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王彦祥《中国藏书文化》讲义，2002 （四）明清
(2009-04-20 14: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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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1368—1644年）
1368年（洪武元年）
八月徐达率兵攻入元大都（今北京），收图籍、祭器、仪象、版籍等物。将所藏宋元雕版旧抄，及元奎章阁、崇文阁等秘室图书，尽数载运金陵（南京），归入南监（即南京国子监）。后南监据此类板片，修补印行，即后世所称“三朝本”，以《十七史》最著名。
十一月于宫中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皇明典礼志》）。该堂为太子读书处，亦收储大量典籍，并藏有元明两朝案牍文书。命有司广求古今书籍。
1370年（洪武三年）
太祖仿唐宋元旧制，设弘文馆、秘书监，专司收藏、校理典籍，教授生徒。
三月 明“置秘书监，秩正六品，除监丞一人，直长二人，寻定设令一人，丞、直长各二人，掌内府书籍。”（《明史?志?职官二》）
1372年（洪武五年）
《洪武南藏》开雕，完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又名《初刻南藏》，为明太祖敕令，于南京蒋山寺雕刻的官版大藏经，属南方系。收经1600余部、7000卷，分作678函，折装本。
1380年（洪武十三年）
七月太祖废除中书省、丞相等职，并罢秘书监。“并其任于翰林院，设典籍二员，掌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之在文渊阁者。”皆因丞相胡惟庸谋反案波及所致，故使官府藏书统归于翰林院典籍执掌。
置行人司，设行人（正九品），左右行人（从九品），寻改行人为司正，左右行人为左右司副，更设行人。行人司亦有专门藏书，且编有行人司书目。
宋亡后，两宋监本书版多移入西湖书院，相继修补出版。是年移送南京国子监，重新整补。
1381年（洪武十四年）
太祖以国子学书版岁久残剥，命诸儒考补工部，督匠修治。赵俊奉诏监理，古籍始备。
1382年（洪武十五年）
诏南京国子学改为国子监，继续藏书、刻书，贮存书版、石刻。监内设典籍厅，位于彝伦堂之东，占屋3间，专门用以储藏书籍。另有东、西书库楼各7间，也用于藏书。其中大量书版，为宋元朝所遗，后又将杭州西湖书院南宋国子监刻版及元代刻版运至南京收存。北监建立后，部分书版被运往北京。有《明南雍经籍考》上下两卷，上卷著录明英宗天顺年间官刻书140余种，不分类，有书名、册数、卷数及存佚情况等项；下卷为梓刻，著录监本书300余种，分制书、经、史、子、文集、类书、韵书、杂书、石刻九类。
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
太祖诏校正南京国子监经书刻版，印行颁藏于天下。以历代正史、典制书籍及经史子集为主，此类版本书籍后来称为“南监本”；又历经宋、元、明三代修补，称为“三朝本”；而部分书版漫漶不清，以之印出的书籍也称“大花脸本”。
1399—1402年（惠帝时）
朝廷遣专使往各地求书。对撰著进献“有补政治”书籍者，赐金币，进以官职；对无补于世道人心之道家炼丹之类，却而不纳；对妖言惑众，期冀富贵持献所谓“天书”者，则杀头问斩，以杜流弊。
1403年（永乐元年）
于北京设置国子监，亦称“北监”或“北雍”。与南京国子监遥相呼应，位于京城安定门内。
1405年（永乐三年）
南京文渊阁建成，位在南京奉天门东，占屋五间，为中秘藏书之所。内置书柜若干以藏书，珍籍秘档、累朝御笔、《实录》、《宝训》、《玉牒》及其它重要书籍等，皆藏于此处。徐达从元大都取回的宋金元大量典籍，从全国征集的大量书籍，亦贮存文渊阁，《永乐大典》纂成后同样贮藏于此。
1406年（永乐四年）
朝廷购求图书。成祖视朝之暇，常于便殿阅览图书，问及文渊阁藏书，解缙答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耳”。成祖即谓：“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于是命礼部尚书郑赐选派官员至各地购求典籍，凡需购之书，不较其价，唯其所欲与之。亦不再限于以前支绢、给钱、补官等旧有成法，凡朝廷需要书籍，悉数购回。由此征购各种图书达7000—8000种之多，
1407年（永乐五年）
十一月解缙等重修《永乐大典》成，呈进时改赐是名，成祖亲制序言。全书辑录古籍7000～8000种，几将文渊阁藏书全部收录，共22937卷（其中凡例和目录60卷），约3.7亿字，共装成11095册。因卷帙浩繁，当时无法刊行，全部手工书写。编纂此书时，共动用人力凡2180人。正本贮南京文渊阁，副本贮皇史宬。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时正本运贮北京文楼（今故宫午门东角楼）。
1408年（永乐六年）
郑和曾于成祖永乐年间及宣宗宣德年间，陆续造藏十一藏。分别奉旨颁赐予南京灵谷寺、天界寺、静海寺、鸡鸣寺、弘觉寺、牛头山佛窟寺、北京皇后寺、镇江金山寺、福建南山三峰塔寺、云南五华寺等寺院。
1417年（永乐十五年）
成祖以《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为“学者之根本，圣贤精蕴悉具于是”，故颁赐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
1420年（永乐十八年）
九月北京新皇宫落成，诏自次年（永乐十九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既定都北京，将北京国子监改为京师国子监。遣侍讲陈敬宗至南京取文渊阁所贮古今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次年正月，太子遣修撰陈循如数送至京师100柜之多。先贮于左顺门外北廊，后移存北京文渊阁。新编成《永乐大典》原本亦一同运京，贮于奉天殿东庑正中之文楼（今太和殿体仁阁）内。
北京国子监（北监）位于京城安定门内，太学之东北角。设典籍官一人，掌管书籍和书版。以典籍厅存贮书籍与石刻，载道所储藏皇帝颁降之经、史、子、集书籍，御制诸书及各种书版。另有几处设置橱柜，盛装书籍与书版，如东厢、西厢、博士厅、彝伦堂、御书处等。北监所藏包括监内自刻书、中央政府刻行的典籍、作为教材的经史典籍等；北监刻书之书版，也就地存贮于监内。
诏命使臣外出购求图籍，充实皇室所藏。
1425年（洪熙元年）
朝廷先后扩建广寒殿、清暑殿、琼花岛、通集库、皇史宬等藏书处。
1426—1435年（宣宗时）
秘阁储书约2万余部，近百万卷。其中“刻本十三，抄本十七”（《明史?艺文志》），即刻本占十分之三，抄本占十分之七，皆贮藏于文渊阁。宣宗亦好图籍，几次下诏搜求民间遗书，并亲临文渊阁披阅经史，与少傅杨士奇等议论，赐予杨士奇等诗文。
1433年（宣德八年）
四月宣宗命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数十人，取五经、四书及《说苑》之类，各录副本，分贮广寒、清暑二殿及东、西琼岛，以便观览。
1441年（正统六年）北京文渊阁建成，位在午门内东南一隅，文华殿之前。将列祖御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入藏其中。后又运来南京文渊阁图书增贮之，并由专人勘点、编目、典守。至宣德、正统年间，阁中已藏宋元旧刻3万余部，近百万卷，其中刻本十三，元本十七。后阁藏毁于李自成崇祯十七年（1644）入京之时。杨士奇等奉敕撰成《文渊阁书目》20卷。共著录图书7200余部、42600册，约10万卷以上，其中十之八、九为宋刻精本。杨士奇并奏：“文渊阁所贮书籍，有祖宗御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向贮左顺门北廊，今移于文渊东阁，臣等逐一点勘，编成书目，请用宝钤识，永久藏弆”。此书目体例不依四部分类，而用“千字文”作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20号，共50橱。然只著录书名和册数，不著撰人及卷帙数，乃至于“往”字3橱之新志，大半册数亦未注。故《四库全书总目》讥其编次草率，愧对《七略》、《中经》。
钱溥撰《秘阁书目》1卷。钱氏尝为东阁史官，以所阅秘中之书，致仕归里后，著录成目。
1442年（正统七年）
正月南京文渊阁火灾，所贮之书全部化为灰烬。其宋元秘本、《永乐大典》，及大本堂所藏，俱遭焚毁。所幸的是，原文渊阁藏复本已移贮北京，使稍有存留。
1492年（弘治五年）
五月 朝廷访求遗书。集完备者，存于内阁，检其有副本者，分贮于两京国子监。“使一书而存数本，一本而藏三所”。
大学士邱浚为保护图籍文献，上表请于文渊阁附近，别建重楼，不用木植，而用砖石建造。“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每岁曝书……。”帝甚以为是。40余年后，于嘉靖十三年（1534）由世宗下旨依其意建成“皇史宬”，储藏实录等秘籍于其中。
1509年（正德四年）
北京文渊阁失火，历代图典稿簿俱焚。
1515年（正德十年）
因内阁及东阁藏书有阙残，故令原管主事李继先等次第修补。
1522—1566年（嘉靖间）
嘉靖年间禁内曾遇火灾，之后为防不测，世宗命将文渊阁所剩之书，转移至古今通集库及皇史宬贮藏。
1534年（嘉靖十三年）
世宗命于重华殿西建“皇史宬”，以贮列朝《实录》、《宝训》。每一帝崩，则开局纂修，告成，焚稿椒园，正本贮此。
1536年（嘉靖十五年）
七月 “皇史宬”建成，位在文渊阁近地，禁城之西侧。内置雕龙鎏金铜皮大木柜，即所谓“金匮”。一月后，明世宗以前各朝《实录》、《宝训》之正本，庋藏就位。其后明各朝皇帝及清代皇帝《实录》、《宝训》等均藏储于此，皇史宬也成为中国古代藏储图书、档案最具代表性之建筑。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
四月 禁内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火灾，世宗急命抢运《永乐大典》，才幸免于难。
1561年（嘉靖四十年）
鄞县（今宁波市）人范钦（字光卿）于宁波月湖之西始建藏书楼，取古意“天一生水”之说法，名为“天一阁”，嘉靖末年完成。其坐北向南，为木结构六开间二层楼房，重檐硬山顶，前后有廊，内中藏有范氏积年所访购图书7万余卷。天一阁旁凿池蓄水，名“天一池”，使书楼四面临水，以为不测；建筑楼阁纯用砖瓦，不用木料，东西两旁筑封火墙；阁四周留有空地，并筑围墙，也是为防火而设计。范氏还规定：凡阁厨锁钥分房掌管，非各房子弟集齐，不开锁，其书不借人，不出阁；子孙有志者，就阁读之。清乾隆间，诏建7阁以藏《四库全书》，均参考天一阁建筑结构。此阁现为中国现存最古之藏书楼。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
八月前因三殿火灾，急命取出文楼所藏《永乐大典》，得不被烧毁。为备不虞，诏阁臣徐阶照式重录副本。于是礼部召集儒士程道南等180余人就史馆分录，至隆庆元年（1567）四月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至明末，正本已下落不明，副本也出现残缺。至清雍正年间，副本移至东交民巷翰林院内。
