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分平反与父亲的笑
五年级开学没多久，教室里的广播突然响了，校长的声音带着几分郑重：“即日起，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摘帽，落实平反政策……”
我手里的铅笔 “嗒” 地掉在地上，耳边瞬间炸开 ——“摘帽”，是不是说，那张入学登记表上的 “地主”
二字，再也不算数了？
跑回家时，院门口围了好多人，父亲正攥着县里送来的平反通知书，手指在 “摘帽”
两个字上反复蹭，平时总蹙着的眉头，此刻舒展开来，眼角都带着笑。“娃他娘！咱们家的成分平反了！”
他朝屋里喊，声音比平时亮了好几度，连说话的调子都带着颤。那天晚饭，母亲炒了鸡蛋，还蒸了白面馒头，父亲难得喝了两盅酒，话也多了起来，讲起他兰州美院毕业那年，背着画板走了三天山路去石嘴山煤矿文工团报到的事：“团里缺画布景的，我这学美术的正好派上用场，在那儿画了整整两年，《白毛女》的山洞景、《红灯记》的茶馆景，都是我一笔笔调出来的，颜料色正得很，台下观众都以为是搭的实景。”
他说着抬手比划，指尖仿佛还沾着当年的油彩，又忽然叹气：“后来成分的事一出来，我就离开了团里，这一隔就是十余年，在若羌做过零工、修过农机，再没敢把画板拿出来过。”
连弟妹插嘴问
“山洞里有灯吗”，他都不恼，只笑着拍他们的头：“画出来的灯，比真灯还暖，就是这暖，我盼了十来年才又摸着。”
以前父亲下班回家，总爱坐在门槛上抽烟，一句话不说；如今他进门先喊 “娃们呢”，周末还翻出压箱底的画夹，把泛黄的素描稿摊在桌上整理 ——
那是他美院时的习作，有黄河边的渡船，有祁连山的积雪，还有两张文工团布景的草稿，边角都磨破了。他边擦画稿上的灰尘边说：“这些画藏了十几年，在若羌搬了三次家都没舍得扔，总算能光明正大地摆出来了。”
有次我听见他跟母亲说：“在若羌这十余年，我最怕娃们问‘爹以前是做啥的’，现在好了，娃们再也不用被人戳脊梁骨，我这画画的手艺，也能再拾起来了。”
月光照在他脸上，我第一次见他笑得那么轻松，像卸下了千斤担子。
老同事相助与户口波折
没过多久，父亲从老同事那里听说
“平反后可上访恢复原工作”，当天就翻出了压在箱底的宁夏石嘴山煤矿文工团工作证 —— 封皮上印着 “舞台美术”
字样，照片上的父亲穿着沾满油彩的演出服，手里还攥着支画笔，眉眼清亮，工作证上的日期停留在他离开那年。“我得去趟石嘴山，试试能不能回团里。”
他收拾行李时，把工作证、平反通知书和几幅得意的布景设计稿仔细缝在贴身的衣兜里，又揣了几张家里的合影，说
“在若羌待了十余年，老伙计们怕是都忘了我，得让他们看看，我这手艺没丢”。
父亲走了半个月，回来时晒黑了，却攥着一封皱巴巴的信，一进门就喊：“成了！老周现在是副团长，他还记得我当年画《智取威虎山》的雪山景，说那布景至今还在团里仓库留着呢！”
老周是父亲以前的搭档，当年父亲在文工团画布景的两年里，两人总凑在一起：父亲调颜料时，老周就吹笛子给他解闷；演出结束后，两人啃着干粮聊接下来的布景方案。可没等我们高兴完，父亲的眉头又皱了：“就是……
团里说只能解决我一个人的户口，你娘和娃们的，还得想办法。在若羌这十余年，咱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凑齐，不能再分开了。”
那天晚上，父亲和母亲坐在灯下商量到半夜。母亲摩挲着父亲带回的布景设计稿，轻声说：“在若羌苦了十余年都过来了，只要你能重画画布景，我们在这儿也能过。”
可父亲摇头，把画稿叠得整整齐齐：“不行，要走就全家走，要不就留在若羌 ——
当年为了成分，我丢了画笔；在若羌这十余年，我丢了体面；现在平反了，不能再丢了家。”
后来还是副团长在信里提了句：“若不愿回团，可按政策写说明，凭你在文工团两年的舞台美术功底，若羌文化馆肯定需要人，全家户口也能一并落实。”
这句话，让父亲又看到了希望。
全家户口落定与工作归位
父亲拿着副团长的信、政策文件和一摞画稿，天天往若羌县落实政策的部门跑。他早上揣着干粮出门，傍晚才回来，鞋子上沾着尘土，画稿却总护得平平整整
——
那是他在文工团两年的心血，也是在若羌十余年没敢示人的宝贝。有次我跟他去办事，看见他在办公室里展开布景设计稿，指着上面的笔触说：“我兰州美院毕业，在石嘴山文工团画了两年布景，后来在若羌干了十余年杂活，可画笔从没真正放下。若羌的胡杨、塔里木河，我都在心里画了无数遍，就盼着能有机会为咱县画画。”
