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与成分-塑造中国社会的 “双重密码”
一晃眼，门前的老杨树落了三回叶，我也到了该背书包的年纪。父亲攥着崭新的粮本和户口本，在油灯下反复摩挲 —— 户口本上 “城市户口”
的红戳子，在灯下泛着微光，可他指腹上的茧子，却把纸页磨得沙沙响。“爹在手工业联社找了活，按月发工资，咱们搬去县城，你去县一小读书，总比在村里强。”
我瞥见他袖口沾着机油，那是白天在联社修机器蹭的，听说为了这份工，他连着跑了三回联社，每次回来都揣着皱巴巴的烟盒，却从不说人家问了多少关于
“成分” 的话。
行李还是那只打了补丁的木箱，最底下垫着父亲的联社工作证，旁边叠着母亲和弟妹的农村户口页，纸张边缘已经磨得发毛。我摸着户口页上弟妹的名字，忽然想起在村里时，有人冲父亲喊
“地主崽子”，父亲攥着我的手没吭声，只把腰挺得更直。那时我不懂，如今看着父亲深夜还在擦工作证，才明白他顶着 “地主”
的名头找城里的活，得多难 —— 我背着这成分在孩子堆里抬不起头，他要在大人的世界里撑起家，肯定更难。
县城的路是用柏油铺的，踩上去软乎乎的，不像村里的土路总沾一脚泥。新家在手工业联社的家属院，一间朝南的小平房，窗台上能晒到整个下午的太阳。母亲收拾屋子时，总把农村户口页仔细夹在衣柜的旧手帕里，念叨着：“等将来有机会，娘和弟妹也能成城里人。”
我看见她指尖划过 “农村户口”
四个字时，指甲盖都泛了白，却没说过一次去派出所打听迁户口时，人家看她的眼神多冷淡。
“地主” 二字的刺目与父亲的隐忧
报名那天，父亲牵着我的手走进县一小的教务处，他手心全是汗，比我还紧张。穿蓝布褂子的老师递来一张黄纸表格，笔尖在 “学生成分”
那一栏顿了顿，又扫了眼父亲递来的户口页，眼神在 “城市户口”
和父亲的旧布鞋上转了圈：“家里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攥着父亲的衣角，看见他喉结动了动，声音比平时低了些：“以前…… 是务农的。”
老师低头在表格上写着什么，钢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像小虫子在我心上爬。等表格递回来，我凑过去看，“学生成分” 后面那两个字刺得眼睛疼
——“地主”。我猛地攥紧父亲的手，他却立刻松了松力道，怕捏疼我，只小声说：“别让你娘看见，她该担心了。”
走出教务处，我盯着父亲的背影，他肩膀比平时塌了些。我忽然想起前几天，他在联社门口听见有人说
“地主家还来当工人”，回来却笑着给我买了块糖。我背着这成分在学校怕被人说，父亲要在单位听闲话，还要瞒着我们，他心里的苦，肯定比我多得多。
躲不开的白眼与迟来两年的红领巾
开学第一天，我盯着同桌胸前的红领巾，红得像团火，心里直发痒。老师说少先队员是
“好孩子的代表”，可我知道，“地主”
的成分像块石头压着我，连举手回答问题都怕被人盯着后背议论。课间跳皮筋时，明明轮到我了，扎羊角辫的女孩却突然把皮筋往回拽：“我妈说，地主家的孩子不能跟我们玩，说不定你家以前还欺负过农民呢！”
周围几个同学都停了手，齐刷刷地看着我，眼神像沾了霜，凉得我后背发紧。我攥着衣角往后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心里满是委屈 ——
我从没做过坏事，为什么连戴红领巾的资格都好像比别人远一截？
后来我总爱躲在教室最后一排，却把课本背得滚瓜烂熟，作业写得工工整整。每次看到老师给新入队的同学系红领巾，我都偷偷攥紧衣角，盼着自己也能有那么一天。有次语文课上，老师让用
“家乡” 造句，我站起来说 “我的家乡有棵老杨树，春天会撑起满眼的绿”，底下突然有人小声笑：“地主家的杨树，肯定是抢来的！”
全班都笑了，我攥着衣角坐下，眼泪差点掉在课本上。放学路上，我故意走得慢，不想让父母看见我红着眼。我想起母亲每次去菜场，都要绕开卖菜的王婶，因为王婶曾指着弟妹说
“农村户口的地主娃”；想起父亲为了给我买新课本，跟联社同事借了钱，却被人说
“地主家还缺这点钱”。我背着成分抬不起头，可父母要面对的，是更难听的话、更冷的眼神，他们却从没在我面前抱怨过一次，只把好的都留给我们。
直到三年级的春天，老师终于在班会课上念了我的名字：“经过考察，同意你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我愣了好一会儿，才听见同桌碰了碰我的胳膊：“快上去呀！” 走上讲台时，我看见窗外有个熟悉的身影 ——
是父亲，他特意跟联社请了假，偷偷站在墙角，手里还攥着块没拆封的水果糖。老师给我系红领巾时，我盯着那抹红色，突然想起前一晚母亲在灯下缝补白衬衫，针脚比平时密了许多，她说：“入队要穿干净衣裳，娘把你这件衬衫补补，跟新的一样。”
那一刻，红领巾的边角蹭着脸颊，暖得我鼻子发酸 ——
这迟来两年的红领巾，是我咬着牙挣来的，更是父母在背后替我扛着压力、默默盼来的。
户口的隔阂、父亲的慰藉与少年期许
晚上回家，我把那张皱巴巴的入学登记表和红领巾叠在一起，塞进书包最底层的夹层里。母亲正借着月光缝补弟妹的旧衣裳，见我捧着红领巾笑，她也跟着笑，眼角的细纹挤在一起：“俺娃终于戴上红领巾了，比啥都强。”
我看见她指尖还沾着白线头，想起她为了给我凑买白衬衫的钱，连着好几天没买过肉，只靠咸菜配粥。
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个烤红薯，还是热的，“今天联社食堂发的，给你留的。”
他摸了摸我胸前的红领巾，手上的老茧蹭得我脖子发痒：“以后要更听话，别让人说闲话，给爹娘争口气。”
我接过红薯，咬了一口，甜得发暖，可眼泪却掉了下来 —— 我知道，为了我能顺利入队，父亲前阵子特意找过班主任，低着头像求人似的，说
“孩子是好孩子，别让成分耽误了他”，这些都是母亲后来偷偷告诉我的。
窗外的月光照在桌角，我摸着红领巾上的针脚，忽然觉得，县城的月亮好像比以前暖了些。可我也清楚，“地主”
的标签没完全消失，母亲和弟妹的农村户口还夹在旧手帕里，父亲在联社还是会听见闲言碎语。我背着这成分曾抬不起头，可父母扛着它撑起了这个家，他们的不易，我现在才懂了大半。夜里我听见父母在隔壁小声说话，父亲说
“再去联社问问迁户口的事”，母亲说
“别太累了，娃懂事就够了”，我攥着被子，心里暗暗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让父母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让弟妹也能堂堂正正地做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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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27 0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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