1573—1619年（万历间）
张萱等重新整理文渊阁藏书，编为《内阁藏书目录》8卷。编辑中复查，“视前所录，十无二三。所增益者仅近代文集、地志，其他唐宋遗编，悉归子虚乌有”。
阁臣陈于陛请修正史，诏从之。于是开馆分局，集累世实录，采朝野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忽遭火灾化为灰烬。
1602年（万历三十年）
行人司正徐图编出《行人司书目》，反映京师行人司贮书最多。著录藏书1600余种，以六部分类，即典部（御制之书）、经部、史部、子部、文部、杂部。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
内阁中书舍人孙能传、张萱等撰成《内阁书目》8卷。又名《内阁藏书目录》、《新定内阁藏书目录》、《文渊阁书目》，是为明代官书目录，现仍存世。全目分18类，收书凡2300余种。每书著录书名、作者、卷帙，有的还注明卷数，或作简略解题，于此可窥明代官府藏书大略。
1628—1644年（崇祯间）
司礼监为明初所设内府刻书中心，此时收储内版书有近200种。
清（1644—1912年）
前清（1644—1840年）
1644—1658年（顺治元年—十五年）
清朝沿袭明制，除翰林院、国子监等藏书外，多为内府藏书。其书分藏于武英殿、懋勤殿、昭德殿、南熏殿、养心殿、昭仁殿、紫光阁、南书房、皇史宬、内阁等处。
紫禁城内藏书处所繁多，凡皇帝处理政务、批阅奏章、举行筵宴、日常起居、读书、休憩、游乐等常至之所，几乎都是图书文献的陈设、收藏之地。储书较富者如：外朝东路有内阁大库、文渊阁、国史馆、录馆、会典馆、皇史宬。外朝西路有：武英殿、方略馆。内廷中路有乾清宫、昭仁殿、五经萃室、上书房、懋勤殿、南书房、摛藻堂、位育斋；内廷东路：毓庆宫、景阳宫、古董房。内廷外东路有皇极殿、宁寿宫、景福宫。内廷西路有养心殿、长春宫、重华宫。内廷外西路有慈宁宫、寿康宫、寿安宫等等。因各殿堂用途不同，故收藏书籍的内容重点、版本、数量也有所不同。
紫禁城外皇家藏书楼主要集中于以下各处：北京翰林院、国子监、景山寿皇殿；盛京皇宫之文溯阁、翔凤阁与西七间楼、崇谟阁、敬典阁、凤凰楼等处；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之文津阁、烟波致爽、四知书屋等多处；盘山行宫之四面云山、智仁乐处等；汤泉行宫之惠泽阁、澜碧殿、瞻睇烟云殿、水镜秋霜殿、渊清玉洁殿等多处；北京圆明园内文源阁、味腴书室；以及清漪园（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等皇家苑囿、亭楼阁屋等建筑。所藏典籍主要供皇帝及皇室成员修身治学，日常浏览，摆设点缀之用。以清朝纂修书籍为主，尤其内府刻行“殿本”居多，还有少量画像、舆图、御笔卷轴、册页等。盛京皇宫、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另有《四库全书》、《实录》、《玉牒》等写本，皇家档案等，不一而足。
1644年（顺治元年）
李自成入京，文渊阁及藏书被焚毁。
清军入关，李自成率兵退出北京，纵火发炮，击毁诸宫殿，很多藏书于是时被毁。如慎质库藏书达百万卷，皆宣和时期所藏，为金自汴梁运入燕者，历元及明初而无恙，徐达下大都时封记宛然。至国破，皆失散不存，谓为古今图籍书史一大劫难。
1650年（顺治七年）
皇帝赐建属于葡萄牙耶稣会之教堂“东堂”，其图籍收藏十分丰富。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也居于东堂，所出著作和使用参考书也藏在其中。后因战乱，东堂被焚，烬余残存者只区区数册。
1653年（顺治十年）
重修慈宁宫，位于内廷隆宗门外西侧，为皇太后所居之正宫。此殿区藏有书籍、档案若干，如《清字内范衍义》、《清字内政要览》、《大元史》、《会试乡试录》、《清字小说》、《慈宁宫宣统档案》，以及《莲华经》、《御书华严经》等佛经、佛像。乾隆三十四年（1769）又兴工改建，藏书亦逐渐增多。
1658年（顺治十五年）
翰林院更名为内阁。《清史稿?职官》载：“别置翰林院官，以大学士分兼。殿阁为：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仍兼尚书，学士亦如之。……文渊阁领阁事三人，掌典综册府；直阁事六人，掌典守厘缉；校理十有六人，掌注册点验；检阅八人，内务府司员、笔帖各四人。”其实为国家典藏图籍之机构和官员。
1662—1722年（康熙时）
康熙一朝开始扶持书院，一度消沉的书院又呈兴盛之势。
1669年（康熙八年）
圣祖康熙曾赐佛藏予峨眉山伏虎寺。
康熙帝颁赐奉天府承德县太清宫道藏1部。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
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开雕。属官刻本，雕造精良，装帧豪华，版型较一般藏文经大，系依西藏霞卢寺写本为底本，雕于北京嵩祝寺，故又名“嵩祝寺版”。有藏、蒙、满、汉四种文字总目，并将《宗喀巴全集》、《二世章嘉全集》续刻补于丹珠尔中，这是其他版藏文大藏经所未见的。后版片毁于1900年庚子之役，现有印本传世。
和硕裕亲王领衔监修元《蒙文大藏经》，重雕甘珠尔部分。此前，该藏于明万历、崇祯年间曾加入部分典籍，刊校印行。
1644—1658年（顺治元年—十五年）
清朝沿袭明制，除翰林院、国子监等藏书外，多为内府藏书。其书分藏于武英殿、懋勤殿、昭德殿、南熏殿、养心殿、昭仁殿、紫光阁、南书房、皇史宬、内阁等处。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
闰四月康熙帝下诏，命广求典籍。其诏曰：“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今宜广为访辑，……务令搜罗罔遗，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今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稗说，概不准录。”此外，命各省出示晓谕，如得遗书酌价购买，亦可雇觅书手缮写进呈，藏书家有自愿进献者，也一并汇缴京师，用充秘府。还规定各督抚征集后书籍送至礼部汇集，如无版刻者，催人缮写交翰林院进呈，有自行呈送者，交礼部汇缴。于是，宫中藏书日渐增多，共得文献2万余件。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
静明园行宫（即今玉泉山）修建完成。园中景点很多，各房也多有图籍收藏，供皇帝及皇室成员取阅研读。典型者20余处，如竹垆山房、圣因综绘、溪田课耕、峡雪琴音、华滋馆、含晖堂、空翠岩、碧云深处、无尽意轩、界湖楼等储书较多。
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
康熙帝拨地给银，同意建立隶属于法国耶稣会之教堂“北堂”。其藏书数量很多，也很有价值，欧洲各研究院与皇家科学院都曾赠送北堂大量学术著作，甚至法国国王及政府要员也为北堂收集过书籍。嘉庆后北堂逐渐衰落，有中国教士薛司铎购得北堂藏书及其他贵重物品，移至城外，后又运往张家口外西湾子收藏。至同治五年（1866），这批图书几经周折复被运回北京，藏于西什库堂（即北堂），但大部分已毁坏或流失。
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
承德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初建。后经乾隆时扩建、改建，成为清代最大的离宫型苑囿。内中除文津阁外，其他宫殿也多有藏书陈设，以清内府刻本为主，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类。如正宫的澹泊敬诚殿、四知书屋（依清旷）、烟波致爽，以及坦坦荡荡各殿、松鹤清樾各殿、绥成殿、有真意轩各殿、梨花伴月各殿、碧静堂各殿、含青斋各殿、宜照斋各殿、霞标各殿、清溪远流各殿、旃檀林各殿、山近轩各殿、广元宫各殿、永佑寺各殿、春好轩各殿、千尺雪各殿、西峪各殿、慧迪吉各殿、环碧各殿、瀑布各殿等等。所藏大到《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全唐诗》、《承德府志》，小到《千字文》、《三字经》、《论语》、《大学》；从丛书、类书、通志、会典、二十一史，到字书、诗文、佛经、手卷、图册，几乎无所不包，然其使用者却只有天子及皇室主要成员廖廖几十人而已。此外，这些图书除康熙、乾隆几个皇帝曾经涉猎研读，起到藏书使用目的外，绝大部分时间只能作为稽古好文之陈设品了。
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
康熙帝于承德县头沟镇汤泉村兴建汤泉行宫。内中建筑多有书籍储存，以便皇帝研读，主要分布在澜碧殿、东暖阁、西暖阁、开襟楼、石髓苓芬殿、对时育物殿、渊清玉洁殿、水镜秋霜殿、瞻睇烟云殿、惠泽阁等处。储存图籍较之其他禁外藏书之地，算是丰富的，包括《武英殿聚珍版书》130种、《钦定四库全书总目》1部16函、《御定墨刻十三经》、《文献通考》、《热河志》、《皇舆图》、《康熙字典》、《渊鉴类函》等书。行宫约于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裁撤，书籍运回北京和避暑山庄等处。
1733年（雍正十一年）
谕旨要求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
北京贤良寺校阅编排《龙藏》，为两年后正式刻藏做先期准备。
1736—1795年（乾隆间）
乾隆帝多次下诏征书，为历朝历代之最。其采取奖励、题咏、记名等切实有效措施，致各地藏书家和书肆纷纷呈献所藏，遂使天下图书云集京城。如对于进献精醇之本者，由皇帝御笔评咏题识于简端，优先发还；对私人进书百种以上者，奖励内府刻书，并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之末；谕令进书500种以上的浙江藏书家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江苏马裕四家，赏《古今图书集成》各1部，以为好古之劝；进书100种以上的纪昀、黄登贤、励守谦、周厚堉、汪如藻、吴玉墀、孙仰曾等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1部，以示嘉奖；对负责采集图书有突出成绩之地方官员，也注明“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收藏珍善本较多的大藏书家，则尊重有加，指派大臣亲往抄录其书。在很短时间内，征集图书总数便达13500余种，内容则四部俱全，无所不包，各代版本皆有，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
时内府藏书并不丰富，缺漏较多，乾隆帝遂多次降旨，饬内府及内阁藏书处，四处遍查旧版经史。兼谕在京诸王大臣，如有家藏旧本尽速进呈，以便颁发校勘。又饬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五省督抚，购求明初及泰昌以前监版经史，各送一二部到馆，彼此互证，补其缺遗，正其错误。又因前翰林院侍讲学士何焯曾博访宋版，校正《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遗讹，于是求下江苏巡抚向其家索取原书，照式改注，别本送馆，原本仍还其家，毋得损坏……。
