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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三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曾参加图书馆史征文，虽然评上了一个奖，却因为没能参会，连证书都没有！同事打电话去才给寄了一个来，我因为没有打电话，所以也没有啰！不过咱也不稀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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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藏书楼的历史，如果从殷周时代设专人管理收藏甲骨文献的“藏室”算起，迄今已有3000多年。史书上最早记载的藏书楼是西汉皇家藏书楼——石渠阁，此后历代王朝都仿照汉朝制度建立过皇家藏书楼，以收藏丰富的图书典籍。现存最为完整的古代皇家藏书楼就是位于北京东城区南池子大街南口的皇史宬。

一、皇史宬创建的始末

     “宬”是指古代用于藏书的屋子。皇史宬，原名“神御阁”，始建于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七月。在皇史宬始建前的四十二年，即明弘治五年(1492)五月，内阁大学士邱濬（1421-1495）曾经上疏，奏陈收集、整理历代经籍图书，立为案卷，永远存照，以备“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为保存典籍，他提出建议，仿照古代“石室金匮”之意修建一所“不用木植，专用砖石垒砌”[1]的档案库房。中国皇帝建立“金匱室藏”有着悠久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记载。邱濬在奏疏中称：“自古帝王藏国史于金匮石室之中，盖以金石之为物坚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扞格水火，使不为患。有天下者断石以为室，铜金以为匮，凡国家有秘密之记，精微之言，与凡典章事迹，可以贻谋传远者，莫不收贮其中，以防意外之虞，其处心积虑，可谓深且远矣。后世徒有金柜石室之名，而无其实。典守虽设官，藏贮虽有所，然无御灾备急之具，不幸一旦有不侧之事，出于常虑之外，遂使一代体治多功、人文国典因而散失，后之秉史笔者无所凭据，往往求之于草泽，访之于传闻，简牍无存，真赝莫辨，非但大功异政不得记载，而明君良臣为人所诬捏备亦多有失……”[2]于是，邱濬提议“于文渊阁近便去处，别建重楼一所，不用木植，专用砖石垒砌为之，……收贮繁要文书，以防意外之虞。”[3]邱濬不仅对建筑地点、工具、收藏的范围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而且进一步具体建议，上层用钢柜保存累朝实录和国家大事文书，下层用铁柜保藏诏册、制诰、敕书以及内府衙门所藏“可备异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的文书。最后，邱濬强调了建立金匱室藏的重要性：“如此，则祖宗之功德，在万世永传，信而无疑，国家之典章，垂百王递沿，袭而有本矣。”[4]

    这项建议，得到了明孝宗的嘉奖和认可，但由于种种原因，此项奏议没有付诸实施。邱濬设想的实现，是在明世宗嘉靖年间。明嘉靖十三年（1534）七月，嘉靖皇帝下令兴建“石室金匱”的藏书楼——皇史宬。

    在此之前，嘉靖皇帝曾谕示内阁修建一所收藏“御像、宝训、实录”的库房。上谕称：“祖宗神御像、宝训、实录，宜有尊崇之所，训录宜再以坚楮书，一总作石室藏之，”于是“乃议建阁尊藏之”，后因“郊建”而作罢。[5]到了嘉靖十三年（1534）七月，嘉靖皇帝命令武定侯郭勋、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张孚敬等重修累朝实录和恭睿献皇帝实录、宝训，张孚敬于是重申前议。嘉靖皇帝允准，“命内阁同在工诸臣视建造神御阁地于南内”并“亲临定命制如南京斋官，内外用砖石团铁，阉上奉御制铜匣。”[6]这月十七日开始动工，武定侯郎勋奉命“于工所行礼”，命吏部尚书汪鋐兼兵部尚书，“总督神御阁、启祥宫等处大工兼管军士。”[7]

    神御阁即皇史宬也。皇史宬初建时，定名神御阁，建成后，更名为皇史宬。据《嘉靖实录》记载：“宬即神御阁也。初，上拟尊藏列圣御容、训录，命建阁；已乃更名皇史宬，藏训录，其列圣御容，别修饰景神殿以奉之。”[8]嘉靖十五年（1536）七月，皇史宬建成后，嘉靖皇帝曾颁诏升赏郎勋、李时、夏言及以下有关官员。八月丁酉，重书实录、圣训告成，李时等上疏请礼部“具仪择日子奉先殿进呈”。随后，礼部奉命具奏“进呈列圣宝训、实录仪注”。辛丑，“以尊藏重书列圣训录于皇史宬，祭告奉先殿、崇先殿。壬寅，郭勋、李时等“恭进重录列圣宝训、实录于奉先殿”，十月，“奉安于皇史宬”。[9]嘉靖帝亲自在谨身殿赐宴嘉奖参加重录宝训、实录的有关官员郭勋、李时、夏言等。

