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月，杜先生在一次交通意外中，开车将摩托车司机撞伤。他首先想到了要救治伤者，于是开着车将伤者送去医院后，再回到现场接受调查。没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救死扶伤的行动，交警却认定他破坏了现场，应负事故的全责。后来，李某将杜某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杜先生赔偿他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约25万元，保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所幸的是，法院认为杜先生积极抢救伤者的行为是值得肯定与鼓励的，根据公序良俗原则，应对其责任予以减轻，酌情认定杜先生承担70%的民事赔偿责任。据此，法院一审认定杜先生应赔偿李某57174.49元。

以上是来自广州日报1月13日的报道。

本来是救人的事儿，却弄成了承担破坏事故现场的行为，要承担全部的责任。不但，事故的当事人杜先生想不通，相比很多人也想不通。虽然法院对于杜先生的行为给与了部分肯定，酌情减轻了其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但是判决还是认定杜先生的行为是不合法行为。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杜先生的行为呢？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些人所宣称的合情但不合法呢？难道合法在此场合下就必须要和道德背道而驰吗?

我们还是回到交警认定责任的依据吧。

根据报道来看，交警认定杜先生违法的根据在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那么这个相关规定是什么呢？据笔者所知就是该法的第70条。该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

解读上述规定，包括三层意思，第一、车辆驾驶人有保护现场的义务；第二、车辆驾驶人有立即抢救受伤人员的义务；第三、在抢救人员导致现场变动时，有表明原始位置的义务。

上述案件中的交警实际上就是认为，杜先生在抢救受伤者的时候，没有履行标明现场原始位置的义务。表面似乎认定正确，实际上没有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更没有理解立法的精神。所谓立法的精神，第一就是要保护人的生命，这是超越一切价值的价值。当保护生命的价值可以与保护现场的要求可以共存的时候，车辆驾驶人当然应该尽到保护现场的义务。但是如果抢救受伤者的需要，导致根本无法给与车辆驾驶人保护现场的可能性时，那么，保护现场的义务也就必须让位于抢救受伤者的迫切需要。法律要追究一个人的责任，就必须要求这个人违反了法律义务，并且在违反该义务时缺乏正当的理由。否则，就不能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比如，正当防卫，虽然侵犯了被防卫者的人身安全，但是因为其具有正当的理由，所以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具体到本案，鉴于杜先生当时没有履行保护现场的义务，是因为抢救受伤者的迫切需要，导致其别无选择，因此，笔者认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这不但合乎人情，也合乎法律的精神。

因此，就本案来看，交通部门正确的认定应该为，事故责任无法查清。而人民法院则应该平衡考虑双方的情况，根据公平原则来确定杜先生和受害人的赔偿责任的分担问题。相反，像本案这样认定救人违法，还要承担主要责任，其产生的消极后果是不容忽视的。对此，彭宇案的教训是深刻的。希望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