乾隆帝采取寓禁于征的手段，广泛查禁“违碍”、“悖逆”之书，范围之广，数量之大，亦是前所未有。其在位60年，禁毁书籍约3100余种、151000多部，销毁书板8万块以上。
乾隆、嘉庆皇帝大力提倡书院，使书院藏书之风再次兴盛起来。一般书院都置办藏书，供师生披阅研究。大书院重修或新设藏书楼，以庋藏大量的经史百家书籍。其书楼名称繁多，有书库、书楼、御书阁、御书楼、经正阁、万卷楼、藏书楼、藏书阁、藏经阁、尊经阁、冠冕楼、芸香楼、云章阁、稽古阁、书接廨、藏书馆、博文馆等等。
1736年（乾隆元年）
乾隆帝于礼部复准：“各省会城，设有书院，亦一省人材聚集之地，宜多贮书籍，于造就之道有裨。令各督抚动用存公银两购买《十三经》、《二十一史》，发教官接管收贮，令士子熟习讲贯。”是年三月十三日，颁《十三经》、《二十一史》于各省会府学、书院，及府、州、县学。
准奏将圣祖《御纂周易折中》、《御纂性理精义》、《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各书发20部，储于太学，刊示诸生。
议准将圣祖仁皇帝《律书渊源》颁发直省书院庋藏。
1737年（乾隆二年）
九月颁康熙《御制文集》、雍正《朱批谕旨》及乾隆《乐善堂集》各10部于官学；又准奏将乾隆《日知荟说》及《乐善堂集》各40部，赏发国子监诸生传诵。
1738年（乾隆三年）
据《书坊禁例》载：是年乾隆议准，“查定例：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八旗都统、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饬所属官，严行查禁，务将书板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徙三年，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一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一如康熙五十三年上谕之规定。
《乾隆版大藏经》（俗称《龙藏》）是年刻成。雍正十一年（1733），开藏经馆，延请博通教义僧人于北京贤良寺校阅编辑底本，正式开雕于雍正十三年（1735）。全藏共收佛经1669部、7168卷，分作724函，折装本。该藏版式仿照《永乐北藏》，内容上也基本按照《永乐北藏》复刻，只略有增减，属南方系。此部大藏主要供颁赐之用，故印本较少，相对稀珍。次藏版片一直保存至今，是我国历代大藏经中唯一版片尚存者。
1744年（乾隆九年）
乾隆帝敕内直诸臣检阅秘府藏书，择其善本，进呈御览。阅毕即于昭仁殿列架庋置，取汉代宫中藏书天禄阁故事之意，亲笔赐名题额“天禄琳琅”。其收藏宋、辽、金、元、明五朝善本，达1081部、12258册，仅宋版子部即达63部。善本重新装帧，华丽划一，典雅庄重，便于保藏。经、史、子、集各部皆以不同颜色锦绨为面，每册首页钤有“乾隆御览之宝”，末页盖“天禄琳琅”朱文方印。此举开创了内府设立善本专门书库之先例。
是时，有摛藻堂、圆明园之味腴书屋分藏《四库全书荟要》各1部，南熏殿、紫光阁、南书房等处亦多有藏书。
盘山行宫即静寄山庄建成，位在北京至东陵中途，是清皇家园林之一。自乾隆迄光绪，园内主要有太古云岚、四面云山、智仁乐处、池上居、养虚斋等殿阁亭楼储存各类书籍。此外，园内库贮书籍也不少，其中包括由接要楼、清音斋、澹怀堂、丫髻山等处运至盘山行宫庋藏之典籍、图册。
朝廷复议书院之事。言：“（书院）至《三通》等书，未经备办者，饬督抚行令司道各员于公用内酌量置办，以资诸生诵读”。
1745年（乾隆十年）
乾隆帝在旧行宫基址上，廓香山为静宜园。后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朝，各殿堂皆有书籍陈设储藏。如绿云舫、栖云楼、凭襟致爽、多云亭、洒兰书屋、学古堂、太虚室、烟霏林秀、怀风楼、情赏为美殿、敷翠轩、丽瞩楼等处。所藏以清内府刻本为主，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各部类。此外，兼有少量册页、舆图。
1750年（乾隆十五年）
二月御史王应綵奏：“……请敕下内外大臣，细加搜访，上其遗书。果能斟酌群言，阐明奥旨者，量与旌奖。其书藏诸秘府，以为绩学之劝。应令直省各衙门，陆续采访进呈。”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
清漪园（颐和园前身）建成，其间有众多楼阁亭馆藏有典籍，供皇帝及皇室人员使用、陈设。主要如勤政殿之藕香榭、玉澜堂、夕佳楼、宜芸馆、怡春堂，乐寿堂之后抱厦、东暖阁、竹所、九间殿，画中游之爱山楼、借秋楼，石丈亭，石舫，味闲斋，佛香阁之转轮藏、善现寺，梯云山馆，花承阁之六兼斋、东一间，治镜阁，鉴远堂之澹会轩、月波楼，写秋轩之东间、西间、圆朗斋、观生意，惠山园之澹碧斋、就云楼、岑华室、月濑、饮绿殿、曙新楼、云淙殿、洗秋，畅观堂之怀新书屋、西三间、南间、睇佳榭，藻鉴堂等。所存书籍以清代内府刻本为主，内容涉及各个部类，兼有少量御笔册页、舆图，反映出帝后的阅读旨趣。重要的如《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万寿盛典》、《开国方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渊鉴类函》、《艺文类聚》、《文苑》、《诗经》、《钦定全唐文》、《御制拟白居易新乐府》、《御制全韵诗》、《康熙字典》、《钦定皇舆表》、《御制耕织图》等等。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清点时，剩余2943函又328本，集中归存于故宫仁寿殿和图书馆。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
正月四日为修《四库全书》，颁降征书之谕，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征集图书。命各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及时采集，汇送京师。又命将购访捐献各书叙列、目录、朝代、作者、提要等具奏。
诏访遗书令下后，各地藏书家被迫献书500—600种以上者有浙江鲍士恭等4家；进献100种以上者有江苏周厚堉等9家。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此轮征书结束时，得搜访进呈图书数以万计，不仅成为《四库全书》的主要来源，“天禄琳琅”等宫内藏书处也因此添续图籍。
汪启淑有藏书处名“开万楼”，有藏书百橱。时逢乾隆搜访遗书，遂进呈图籍600种，御题刘一清《钱塘遗事》、许山高《建康实录》2种，并赏《古今图书集成》1部。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
二月诏开四库全书馆，为乾隆朝一大盛事。命军机大臣为总裁，拣选翰林官30员专司纂辑，并设办事翰林等作提调、司掌，以翰林院署内迤西房屋一区为办事之所，开馆纂修，俟成编时名为《四库全书》。为此，各地图书纷纷云集京城，藏书家献书无数，抽删、禁毁书籍亦层出不穷。
二月乾隆谕毁书事云：“昔我皇考，曾命臣子刊刻《续藏》，将《续藏》中所载丛杂者，量为删订。嗣朕即位后，又令大臣等复加校核，撤去《开元释教录略》，出《辨伪录》、《永乐序》、《讚文》等部。其钱谦益所著《楞严蒙钞》一种，亦据奏称撤毁。所有经版书籍，均经一体芟汰。”
乾隆帝谕令中指示臣下，采访遗书要多向书商咨询、讨教。其云：“……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处旧有某书，增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得悉圣谕，“江浙书贾皆踴跃，遍征善本足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辄满车以归。”(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
五月 又重申前谕，展限半年，命各省着力查访，大规模汇集天下图籍，以利编纂《四库全书》。
是年，藏书家鲍廷博献家藏善本600余种，后被赐予《古今图书集成》1部。
满文大藏经开雕，乾隆五十五年（1790）完成。又名《国语译汉全藏经》或《国语译大藏经》，系根据汉文大藏经译为满文后雕造的。译刻满文大藏经的目的，是因为世上已有汉、藏、蒙三种文字的大藏经，独缺满文，故弥补缺憾。此部大藏在北京雕版印刷，朱印，共刻经699种、2535卷、180函，而大乘律、论及小乘论等均未译出。现拉萨布达拉宫藏有完整全藏1部。承德原也有收藏，现下落不明。
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
五月十四日高宗乾隆传谕，表彰为修《四库全书》而献书之私人藏书家。云：“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光册府，而裨艺林。因降旨命各督抚加意采访，汇上于朝。旋据各省陆续奏进，而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种数尤多。延臣中亦有纷纷奏进者。……今阅各家进到之书，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多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弆藏，子孙克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钜观，人间罕觏。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专藏勿失，以俾留贻。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如进呈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堉、蒋曾莹，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以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
六月乾隆谕军机大臣遣寅著亲往天一阁范懋柱家察看其房间制作之法，书架款式，以及藏书方法等，以参考修造贮存《四库全书》之楼阁。并因其家进呈书籍最多，命赏《古今图书集成》1部。
在圆明园原有建筑四达亭基础上，“略为增葺为文源阁”（《高宗御制诗五集?题文源阁诗》诗注，卷六二），次年告成，专为贮藏《四库全书》之用。
秋为贮藏《四库全书》，于承德避暑山庄内，“卜高明爽垲之地”，仿照天一阁规模、布局、形式建造“文津阁”，阁前并修造日月池，次年夏季竣工。恰如乾隆帝所言：“山庄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之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啻霄壤之分也哉？”（《文津阁碑记》）