他把在若羌十余年的生活、母亲操持家务的不易一条一条写在纸上，语气诚恳得像在跟人交心。
大概过了三个月，父亲终于捧着新户口本和一个牛皮纸信封回来了，手都在抖。他先把户口本翻开，指着
“城市户口” 的红戳子，给我们一个个念名字：“你娘的，你的，你弟的，你妹的 ——
咱全家都是城里人了！在若羌这十余年，总算有了真正的家！”
接着又拆开信封，一沓崭新的票子滑出来，“这是补发的三千多块补贴！团里说，算上我在文工团两年的工龄和这十余年的补偿，这钱，来得不容易啊！”
母亲凑过来，手指在票子上捻了好几遍，又摸了摸父亲带回的画稿，眼眶都红了：“终于能给娃们买床新被褥，再给你扯块新画布了。在若羌这十余年，你就没好好画过一幅画。”
那天下午，父亲就去供销社买了条花布被面，给我和弟妹各买了双胶鞋，自己则搬回了半筒水彩颜料和一块崭新的画板 —— 画板边缘还印着
“兰州美术用品厂” 的字样，是他在文工团时用惯的牌子，念叨了十余年。
没过多久，母亲收到了镇政府事业单位的通知，让她去做收发工作。她特意提前两天就把浅灰色褂子洗得干干净净，还让父亲帮她把头发梳得整齐些
——
在若羌这十余年，她总穿着打补丁的衣裳，如今终于能体面地上班了。第一天上班，她天不亮就起了床，把收发登记本用牛皮纸包了个封皮，反复叮嘱我：“在家照看好弟妹，娘下班给你们带糖。”
晚上回来时，母亲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手里真的攥着几颗水果糖，还跟我们讲单位的事：“今天收了好几份文件，我都记在本上了，领导还夸我字写得工整呢。在若羌这十余年，总算能为家里出份力了。”
后来我发现，母亲的收发本上，每一笔都写得格外认真，连日期都标得清清楚楚，有时下班晚了，她还会在灯下把当天的记录再核对一遍，生怕出错。
而父亲，也顺利调去了县文化馆，负责美术辅导和文艺活动策划 ——
这是他在若羌十余年，从未敢想的工作。每天早上，他都背着装画笔、颜料和乐谱的布包去上班，傍晚回来时，袖口常沾着五彩的油彩，却笑得格外满足。有次我去文化馆找他，看见他正带着一些绘画爱好者在院子里写生，手里拿着炭笔在画纸上比划：“你看这若羌的胡杨，树干得往这边倾才显精神，我在心里画了十余年，今天总算能教大家一起画了。”
墙角还堆着他刚画好的宣传画，画的是塔里木河旁的丰收麦田，色彩鲜亮得晃眼，比他在文工团画的舞台景更添了几分生活气。他还牵头整理县里的民间美术资料，把老艺人的剪纸、壁画都拍成照片，再用工整的素描稿临摹下来，笔记本里夹着干枯的沙枣花，说是去乡下采风时摘的
—— 那是在若羌十余年，他常带着弟妹去摘的果子。
周末休息，父亲总爱坐在院子里，要么趴在画板上画窗外的杨树，要么拿起笛子吹几段老调子。母亲就坐在旁边缝衣裳，看着他的画稿笑：“你这画的树叶，比真的还绿，比在文工团时画的景更暖。”
弟妹凑在旁边看他调色，小手蘸着颜料在纸上乱涂，他也不恼，还教他们辨色：“这是赭石，画若羌的胡杨树干正好；这是藤黄，像院子里的向日葵，也像咱在若羌见过的沙棘果。”
连邻居都常站在院门口，指着墙上父亲贴的宣传画说：“赵老师在若羌待了十余年，最懂咱这儿的景，画的就是好！”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坐在小平房的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月亮，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亮。父亲手里摩挲着新画板，母亲把刚缝好的新枕套叠得整整齐齐，我和弟妹捧着刚买的连环画，画册上的插图还是父亲照着若羌的胡杨画的小人儿。父亲说：“在若羌这十余年，苦过、怕过，可从没放弃过。现在好了，咱再也不用怕别人说啥了，我能画画，能吹笛，你们能安心读书
—— 好好过日子，啥都有盼头。” 我摸着口袋里新办的学生证，上面再也没有 “地主” 的标注，心里暖烘烘的 ——
那些压在我们家头上的乌云，终于散了，日子就像父亲画里的向日葵，正朝着太阳往上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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