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是幸福的

——读赵彦昌主编之《中国档案史专题研究编余录》

    在葡萄牙有这样一句谚语：“爱好即获得知识的第一步”。英国大剧作家莎士比亚也说过，“学问必须合乎自己的兴趣，方可得益”。没有兴趣，就很难静下心来认真做学问。与赵彦昌老师接触已经有近六年的时光了，经常听及的话就是搞学问做研究是幸福的，只要是看到了档案史方面的问题，总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和激动。我想这便是兴趣的力量。

    《中国档案史专题研究编余录》是赵彦昌老师的第二本著述了，他依然延续了第一本著述的路子，以指导教学为切入点，对目前中国档案史研究中相对薄弱模糊的专题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论述，从而最终丰富到自己的教学中来。因此，每次读赵老师的论著的时候，也会感觉到一种亲切，一种似曾相识但又耳目一新的感觉。中国档案史作为我国档案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长期以来却处于相对边缘的境地，尤其是在时下信息化大潮中，各个院校都更注重档案信息化、电算化以及管理的科学化，可对于档案史应有的地位却少有重视。可以说，档案史有了赵彦昌是幸运的，它的博大精深可以通过赵这一扇窗为我们慢慢展开那道典雅依然、风情仍旧的风景。

    一、直接服务于教学。赵老师常说，教学是快乐的，研究是幸福的。我想这也正是赵老师论著的一大特点。他不像大多数人的论著那样阐述一通玄之又玄、形而上的理论，而是从档案史教学的实际出发，对档案史中的某一个薄弱点出发，由点成线，再由线成面。本书共分为六章，分别对中国古代档案管理制度、古代档案职官及其职掌、古代信息传播研究、古代制诏变迁、古代公文邮驿制度及辽宁省历史档案研究做了详细的论述。以第二章“中国古代档案职官述要”为例，在目前各个版本的《中国档案史》中，这是一个薄弱点，论者寥寥，且多含糊而过。这样甚至出现了“高官必档”的一个惊人现象。历史是什么样子？我们却很少去做一次历史的现场还原。而赵老师却愿意埋头书海去做这样一个古今对话。文章运用了训诂学的方法，对古代各个时期的档案职官及其职掌做了仔细的考证，并且区分出中央和地方文书档案职官，尤其是在进入唐宋之后，由于甲库、架阁库等一批专门档案库房的出现，这样专职的档案官员也随之诞生，因此从隋唐之后，在论述中更将文书与档案职官区分开来。通过这样一个论述，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古代档案职官由兼职到专职、由高位到低位、由权重到权轻这样一个变迁历程。同时，也说明了人在档案管理中自始至终都是第一要素这样一个真谛。古代非通晓经史、法律及品行端方的人不能担任档案职官，可见对人这一要素的重视。通过这样几章的论述，补充了档案史的不足，丰富了教学的内容，更能引发学生更多的思考。

    二、论述缜密。档案史由于古文这个瓶颈，因而成为研究者最见功力的地方。没有足够的古文功力，很难对档案史上的诸多现象作出深入的研究和考证，面对海量的古代文献更会不知所措。而赵老师的论述则很见精准。赵老师常说要想写一篇好的论文，就必须首先占有足够全的资料，并且是第一手的资料。没有资料或资料很少，就等于是空山独语。因此赵老师的论著总是在收集了大量资料之后才肯动笔的。以该书第三章“中国古代信息传播研究”和第四章“中国古代制诏变迁研究”为例。中国古代信息传播是史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尤其是唐宋信息传播的研究更为瞩目。该文透过庞杂的历史云烟，而清楚的认识到古代信息传播中的官方信息传播其实是以文书档案为载体、以报纸为载体、借助民间广告、借助书籍以其他形式的信息传播类型，尤其是对于以文书档案为载体的这一主体性的形式做了分门别类的论述。在论证过程中，旁征博引是赵老师的特点，从官方史书到当朝私人笔记再到今人的最新论述，对一个知识点而串联出一系列的观点论述，从中在推论考证出自己的观点。第四章的制诏变迁研究也是这样，针对这一中国古代社会最独特也最为普遍和代表性的皇帝专用文书，将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名称、功能、格式及管理方式的变更一一考证出来，并以各朝代有代表性的制诏为例做以佐证，令人信服。

    爱是学问之始。赵老师就是带着这样的一腔兴趣走进中国档案史的。兴趣是前行的源动力，是心头跳动的激情。有的时候问及赵老师这个问题，“为什么你天天坐在书海里都不感觉到累”？他总会神秘的笑着说：“感兴趣就不累”。我想带着兴趣出发，才能把事业和学业做到更好，也才能走得更远。研究是幸福的，不妨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