八月五日命各省督抚采访遗书。谕称：前曾谕令各督、抚采访遗书，汇登州府。下诏数月，应者寥寥，彼时恐有司等因遗编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惧涉干碍；而藏书之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因复明切宣谕各督、抚等，“应将可采择之书，开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方为实力办理。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讳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
1775年（乾隆四十年）
为庋藏《四库全书》，高宗乾隆命于紫禁城内文华殿建“文渊阁”，于圆明园建“文源阁”，于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内建“文津阁”（后二阁始建于1774年）。乾隆并为之作《文渊阁记》、《文源阁记》、《文津阁记》。据传，乾隆帝在文渊阁未正式动工修建之前（1774年冬）即撰成《文渊阁记》。而阁告竣《四库全书》尚未完成，为不使其闲置，命先各颁1部《古今图书集成》，贮于阁内；《四库全书》修成后，才相继入藏其中。
命大学士于敏中、尚书王际华等10人将昭仁殿所藏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写宋本，重加鉴定整理，编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即“前编”）10卷，是为首部官方善本书目，也是提要体古籍版本目录。全目收录善本书籍429部（一说实际为450部），计宋版71部，金版1部，影宋抄本20部，元版85部，明版252部。其体例以图书刻版时代为次，一书两刻皆工者及一书两印俱妙者均并存收入。每书著录书名、函册、提要、印章及阙补等项，“首举篇目，次详考证，次订鉴藏，次胪阙补”。并叙述版刻年月，历代收藏家之时代、爵里、印记、授受源流和版本缺佚情况。尤其收载藏书印，不仅以前书目未见，其后亦未有如此详尽者，堪称书目编纂体例一大创举。该目完成时，适逢纂修《四库全书》，遂被列入该书史部目录类，并选入稍后诏纂之《四库全书荟要》中。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
承德避暑山庄“建（文津）阁为贮存《四库全书》之用，然抄录尚需数年，阁中空旷，用仿四库书函之式，装潢《古今图书集成》全部，庋架排列，亦颇可观”（乾隆《文津阁》诗注）。其他文溯阁、文源阁、“南三阁”一如文津阁，照式办理，亦先期庋藏《古今图书集成》各1部。
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
两淮盐政寅著获得乾隆颁贮扬州天宁寺行宫和镇江金山行宫之《古今图书集成》后，奏请“于行宫内就高宽之处，仿佛天一（阁）规模，鼎建书阁，永远宝藏”。帝允之，遂建文宗、文汇二阁。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
镇江金山寺行宫左侧藏书阁建成，乾隆赐名“文宗阁”，为储藏《四库全书》之用。建成后，先庋置《古今图书集成》1部。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
扬州大观堂侧旁之藏书楼告竣，乾隆赐名“文汇阁”，为储藏《四库全书》专用，先期则收存《古今图书集成》1部。
第二份《四库全书荟要》缮毕呈进，命藏于长春园含经堂东厢之霞翥楼“味腴书屋”。此地为圆明园属园，是高宗闲暇游憩之所，《四库全书荟要》缮就贮此，以备乙览。其与贮大内第一份基本相同，每册首页钤盖“乾隆御览之宝”，末页钤盖“味腴书室”印。此部书从入藏到被毁，存世时间仅80年。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
正月《四库全书》第一部告成。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馆，历时10年，所辑书籍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共收书3461种，79309卷（文津阁本3503种，79337卷，36304册），亦有另说共收集从古代到当时之著作3470种，79018卷，分装36078册。先后进入四库馆参加编纂官员总计4186人。至是月二十九日止，第一份缮写告成，后又陆续缮写六份，分储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避暑山庄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另有副本一部藏于北京翰林院。
七月命再缮写三份《四库全书》，安置于江南藏书阁中。乾隆称：“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朕翠华临莅，士子涵濡教泽，乐育渐摩，已非一日，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着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份，安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四库全书》总共抄成7部，分贮各地，历经百余年沧桑变故，被焚毁3部，尚存者3部，另1部残缺存世。
九月二日 命建杭州文澜阁，为储藏《四库全书》之用。
于盛京（今辽宁沈阳）建文溯阁，同年落成，乾隆为之作《文溯阁记》。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
清室甚看重岳珂所刻五经。是年，特辟“五经萃室”专以收藏，并御制《五经萃室记》。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
二月内阁接到关于南三阁之书准许士子领出传写上谕。称：“原以嘉惠士林，俾得就近钞录传观，用光文治。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俾观摩之宝，殊非朕崇文典学，传为无穷之意。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全书本有总目，易于检查，只须派委妥员董司其事，设立收发档案，登注明晰，并晓谕借钞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遗失污损，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
文源阁《四库全书》凡36000册，纳为6752函，加上《总目》、《考证》等，是年入藏园明园之文源阁。一同入藏的还有《古今图书集成》1部，凡552函。
1785年（乾隆五十年）
夏文津阁《四库全书》抄写完成，入藏承德避暑山庄，此时距文津阁落成已经6年。其装潢与文渊阁等全书相同，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用开化榜纸，朱丝栏，每半叶8行，每行21字。卷首钤“文津阁宝”印，尾页钤“避暑山庄”印，又钤“太上皇帝之宝”朱文小篆印。《四库全书》入藏后，热河总管大臣即指派专人经营，并仿文渊阁曝书之例，每年夏季抖晾一次。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
对南三阁（即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为防“地方有司，恐士子翻阅污损，或至过分珍秘”，乾隆帝又谕旨重申，“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
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
乾隆帝命复查文津阁《四库全书》。由纪晓岚率校勘人员前往山庄复查，其遗漏抵换诸书，请交武英殿、翰林院处查寻底本，俟回京赔写；其应换刻匣面，俟赔写书完后，仍赴热河携带工料，亲自监阅抽改。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
正月十五日 命重排石鼓文10章，刻石鼓于太学及热河文庙，是为“乾隆石鼓文”。
五月二十三日高宗乾隆下诏曰：“所有江浙两省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应贮全书，现在陆续颁发藏庋。……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钞录，俾资搜讨。”又恐地方官吏对图书管理过严，明令准许士子到阁钞阅：“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南三阁全书每册前页钤“古稀天子之宝”，后页钤“乾隆御览之宝”，用太史连纸钞写，尺幅较“北四阁”书开本小，书衣装潢也有不同。各阁所藏图书种数、册数、函数并不完全相同，诸书记载互有出入。
1791—1794年（乾隆五十六—五十九年）
“乾隆石经”刻成，高宗为此亲书《告成碑文》一通。此石经为乾隆皇帝命以蒋衡所书楷体《十三经》为底本刻成，计刻石189枚，连同谕导共190枚，立于北京国子监内。碑两面均刻写经文，每面为1册，每册分数段，每段为1号。各经每编均单独起迄，不连刻。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
纪晓岚复勘文津阁《四库全书》。结果仅经部即签出空白舛误1000余条。
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
春发现文源阁《四库全书》之《盐铁论》缺写卷末《杂论》1篇，遂调取文津阁本全书查对，查出错讹若干。乾隆帝命改正谬误，并复加勘校。
1797年（嘉庆二年）
十月因天禄琳琅藏书益多，命彭元瑞依前编体例，更订《天禄琳琅书目》（即后编）。次年五月编成，为20卷，著录藏书6613部，其中著录宋至明五朝善本书659部、12258册，内中载录撰者、版本及收藏家题识等。
十月二十一日酉刻禁中乾清宫由于太监用炭火不慎而酿成火灾，烧毁《永乐大典》正本。火势猛烈，又殃及弘德殿、昭仁殿，致使昭仁殿收贮的“天禄琳琅”善本特藏，其后殿所贮宋版岳刻《五经》、乾清宫所贮历朝《实录》、《圣训》、《本纪》等重要书籍及弘德殿中所列书籍皆同罹浩劫。事后，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命内廷重建乾清宫，一年后完成。昭仁殿仍为藏书之所，并保留“天禄琳琅”之名。重新汇集藏书，收贮宋、辽、金、元、明五朝善本600余部，数量反而较前为富。
1800年（嘉庆五年）
南京失火，两宋监本书版，以及明初洪武十三年（1380）移送南京国子监重新增补之所谓“三朝版”，焚烧殆尽。
1801年（嘉庆六年）
章学诚卒。是为清代著名目录学家兼史学家、藏书家。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目录学观点。富藏书，校勘尤其精良。撰有目录学名著《校仇通义》，又撰《方志略例》，已成未刻，修知州、亳州、永州诸志。
1805年（嘉庆十年）
南京原国子监尊经阁被焚，明代所贮《十七史》、《十三经》、《通典》、《通志》、《玉海》等书刻版及三段碑、落星石，皆成灰烬。
1807年（嘉庆十二年）
重缮五朝《实录》成，命将原贮于乾清宫东西暖阁旧五朝《实录》撤换。按清制规定，历朝《实录》告成时，由实录馆缮写大、小红绫本各2份，每份汉、满、蒙文各1部。首藏小红绫正本于乾清宫东西暖阁；次藏大红绫正本于皇史宬及奉天大内；再则藏小红绫正本于内阁。是年重缮本《实录》贮于东暖阁，西暖阁则改贮高宗《本纪》、《实录》。以后成为定例，前五朝《实录》藏东暖阁，后五朝至穆宗《实录》存西暖阁。
