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以寻衅滋事罪起诉肖传国

指使他人殴打方舟子的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肖传国，据称即将被以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对此，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法律人是持异议观点的。因为寻衅滋事罪属于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其危害的是不特定主体的利益。虽然社会秩序的行为是通过对具体受害人的侵犯来实现的，但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看来，其选择的受害人具有随意性。而就方舟子案来分析，显然肖传国指使他人殴打方舟子是有预谋的伤害行为，其客观也是针对方舟子个人的行为。其实警方最初也是以涉嫌故意伤害来拘捕相关犯罪嫌疑人的，可见，其本意也认为殴打方舟子不是一般的寻衅滋事行为。

那么，为什么公诉机关又改变罪名以寻衅滋事罪来起诉肖传国呢？笔者认为，这反映了司法实践中重证据问题，轻法律适用的习惯性做法。

从行为的性质看，肖传国指使他人殴打方舟子，无疑符合故意伤害行为。但是，问题是，鉴定的结果，无论是对于方舟子还是方玄昌的伤害均不构成轻伤，那么，从犯罪的后果来看，就可能不构成故意伤害罪。而对于法律人士主张的构成故意伤害未遂问题，公诉机关担心的主要是行为人的主观要件问题。从公布的材料看，肖传国并未承认自己有造成方舟子、方玄昌伤害严重程度的故意，根据笔者的估计，另外几个犯罪嫌疑人估计也没有承认。重视口供的公诉机关据可能认为，认定肖传国伤害故意的要件缺乏证据。

既然认为伤害的后果达不到轻伤以上，而相关犯罪嫌疑人又不承认有伤害的故意，所以，公诉机关担心肖传国不构成故意伤害罪。而作为公安部督办的“大案”，又不可能无罪释放，所以，就选择了不太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寻衅滋事罪。因此，笔者认为，公诉机关选择的罪名，是多方权衡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的出现并不是个理想的结果，它暴露了司法机关存在的法律工具主义思维。即不是尊重法律的神圣性，而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选择性适用法律。这是很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