈你的隐居生活吗？
潘洗尘：我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在这五、六年时间里，我参加的诗歌活动基本上以自己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天问新年新诗峰会”为主，另外参加过两届《星星》年度诗人奖颁奖、两届法国使馆“诗人的春天在中国”活动、两届三月三诗会和两届柔刚奖颁奖，以及一次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一次白洋淀诗会、一次罗江诗歌节和一次法国诗人之春活动。而我近五、六年来接到各种诗歌活动邀请，而最终“爽约”至少不下上百次。许多年前我就曾告诫自己，远离人生中一切的纷纷扰扰是是非非，心要与诗歌贴得越近越好，身形要与诗坛离得越远越好。加之我天生不爱热闹，不喜欢车水马龙和中心感，习惯自我放逐和自我边缘化。所以这些年我基本上选择隐居在乡下。东北松花江边的一个叫恰博旗的小村，是我出生的地方，不仅这里的水土更适应我，住在这里也可以在有生之年多陪陪年迈的父母；另外，云南是我喜欢的地方，那里的气候条件宜于我恢复因积劳而成疾的身体健康状况。我曾和朋友开玩笑说，这辈子注定是要生在东北死在西南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了。
至于隐居的生活，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年逐渐地让自己学会了像自己养的小花小草小猫小狗那样，在无边的寂寞中体味无边的乐趣——管它外面是狂风大作还是艳阳高照！
《星星》：作为《星星》诗歌理论月刊的执行主编，请你谈谈当前诗歌理论建设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应当从哪些方面去解决？
潘洗尘：诗歌批评远离诗歌写作的现场，甚至远离鲜活的文本。一部分批评家对现象关注的热度远远大于对文本的研究。这样，批评对写作就没有高度可言，甚至会各行其道。另外，近些年批评逐渐呈智性弱感性强的态势，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批评的价值和功能逐渐丧失。
至于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批评家都能静下心来，多做一些案头工作——读诗，认认真真的读诗。在当下，极端一点说，能客观地深入阅读就是最好的批评。
《星星》：请你谈谈最喜欢的诗和诗人，另外，你认为好诗应具备哪些要素？
潘洗尘：外国的诗歌和诗人在此我不想列举，因为我只懂母语，而很多时候我又怀疑翻译的可靠性。中国古代的诗人我喜欢李商隐和柳永，以及他们的大部分诗篇。当下诗歌现场我欣赏李亚伟、严力、侯马、娜夜和李琦的写作，因为每次编他们的诗时，我都会很享受。
好诗的标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心中好诗的要素主要是感动、智慧和语言的爆发力，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几位诗人的作品。
《星星》：请你谈谈对当前诗坛的大体印象，你对自己下一步创作有何计划和想法？
潘洗尘：写诗的人太多，想当诗人的人太多，想出人头地的诗人太多。这几个“太多”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问题都是不言而喻的。
但说到底，诗歌应该是一门门槛很高的手艺，它对从业者天份的要求其实是很苛刻的。
在中国当诗人是很幸运的，一方面是因为汉语的丰富性本身带给诗歌的空间更大，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绝对诗歌人口众多，诗歌的整体氛围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活跃更充分。尤其是纵向比，当下中国诗歌的整体创作水平，更不比其他的任何国家差。
至于我自己的写作，三十年来从来就没有过计划。而且我也始终认为，诗歌是一件最与计划不搭界的事情。说到想法，倒是有一点儿，那就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自己与时间、与土地的关系再厘清一些，而语言和情感的状态，能越来越朴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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