1834年（道光十四年）
二月 朝廷禁坊肆刊刻售赁淫书小说。
1368年（洪武元年）
八月徐达率兵攻入元大都（今北京），收图籍、祭器、仪象、版籍等物。将所藏宋元雕版旧抄，及元奎章阁、崇文阁等秘室图书，尽数载运金陵（南京），归入南监（即南京国子监）。后南监据此类板片，修补印行，即后世所称“三朝本”，以《十七史》最著名。
十一月于宫中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皇明典礼志》）。该堂为太子读书处，亦收储大量典籍，并藏有元明两朝案牍文书。命有司广求古今书籍。
1370年（洪武三年）
太祖仿唐宋元旧制，设弘文馆、秘书监，专司收藏、校理典籍，教授生徒。
三月 明“置秘书监，秩正六品，除监丞一人，直长二人，寻定设令一人，丞、直长各二人，掌内府书籍。”（《明史?志?职官二》）
1372年（洪武五年）
《洪武南藏》开雕，完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又名《初刻南藏》，为明太祖敕令，于南京蒋山寺雕刻的官版大藏经，属南方系。收经1600余部、7000卷，分作678函，折装本。
1380年（洪武十三年）
七月太祖废除中书省、丞相等职，并罢秘书监。“并其任于翰林院，设典籍二员，掌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之在文渊阁者。”皆因丞相胡惟庸谋反案波及所致，故使官府藏书统归于翰林院典籍执掌。
置行人司，设行人（正九品），左右行人（从九品），寻改行人为司正，左右行人为左右司副，更设行人。行人司亦有专门藏书，且编有行人司书目。
宋亡后，两宋监本书版多移入西湖书院，相继修补出版。是年移送南京国子监，重新整补。
1381年（洪武十四年）
太祖以国子学书版岁久残剥，命诸儒考补工部，督匠修治。赵俊奉诏监理，古籍始备。
1382年（洪武十五年）
诏南京国子学改为国子监，继续藏书、刻书，贮存书版、石刻。监内设典籍厅，位于彝伦堂之东，占屋3间，专门用以储藏书籍。另有东、西书库楼各7间，也用于藏书。其中大量书版，为宋元朝所遗，后又将杭州西湖书院南宋国子监刻版及元代刻版运至南京收存。北监建立后，部分书版被运往北京。有《明南雍经籍考》上下两卷，上卷著录明英宗天顺年间官刻书140余种，不分类，有书名、册数、卷数及存佚情况等项；下卷为梓刻，著录监本书300余种，分制书、经、史、子、文集、类书、韵书、杂书、石刻九类。
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
太祖诏校正南京国子监经书刻版，印行颁藏于天下。以历代正史、典制书籍及经史子集为主，此类版本书籍后来称为“南监本”；又历经宋、元、明三代修补，称为“三朝本”；而部分书版漫漶不清，以之印出的书籍也称“大花脸本”。
1399—1402年（惠帝时）
朝廷遣专使往各地求书。对撰著进献“有补政治”书籍者，赐金币，进以官职；对无补于世道人心之道家炼丹之类，却而不纳；对妖言惑众，期冀富贵持献所谓“天书”者，则杀头问斩，以杜流弊。
1403年（永乐元年）
于北京设置国子监，亦称“北监”或“北雍”。与南京国子监遥相呼应，位于京城安定门内。
1405年（永乐三年）
南京文渊阁建成，位在南京奉天门东，占屋五间，为中秘藏书之所。内置书柜若干以藏书，珍籍秘档、累朝御笔、《实录》、《宝训》、《玉牒》及其它重要书籍等，皆藏于此处。徐达从元大都取回的宋金元大量典籍，从全国征集的大量书籍，亦贮存文渊阁，《永乐大典》纂成后同样贮藏于此。
1406年（永乐四年）
朝廷购求图书。成祖视朝之暇，常于便殿阅览图书，问及文渊阁藏书，解缙答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耳”。成祖即谓：“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于是命礼部尚书郑赐选派官员至各地购求典籍，凡需购之书，不较其价，唯其所欲与之。亦不再限于以前支绢、给钱、补官等旧有成法，凡朝廷需要书籍，悉数购回。由此征购各种图书达7000—8000种之多，
1407年（永乐五年）
十一月解缙等重修《永乐大典》成，呈进时改赐是名，成祖亲制序言。全书辑录古籍7000～8000种，几将文渊阁藏书全部收录，共22937卷（其中凡例和目录60卷），约3.7亿字，共装成11095册。因卷帙浩繁，当时无法刊行，全部手工书写。编纂此书时，共动用人力凡2180人。正本贮南京文渊阁，副本贮皇史宬。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时正本运贮北京文楼（今故宫午门东角楼）。
1408年（永乐六年）
郑和曾于成祖永乐年间及宣宗宣德年间，陆续造藏十一藏。分别奉旨颁赐予南京灵谷寺、天界寺、静海寺、鸡鸣寺、弘觉寺、牛头山佛窟寺、北京皇后寺、镇江金山寺、福建南山三峰塔寺、云南五华寺等寺院。
1417年（永乐十五年）
成祖以《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为“学者之根本，圣贤精蕴悉具于是”，故颁赐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
1420年（永乐十八年）
九月北京新皇宫落成，诏自次年（永乐十九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既定都北京，将北京国子监改为京师国子监。遣侍讲陈敬宗至南京取文渊阁所贮古今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次年正月，太子遣修撰陈循如数送至京师100柜之多。先贮于左顺门外北廊，后移存北京文渊阁。新编成《永乐大典》原本亦一同运京，贮于奉天殿东庑正中之文楼（今太和殿体仁阁）内。
北京国子监（北监）位于京城安定门内，太学之东北角。设典籍官一人，掌管书籍和书版。以典籍厅存贮书籍与石刻，载道所储藏皇帝颁降之经、史、子、集书籍，御制诸书及各种书版。另有几处设置橱柜，盛装书籍与书版，如东厢、西厢、博士厅、彝伦堂、御书处等。北监所藏包括监内自刻书、中央政府刻行的典籍、作为教材的经史典籍等；北监刻书之书版，也就地存贮于监内。
诏命使臣外出购求图籍，充实皇室所藏。
1425年（洪熙元年）
朝廷先后扩建广寒殿、清暑殿、琼花岛、通集库、皇史宬等藏书处。
1426—1435年（宣宗时）
秘阁储书约2万余部，近百万卷。其中“刻本十三，抄本十七”（《明史?艺文志》），即刻本占十分之三，抄本占十分之七，皆贮藏于文渊阁。宣宗亦好图籍，几次下诏搜求民间遗书，并亲临文渊阁披阅经史，与少傅杨士奇等议论，赐予杨士奇等诗文。
1433年（宣德八年）
四月宣宗命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数十人，取五经、四书及《说苑》之类，各录副本，分贮广寒、清暑二殿及东、西琼岛，以便观览。
1441年（正统六年）北京文渊阁建成，位在午门内东南一隅，文华殿之前。将列祖御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入藏其中。后又运来南京文渊阁图书增贮之，并由专人勘点、编目、典守。至宣德、正统年间，阁中已藏宋元旧刻3万余部，近百万卷，其中刻本十三，元本十七。后阁藏毁于李自成崇祯十七年（1644）入京之时。杨士奇等奉敕撰成《文渊阁书目》20卷。共著录图书7200余部、42600册，约10万卷以上，其中十之八、九为宋刻精本。杨士奇并奏：“文渊阁所贮书籍，有祖宗御制文集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向贮左顺门北廊，今移于文渊东阁，臣等逐一点勘，编成书目，请用宝钤识，永久藏弆”。此书目体例不依四部分类，而用“千字文”作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20号，共50橱。然只著录书名和册数，不著撰人及卷帙数，乃至于“往”字3橱之新志，大半册数亦未注。故《四库全书总目》讥其编次草率，愧对《七略》、《中经》。
钱溥撰《秘阁书目》1卷。钱氏尝为东阁史官，以所阅秘中之书，致仕归里后，著录成目。
1442年（正统七年）
正月南京文渊阁火灾，所贮之书全部化为灰烬。其宋元秘本、《永乐大典》，及大本堂所藏，俱遭焚毁。所幸的是，原文渊阁藏复本已移贮北京，使稍有存留。
1492年（弘治五年）
五月 朝廷访求遗书。集完备者，存于内阁，检其有副本者，分贮于两京国子监。“使一书而存数本，一本而藏三所”。
大学士邱浚为保护图籍文献，上表请于文渊阁附近，别建重楼，不用木植，而用砖石建造。“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每岁曝书……。”帝甚以为是。40余年后，于嘉靖十三年（1534）由世宗下旨依其意建成“皇史宬”，储藏实录等秘籍于其中。
1509年（正德四年）
北京文渊阁失火，历代图典稿簿俱焚。
1515年（正德十年）
因内阁及东阁藏书有阙残，故令原管主事李继先等次第修补。
1522—1566年（嘉靖间）
嘉靖年间禁内曾遇火灾，之后为防不测，世宗命将文渊阁所剩之书，转移至古今通集库及皇史宬贮藏。
1534年（嘉靖十三年）
世宗命于重华殿西建“皇史宬”，以贮列朝《实录》、《宝训》。每一帝崩，则开局纂修，告成，焚稿椒园，正本贮此。
1536年（嘉靖十五年）
七月 “皇史宬”建成，位在文渊阁近地，禁城之西侧。内置雕龙鎏金铜皮大木柜，即所谓“金匮”。一月后，明世宗以前各朝《实录》、《宝训》之正本，庋藏就位。其后明各朝皇帝及清代皇帝《实录》、《宝训》等均藏储于此，皇史宬也成为中国古代藏储图书、档案最具代表性之建筑。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
四月 禁内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火灾，世宗急命抢运《永乐大典》，才幸免于难。
1561年（嘉靖四十年）
鄞县（今宁波市）人范钦（字光卿）于宁波月湖之西始建藏书楼，取古意“天一生水”之说法，名为“天一阁”，嘉靖末年完成。其坐北向南，为木结构六开间二层楼房，重檐硬山顶，前后有廊，内中藏有范氏积年所访购图书7万余卷。天一阁旁凿池蓄水，名“天一池”，使书楼四面临水，以为不测；建筑楼阁纯用砖瓦，不用木料，东西两旁筑封火墙；阁四周留有空地，并筑围墙，也是为防火而设计。范氏还规定：凡阁厨锁钥分房掌管，非各房子弟集齐，不开锁，其书不借人，不出阁；子孙有志者，就阁读之。清乾隆间，诏建7阁以藏《四库全书》，均参考天一阁建筑结构。此阁现为中国现存最古之藏书楼。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
八月前因三殿火灾，急命取出文楼所藏《永乐大典》，得不被烧毁。为备不虞，诏阁臣徐阶照式重录副本。于是礼部召集儒士程道南等180余人就史馆分录，至隆庆元年（1567）四月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至明末，正本已下落不明，副本也出现残缺。至清雍正年间，副本移至东交民巷翰林院内。
1573—1619年（万历间）
张萱等重新整理文渊阁藏书，编为《内阁藏书目录》8卷。编辑中复查，“视前所录，十无二三。所增益者仅近代文集、地志，其他唐宋遗编，悉归子虚乌有”。
阁臣陈于陛请修正史，诏从之。于是开馆分局，集累世实录，采朝野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忽遭火灾化为灰烬。
1602年（万历三十年）
行人司正徐图编出《行人司书目》，反映京师行人司贮书最多。著录藏书1600余种，以六部分类，即典部（御制之书）、经部、史部、子部、文部、杂部。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
内阁中书舍人孙能传、张萱等撰成《内阁书目》8卷。又名《内阁藏书目录》、《新定内阁藏书目录》、《文渊阁书目》，是为明代官书目录，现仍存世。全目分18类，收书凡2300余种。每书著录书名、作者、卷帙，有的还注明卷数，或作简略解题，于此可窥明代官府藏书大略。
1628—1644年（崇祯间）
司礼监为明初所设内府刻书中心，此时收储内版书有近200种。
清（1644—1912年）
前清（1644—1840年）
1644—1658年（顺治元年—十五年）
清朝沿袭明制，除翰林院、国子监等藏书外，多为内府藏书。其书分藏于武英殿、懋勤殿、昭德殿、南熏殿、养心殿、昭仁殿、紫光阁、南书房、皇史宬、内阁等处。
紫禁城内藏书处所繁多，凡皇帝处理政务、批阅奏章、举行筵宴、日常起居、读书、休憩、游乐等常至之所，几乎都是图书文献的陈设、收藏之地。储书较富者如：外朝东路有内阁大库、文渊阁、国史馆、录馆、会典馆、皇史宬。外朝西路有：武英殿、方略馆。内廷中路有乾清宫、昭仁殿、五经萃室、上书房、懋勤殿、南书房、摛藻堂、位育斋；内廷东路：毓庆宫、景阳宫、古董房。内廷外东路有皇极殿、宁寿宫、景福宫。内廷西路有养心殿、长春宫、重华宫。内廷外西路有慈宁宫、寿康宫、寿安宫等等。因各殿堂用途不同，故收藏书籍的内容重点、版本、数量也有所不同。
紫禁城外皇家藏书楼主要集中于以下各处：北京翰林院、国子监、景山寿皇殿；盛京皇宫之文溯阁、翔凤阁与西七间楼、崇谟阁、敬典阁、凤凰楼等处；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之文津阁、烟波致爽、四知书屋等多处；盘山行宫之四面云山、智仁乐处等；汤泉行宫之惠泽阁、澜碧殿、瞻睇烟云殿、水镜秋霜殿、渊清玉洁殿等多处；北京圆明园内文源阁、味腴书室；以及清漪园（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等皇家苑囿、亭楼阁屋等建筑。所藏典籍主要供皇帝及皇室成员修身治学，日常浏览，摆设点缀之用。以清朝纂修书籍为主，尤其内府刻行“殿本”居多，还有少量画像、舆图、御笔卷轴、册页等。盛京皇宫、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另有《四库全书》、《实录》、《玉牒》等写本，皇家档案等，不一而足。
1644年（顺治元年）
李自成入京，文渊阁及藏书被焚毁。
清军入关，李自成率兵退出北京，纵火发炮，击毁诸宫殿，很多藏书于是时被毁。如慎质库藏书达百万卷，皆宣和时期所藏，为金自汴梁运入燕者，历元及明初而无恙，徐达下大都时封记宛然。至国破，皆失散不存，谓为古今图籍书史一大劫难。
1650年（顺治七年）
皇帝赐建属于葡萄牙耶稣会之教堂“东堂”，其图籍收藏十分丰富。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也居于东堂，所出著作和使用参考书也藏在其中。后因战乱，东堂被焚，烬余残存者只区区数册。
1653年（顺治十年）
重修慈宁宫，位于内廷隆宗门外西侧，为皇太后所居之正宫。此殿区藏有书籍、档案若干，如《清字内范衍义》、《清字内政要览》、《大元史》、《会试乡试录》、《清字小说》、《慈宁宫宣统档案》，以及《莲华经》、《御书华严经》等佛经、佛像。乾隆三十四年（1769）又兴工改建，藏书亦逐渐增多。
1658年（顺治十五年）
翰林院更名为内阁。《清史稿?职官》载：“别置翰林院官，以大学士分兼。殿阁为：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仍兼尚书，学士亦如之。……文渊阁领阁事三人，掌典综册府；直阁事六人，掌典守厘缉；校理十有六人，掌注册点验；检阅八人，内务府司员、笔帖各四人。”其实为国家典藏图籍之机构和官员。
1662—1722年（康熙时）
康熙一朝开始扶持书院，一度消沉的书院又呈兴盛之势。
1669年（康熙八年）
圣祖康熙曾赐佛藏予峨眉山伏虎寺。
康熙帝颁赐奉天府承德县太清宫道藏1部。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
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开雕。属官刻本，雕造精良，装帧豪华，版型较一般藏文经大，系依西藏霞卢寺写本为底本，雕于北京嵩祝寺，故又名“嵩祝寺版”。有藏、蒙、满、汉四种文字总目，并将《宗喀巴全集》、《二世章嘉全集》续刻补于丹珠尔中，这是其他版藏文大藏经所未见的。后版片毁于1900年庚子之役，现有印本传世。
和硕裕亲王领衔监修元《蒙文大藏经》，重雕甘珠尔部分。此前，该藏于明万历、崇祯年间曾加入部分典籍，刊校印行。
1644—1658年（顺治元年—十五年）
清朝沿袭明制，除翰林院、国子监等藏书外，多为内府藏书。其书分藏于武英殿、懋勤殿、昭德殿、南熏殿、养心殿、昭仁殿、紫光阁、南书房、皇史宬、内阁等处。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
闰四月康熙帝下诏，命广求典籍。其诏曰：“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今宜广为访辑，……务令搜罗罔遗，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今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稗说，概不准录。”此外，命各省出示晓谕，如得遗书酌价购买，亦可雇觅书手缮写进呈，藏书家有自愿进献者，也一并汇缴京师，用充秘府。还规定各督抚征集后书籍送至礼部汇集，如无版刻者，催人缮写交翰林院进呈，有自行呈送者，交礼部汇缴。于是，宫中藏书日渐增多，共得文献2万余件。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
静明园行宫（即今玉泉山）修建完成。园中景点很多，各房也多有图籍收藏，供皇帝及皇室成员取阅研读。典型者20余处，如竹垆山房、圣因综绘、溪田课耕、峡雪琴音、华滋馆、含晖堂、空翠岩、碧云深处、无尽意轩、界湖楼等储书较多。
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
康熙帝拨地给银，同意建立隶属于法国耶稣会之教堂“北堂”。其藏书数量很多，也很有价值，欧洲各研究院与皇家科学院都曾赠送北堂大量学术著作，甚至法国国王及政府要员也为北堂收集过书籍。嘉庆后北堂逐渐衰落，有中国教士薛司铎购得北堂藏书及其他贵重物品，移至城外，后又运往张家口外西湾子收藏。至同治五年（1866），这批图书几经周折复被运回北京，藏于西什库堂（即北堂），但大部分已毁坏或流失。
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
承德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初建。后经乾隆时扩建、改建，成为清代最大的离宫型苑囿。内中除文津阁外，其他宫殿也多有藏书陈设，以清内府刻本为主，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类。如正宫的澹泊敬诚殿、四知书屋（依清旷）、烟波致爽，以及坦坦荡荡各殿、松鹤清樾各殿、绥成殿、有真意轩各殿、梨花伴月各殿、碧静堂各殿、含青斋各殿、宜照斋各殿、霞标各殿、清溪远流各殿、旃檀林各殿、山近轩各殿、广元宫各殿、永佑寺各殿、春好轩各殿、千尺雪各殿、西峪各殿、慧迪吉各殿、环碧各殿、瀑布各殿等等。所藏大到《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全唐诗》、《承德府志》，小到《千字文》、《三字经》、《论语》、《大学》；从丛书、类书、通志、会典、二十一史，到字书、诗文、佛经、手卷、图册，几乎无所不包，然其使用者却只有天子及皇室主要成员廖廖几十人而已。此外，这些图书除康熙、乾隆几个皇帝曾经涉猎研读，起到藏书使用目的外，绝大部分时间只能作为稽古好文之陈设品了。
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
康熙帝于承德县头沟镇汤泉村兴建汤泉行宫。内中建筑多有书籍储存，以便皇帝研读，主要分布在澜碧殿、东暖阁、西暖阁、开襟楼、石髓苓芬殿、对时育物殿、渊清玉洁殿、水镜秋霜殿、瞻睇烟云殿、惠泽阁等处。储存图籍较之其他禁外藏书之地，算是丰富的，包括《武英殿聚珍版书》130种、《钦定四库全书总目》1部16函、《御定墨刻十三经》、《文献通考》、《热河志》、《皇舆图》、《康熙字典》、《渊鉴类函》等书。行宫约于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裁撤，书籍运回北京和避暑山庄等处。
1733年（雍正十一年）
谕旨要求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
北京贤良寺校阅编排《龙藏》，为两年后正式刻藏做先期准备。
1736—1795年（乾隆间）
乾隆帝多次下诏征书，为历朝历代之最。其采取奖励、题咏、记名等切实有效措施，致各地藏书家和书肆纷纷呈献所藏，遂使天下图书云集京城。如对于进献精醇之本者，由皇帝御笔评咏题识于简端，优先发还；对私人进书百种以上者，奖励内府刻书，并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之末；谕令进书500种以上的浙江藏书家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江苏马裕四家，赏《古今图书集成》各1部，以为好古之劝；进书100种以上的纪昀、黄登贤、励守谦、周厚堉、汪如藻、吴玉墀、孙仰曾等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1部，以示嘉奖；对负责采集图书有突出成绩之地方官员，也注明“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收藏珍善本较多的大藏书家，则尊重有加，指派大臣亲往抄录其书。在很短时间内，征集图书总数便达13500余种，内容则四部俱全，无所不包，各代版本皆有，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
时内府藏书并不丰富，缺漏较多，乾隆帝遂多次降旨，饬内府及内阁藏书处，四处遍查旧版经史。兼谕在京诸王大臣，如有家藏旧本尽速进呈，以便颁发校勘。又饬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五省督抚，购求明初及泰昌以前监版经史，各送一二部到馆，彼此互证，补其缺遗，正其错误。又因前翰林院侍讲学士何焯曾博访宋版，校正《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遗讹，于是求下江苏巡抚向其家索取原书，照式改注，别本送馆，原本仍还其家，毋得损坏……。
乾隆帝采取寓禁于征的手段，广泛查禁“违碍”、“悖逆”之书，范围之广，数量之大，亦是前所未有。其在位60年，禁毁书籍约3100余种、151000多部，销毁书板8万块以上。
乾隆、嘉庆皇帝大力提倡书院，使书院藏书之风再次兴盛起来。一般书院都置办藏书，供师生披阅研究。大书院重修或新设藏书楼，以庋藏大量的经史百家书籍。其书楼名称繁多，有书库、书楼、御书阁、御书楼、经正阁、万卷楼、藏书楼、藏书阁、藏经阁、尊经阁、冠冕楼、芸香楼、云章阁、稽古阁、书接廨、藏书馆、博文馆等等。
1736年（乾隆元年）
乾隆帝于礼部复准：“各省会城，设有书院，亦一省人材聚集之地，宜多贮书籍，于造就之道有裨。令各督抚动用存公银两购买《十三经》、《二十一史》，发教官接管收贮，令士子熟习讲贯。”是年三月十三日，颁《十三经》、《二十一史》于各省会府学、书院，及府、州、县学。
准奏将圣祖《御纂周易折中》、《御纂性理精义》、《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各书发20部，储于太学，刊示诸生。
议准将圣祖仁皇帝《律书渊源》颁发直省书院庋藏。
1737年（乾隆二年）
九月颁康熙《御制文集》、雍正《朱批谕旨》及乾隆《乐善堂集》各10部于官学；又准奏将乾隆《日知荟说》及《乐善堂集》各40部，赏发国子监诸生传诵。
1738年（乾隆三年）
据《书坊禁例》载：是年乾隆议准，“查定例：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八旗都统、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饬所属官，严行查禁，务将书板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徙三年，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一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一如康熙五十三年上谕之规定。
《乾隆版大藏经》（俗称《龙藏》）是年刻成。雍正十一年（1733），开藏经馆，延请博通教义僧人于北京贤良寺校阅编辑底本，正式开雕于雍正十三年（1735）。全藏共收佛经1669部、7168卷，分作724函，折装本。该藏版式仿照《永乐北藏》，内容上也基本按照《永乐北藏》复刻，只略有增减，属南方系。此部大藏主要供颁赐之用，故印本较少，相对稀珍。次藏版片一直保存至今，是我国历代大藏经中唯一版片尚存者。
1744年（乾隆九年）
乾隆帝敕内直诸臣检阅秘府藏书，择其善本，进呈御览。阅毕即于昭仁殿列架庋置，取汉代宫中藏书天禄阁故事之意，亲笔赐名题额“天禄琳琅”。其收藏宋、辽、金、元、明五朝善本，达1081部、12258册，仅宋版子部即达63部。善本重新装帧，华丽划一，典雅庄重，便于保藏。经、史、子、集各部皆以不同颜色锦绨为面，每册首页钤有“乾隆御览之宝”，末页盖“天禄琳琅”朱文方印。此举开创了内府设立善本专门书库之先例。
是时，有摛藻堂、圆明园之味腴书屋分藏《四库全书荟要》各1部，南熏殿、紫光阁、南书房等处亦多有藏书。
盘山行宫即静寄山庄建成，位在北京至东陵中途，是清皇家园林之一。自乾隆迄光绪，园内主要有太古云岚、四面云山、智仁乐处、池上居、养虚斋等殿阁亭楼储存各类书籍。此外，园内库贮书籍也不少，其中包括由接要楼、清音斋、澹怀堂、丫髻山等处运至盘山行宫庋藏之典籍、图册。
朝廷复议书院之事。言：“（书院）至《三通》等书，未经备办者，饬督抚行令司道各员于公用内酌量置办，以资诸生诵读”。
1745年（乾隆十年）
乾隆帝在旧行宫基址上，廓香山为静宜园。后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朝，各殿堂皆有书籍陈设储藏。如绿云舫、栖云楼、凭襟致爽、多云亭、洒兰书屋、学古堂、太虚室、烟霏林秀、怀风楼、情赏为美殿、敷翠轩、丽瞩楼等处。所藏以清内府刻本为主，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各部类。此外，兼有少量册页、舆图。
1750年（乾隆十五年）
二月御史王应綵奏：“……请敕下内外大臣，细加搜访，上其遗书。果能斟酌群言，阐明奥旨者，量与旌奖。其书藏诸秘府，以为绩学之劝。应令直省各衙门，陆续采访进呈。”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
清漪园（颐和园前身）建成，其间有众多楼阁亭馆藏有典籍，供皇帝及皇室人员使用、陈设。主要如勤政殿之藕香榭、玉澜堂、夕佳楼、宜芸馆、怡春堂，乐寿堂之后抱厦、东暖阁、竹所、九间殿，画中游之爱山楼、借秋楼，石丈亭，石舫，味闲斋，佛香阁之转轮藏、善现寺，梯云山馆，花承阁之六兼斋、东一间，治镜阁，鉴远堂之澹会轩、月波楼，写秋轩之东间、西间、圆朗斋、观生意，惠山园之澹碧斋、就云楼、岑华室、月濑、饮绿殿、曙新楼、云淙殿、洗秋，畅观堂之怀新书屋、西三间、南间、睇佳榭，藻鉴堂等。所存书籍以清代内府刻本为主，内容涉及各个部类，兼有少量御笔册页、舆图，反映出帝后的阅读旨趣。重要的如《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万寿盛典》、《开国方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渊鉴类函》、《艺文类聚》、《文苑》、《诗经》、《钦定全唐文》、《御制拟白居易新乐府》、《御制全韵诗》、《康熙字典》、《钦定皇舆表》、《御制耕织图》等等。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清点时，剩余2943函又328本，集中归存于故宫仁寿殿和图书馆。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
正月四日为修《四库全书》，颁降征书之谕，在全国范围内搜访征集图书。命各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及时采集，汇送京师。又命将购访捐献各书叙列、目录、朝代、作者、提要等具奏。
诏访遗书令下后，各地藏书家被迫献书500—600种以上者有浙江鲍士恭等4家；进献100种以上者有江苏周厚堉等9家。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此轮征书结束时，得搜访进呈图书数以万计，不仅成为《四库全书》的主要来源，“天禄琳琅”等宫内藏书处也因此添续图籍。
汪启淑有藏书处名“开万楼”，有藏书百橱。时逢乾隆搜访遗书，遂进呈图籍600种，御题刘一清《钱塘遗事》、许山高《建康实录》2种，并赏《古今图书集成》1部。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
二月诏开四库全书馆，为乾隆朝一大盛事。命军机大臣为总裁，拣选翰林官30员专司纂辑，并设办事翰林等作提调、司掌，以翰林院署内迤西房屋一区为办事之所，开馆纂修，俟成编时名为《四库全书》。为此，各地图书纷纷云集京城，藏书家献书无数，抽删、禁毁书籍亦层出不穷。
二月乾隆谕毁书事云：“昔我皇考，曾命臣子刊刻《续藏》，将《续藏》中所载丛杂者，量为删订。嗣朕即位后，又令大臣等复加校核，撤去《开元释教录略》，出《辨伪录》、《永乐序》、《讚文》等部。其钱谦益所著《楞严蒙钞》一种，亦据奏称撤毁。所有经版书籍，均经一体芟汰。”
乾隆帝谕令中指示臣下，采访遗书要多向书商咨询、讨教。其云：“……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处旧有某书，增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得悉圣谕，“江浙书贾皆踴跃，遍征善本足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辄满车以归。”(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
五月 又重申前谕，展限半年，命各省着力查访，大规模汇集天下图籍，以利编纂《四库全书》。
是年，藏书家鲍廷博献家藏善本600余种，后被赐予《古今图书集成》1部。
满文大藏经开雕，乾隆五十五年（1790）完成。又名《国语译汉全藏经》或《国语译大藏经》，系根据汉文大藏经译为满文后雕造的。译刻满文大藏经的目的，是因为世上已有汉、藏、蒙三种文字的大藏经，独缺满文，故弥补缺憾。此部大藏在北京雕版印刷，朱印，共刻经699种、2535卷、180函，而大乘律、论及小乘论等均未译出。现拉萨布达拉宫藏有完整全藏1部。承德原也有收藏，现下落不明。
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
五月十四日高宗乾隆传谕，表彰为修《四库全书》而献书之私人藏书家。云：“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光册府，而裨艺林。因降旨命各督抚加意采访，汇上于朝。旋据各省陆续奏进，而江浙两省藏书家，呈献种数尤多。延臣中亦有纷纷奏进者。……今阅各家进到之书，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多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弆藏，子孙克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钜观，人间罕觏。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专藏勿失，以俾留贻。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又如进呈一百种以上之江苏周厚堉、蒋曾莹，浙江吴玉墀、孙仰曾、汪汝★以及朝绅中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俱藏书旧家，并著每人赏给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各一部，俾亦珍为世宝，以示嘉奖。”
六月乾隆谕军机大臣遣寅著亲往天一阁范懋柱家察看其房间制作之法，书架款式，以及藏书方法等，以参考修造贮存《四库全书》之楼阁。并因其家进呈书籍最多，命赏《古今图书集成》1部。
在圆明园原有建筑四达亭基础上，“略为增葺为文源阁”（《高宗御制诗五集?题文源阁诗》诗注，卷六二），次年告成，专为贮藏《四库全书》之用。
秋为贮藏《四库全书》，于承德避暑山庄内，“卜高明爽垲之地”，仿照天一阁规模、布局、形式建造“文津阁”，阁前并修造日月池，次年夏季竣工。恰如乾隆帝所言：“山庄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之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啻霄壤之分也哉？”（《文津阁碑记》）
八月五日命各省督抚采访遗书。谕称：前曾谕令各督、抚采访遗书，汇登州府。下诏数月，应者寥寥，彼时恐有司等因遗编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惧涉干碍；而藏书之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因复明切宣谕各督、抚等，“应将可采择之书，开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方为实力办理。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讳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
1775年（乾隆四十年）
为庋藏《四库全书》，高宗乾隆命于紫禁城内文华殿建“文渊阁”，于圆明园建“文源阁”，于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内建“文津阁”（后二阁始建于1774年）。乾隆并为之作《文渊阁记》、《文源阁记》、《文津阁记》。据传，乾隆帝在文渊阁未正式动工修建之前（1774年冬）即撰成《文渊阁记》。而阁告竣《四库全书》尚未完成，为不使其闲置，命先各颁1部《古今图书集成》，贮于阁内；《四库全书》修成后，才相继入藏其中。
命大学士于敏中、尚书王际华等10人将昭仁殿所藏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写宋本，重加鉴定整理，编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即“前编”）10卷，是为首部官方善本书目，也是提要体古籍版本目录。全目收录善本书籍429部（一说实际为450部），计宋版71部，金版1部，影宋抄本20部，元版85部，明版252部。其体例以图书刻版时代为次，一书两刻皆工者及一书两印俱妙者均并存收入。每书著录书名、函册、提要、印章及阙补等项，“首举篇目，次详考证，次订鉴藏，次胪阙补”。并叙述版刻年月，历代收藏家之时代、爵里、印记、授受源流和版本缺佚情况。尤其收载藏书印，不仅以前书目未见，其后亦未有如此详尽者，堪称书目编纂体例一大创举。该目完成时，适逢纂修《四库全书》，遂被列入该书史部目录类，并选入稍后诏纂之《四库全书荟要》中。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
承德避暑山庄“建（文津）阁为贮存《四库全书》之用，然抄录尚需数年，阁中空旷，用仿四库书函之式，装潢《古今图书集成》全部，庋架排列，亦颇可观”（乾隆《文津阁》诗注）。其他文溯阁、文源阁、“南三阁”一如文津阁，照式办理，亦先期庋藏《古今图书集成》各1部。
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
两淮盐政寅著获得乾隆颁贮扬州天宁寺行宫和镇江金山行宫之《古今图书集成》后，奏请“于行宫内就高宽之处，仿佛天一（阁）规模，鼎建书阁，永远宝藏”。帝允之，遂建文宗、文汇二阁。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
镇江金山寺行宫左侧藏书阁建成，乾隆赐名“文宗阁”，为储藏《四库全书》之用。建成后，先庋置《古今图书集成》1部。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
扬州大观堂侧旁之藏书楼告竣，乾隆赐名“文汇阁”，为储藏《四库全书》专用，先期则收存《古今图书集成》1部。
第二份《四库全书荟要》缮毕呈进，命藏于长春园含经堂东厢之霞翥楼“味腴书屋”。此地为圆明园属园，是高宗闲暇游憩之所，《四库全书荟要》缮就贮此，以备乙览。其与贮大内第一份基本相同，每册首页钤盖“乾隆御览之宝”，末页钤盖“味腴书室”印。此部书从入藏到被毁，存世时间仅80年。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
正月《四库全书》第一部告成。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馆，历时10年，所辑书籍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共收书3461种，79309卷（文津阁本3503种，79337卷，36304册），亦有另说共收集从古代到当时之著作3470种，79018卷，分装36078册。先后进入四库馆参加编纂官员总计4186人。至是月二十九日止，第一份缮写告成，后又陆续缮写六份，分储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避暑山庄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和杭州文澜阁。另有副本一部藏于北京翰林院。
七月命再缮写三份《四库全书》，安置于江南藏书阁中。乾隆称：“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朕翠华临莅，士子涵濡教泽，乐育渐摩，已非一日，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着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份，安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四库全书》总共抄成7部，分贮各地，历经百余年沧桑变故，被焚毁3部，尚存者3部，另1部残缺存世。
九月二日 命建杭州文澜阁，为储藏《四库全书》之用。
于盛京（今辽宁沈阳）建文溯阁，同年落成，乾隆为之作《文溯阁记》。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
清室甚看重岳珂所刻五经。是年，特辟“五经萃室”专以收藏，并御制《五经萃室记》。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
二月内阁接到关于南三阁之书准许士子领出传写上谕。称：“原以嘉惠士林，俾得就近钞录传观，用光文治。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俾观摩之宝，殊非朕崇文典学，传为无穷之意。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全书本有总目，易于检查，只须派委妥员董司其事，设立收发档案，登注明晰，并晓谕借钞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遗失污损，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
文源阁《四库全书》凡36000册，纳为6752函，加上《总目》、《考证》等，是年入藏园明园之文源阁。一同入藏的还有《古今图书集成》1部，凡552函。
1785年（乾隆五十年）
夏文津阁《四库全书》抄写完成，入藏承德避暑山庄，此时距文津阁落成已经6年。其装潢与文渊阁等全书相同，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用开化榜纸，朱丝栏，每半叶8行，每行21字。卷首钤“文津阁宝”印，尾页钤“避暑山庄”印，又钤“太上皇帝之宝”朱文小篆印。《四库全书》入藏后，热河总管大臣即指派专人经营，并仿文渊阁曝书之例，每年夏季抖晾一次。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
对南三阁（即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为防“地方有司，恐士子翻阅污损，或至过分珍秘”，乾隆帝又谕旨重申，“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
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
乾隆帝命复查文津阁《四库全书》。由纪晓岚率校勘人员前往山庄复查，其遗漏抵换诸书，请交武英殿、翰林院处查寻底本，俟回京赔写；其应换刻匣面，俟赔写书完后，仍赴热河携带工料，亲自监阅抽改。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
正月十五日 命重排石鼓文10章，刻石鼓于太学及热河文庙，是为“乾隆石鼓文”。
五月二十三日高宗乾隆下诏曰：“所有江浙两省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应贮全书，现在陆续颁发藏庋。……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钞录，俾资搜讨。”又恐地方官吏对图书管理过严，明令准许士子到阁钞阅：“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南三阁全书每册前页钤“古稀天子之宝”，后页钤“乾隆御览之宝”，用太史连纸钞写，尺幅较“北四阁”书开本小，书衣装潢也有不同。各阁所藏图书种数、册数、函数并不完全相同，诸书记载互有出入。
1791—1794年（乾隆五十六—五十九年）
“乾隆石经”刻成，高宗为此亲书《告成碑文》一通。此石经为乾隆皇帝命以蒋衡所书楷体《十三经》为底本刻成，计刻石189枚，连同谕导共190枚，立于北京国子监内。碑两面均刻写经文，每面为1册，每册分数段，每段为1号。各经每编均单独起迄，不连刻。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
纪晓岚复勘文津阁《四库全书》。结果仅经部即签出空白舛误1000余条。
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
春发现文源阁《四库全书》之《盐铁论》缺写卷末《杂论》1篇，遂调取文津阁本全书查对，查出错讹若干。乾隆帝命改正谬误，并复加勘校。
1797年（嘉庆二年）
十月因天禄琳琅藏书益多，命彭元瑞依前编体例，更订《天禄琳琅书目》（即后编）。次年五月编成，为20卷，著录藏书6613部，其中著录宋至明五朝善本书659部、12258册，内中载录撰者、版本及收藏家题识等。
十月二十一日酉刻禁中乾清宫由于太监用炭火不慎而酿成火灾，烧毁《永乐大典》正本。火势猛烈，又殃及弘德殿、昭仁殿，致使昭仁殿收贮的“天禄琳琅”善本特藏，其后殿所贮宋版岳刻《五经》、乾清宫所贮历朝《实录》、《圣训》、《本纪》等重要书籍及弘德殿中所列书籍皆同罹浩劫。事后，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命内廷重建乾清宫，一年后完成。昭仁殿仍为藏书之所，并保留“天禄琳琅”之名。重新汇集藏书，收贮宋、辽、金、元、明五朝善本600余部，数量反而较前为富。
1800年（嘉庆五年）
南京失火，两宋监本书版，以及明初洪武十三年（1380）移送南京国子监重新增补之所谓“三朝版”，焚烧殆尽。
1801年（嘉庆六年）
章学诚卒。是为清代著名目录学家兼史学家、藏书家。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目录学观点。富藏书，校勘尤其精良。撰有目录学名著《校仇通义》，又撰《方志略例》，已成未刻，修知州、亳州、永州诸志。
1805年（嘉庆十年）
南京原国子监尊经阁被焚，明代所贮《十七史》、《十三经》、《通典》、《通志》、《玉海》等书刻版及三段碑、落星石，皆成灰烬。
1807年（嘉庆十二年）
重缮五朝《实录》成，命将原贮于乾清宫东西暖阁旧五朝《实录》撤换。按清制规定，历朝《实录》告成时，由实录馆缮写大、小红绫本各2份，每份汉、满、蒙文各1部。首藏小红绫正本于乾清宫东西暖阁；次藏大红绫正本于皇史宬及奉天大内；再则藏小红绫正本于内阁。是年重缮本《实录》贮于东暖阁，西暖阁则改贮高宗《本纪》、《实录》。以后成为定例，前五朝《实录》藏东暖阁，后五朝至穆宗《实录》存西暖阁。
1834年（道光十四年）
二月 朝廷禁坊肆刊刻售赁淫书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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