二、皇史宬的沿革及布局

    自明朝建成后至清代，皇史宬虽屡经重修，但基本上保持了明代原有的形制。皇史宬的建筑由大门、正殿、东西配殿和碑亭组成，四周环以红墙黄瓦。皇史宬正院前，是一个东西过道，东西各一座大门，东大门关闭，出入西大门（临南池子大街），正中为皇史宬门。正院中央为皇史宬正殿，坐于1.4米多高的石基上，大殿正上方悬“皇史宬匾额”。正殿东西九楹，正中卷门五座，东西山墙各有一窗。屋顶盖以黄琉璃瓦，吻兽相向，为庑殿式建筑。全是碉石所砌，不用一根木材，不使一点金属，殿内的拱分式顶无一梁一柱，故又称，“无梁殿”。在皇史宬正殿室内，筑有1.4米多高的石台，上面排列着152个雕云龙文的铜皮鎏金的金匮。

皇史宬的东西配殿，形制相同。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正面辟三券门，上安棋盘大门；封护檐下行石雕金钱气孔24个；南北山墙各设石砌方窗。殿内存放有雕刻精美的大木柜，内贮有明清皇家档案。

    皇史宬的主殿东侧，有—重檐四角方形御碑亭，亭内为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御制重修皇史宬碑记》，记叙了皇史宬的兴建历史、功能作用以及重修原因，“石室围墙及黄瓦历年既久，不免风雨剥落。受命所司量加修葺，红垣画栋，焕然一新……”。 [10]皇史宬的整体建筑体现了我国古代藏书楼的建筑思想，设计完美，做工精良，功能齐全，华贵耐用，即能防火、防潮、防虫、防霉，且冬暖夏凉，温度相对稳定，适宜保存档案文献。

    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并没有接管皇史宬，皇史宬仍归溥仪小朝廷的内务府管理。民国十三年（1924）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后，皇史宬在民国十五年（1926）由北平故宫博物院接管。在这个时期，皇史宬被一封了之，长期无人管理，已是一片荒凉，多处颓坏，正如1935年出版的《旧都文物略》记载“今多颓坏”。

    新中国成立后，皇史宬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国家出巨资对皇史宬进行修缮，使这座已有四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焕然一新。

1982年2月皇史宬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史宬以其独特的建筑，珍贵的历史文物，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来此。

三、皇史宬的藏书

    明朝时，皇史宬内藏有明太祖以来的皇帝实录、宝训。实录内容包括起居注、时政记、日历、中央地方诸司章奏疏、抄存邸报、传记、先朝遗事等，实录中可传送宣读的部分成为“宝训”，也称作“圣训”。每朝实录修成后，除正本外，誊一副本。经皇帝亲自审阅后正本藏于故宫，副本藏于内阁，皇史宬就是为藏实录而建的，因此，皇史宬建成后，实录副本就藏于此。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录《永乐大典》后，将《永乐大典》的副本藏在皇史宬，由此可见，明代朝廷对皇史宬十分重视。

    据《御制重修皇史宬记》拓片记载，清朝顺治皇帝入主北京以来，仍然沿用明朝的旧制，将列朝《实录》、《玉牒》、《圣训》都藏在皇史宬中的“石室金匮”中。“我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因其旧制，恭藏实录、圣训、玉牒一脉相承，正中石室内恭藏王朝宝帙。”[11]雍正年间，圣祖实录与圣训同进，后以为常。乾隆间，定实录、圣训归皇史宬，遣监修等奉藏金匮，副本存内阁。[12]

    凡实录、圣训、玉牒，并送盛京尊藏。[13]自乾隆年始进本纪，第诹吉藏皇史宬，方略则进二部，一藏史宬，一交礼部刊发。时宪书成，钦天监官岁以十月朔日进，并颁赐王公百官。午门行颁朔礼，颁到直省，督、抚受朔如常仪。[14]乾隆皇帝在《御制皇史宬瞻礼诗》中有生动的描绘：“五代神謨秘典垂，崇宬扃钥壮鸿规，兰台令史无惭笔，纶阁元臣有职司，百世聪听钦宝训，万年永茂衍宗枝，瑶函金匱前朝制，殷鉴兢兢念在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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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乾隆十四年（1749）开始，将出征的大将军印信藏在皇史宬，“今择其克捷奏凯，底定迅速者，经略印一，大将军、将军印各七，分匣收贮。稽其事迹始末，刻诸文笥，足以传示奕禩。即仍其清、汉旧文，而配以今制清文篆书，如数重造。遇有应用，具奏请旨颁给。一并藏之皇史宬。其馀悉交该部销毁。此后若遇请自皇史宬而用者，蕆事仍归之皇史宬。若因遇事特行颁给印信者，事完交部销毁。将此载入会典。”[16]

    嘉庆十二年（1807）重修皇史宬后，将新编的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实录300卷、圣训1500卷藏在皇史宬中，将皇史宬旧藏的玉牒移到景山的寿皇殿。“诹吉恭奉圣训，实录全部分贮金匱，入室尊藏，而旧贮玉牒敬移到景山寿皇殿之东西室。”[17]玉牒是清代皇室的族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历史资料。为维护皇权，清朝政府将纂修皇室族谱看成是一件大事，并设有玉牒馆，顺治十三年（1656）第一次准开馆修玉牒，规定每十年一次。清代先后修玉牒28次，其中包括溥仪1921修的一次。具体工作是将黄册、红册所记皇族子女、继嗣、婚嫁、爵秩等汇载于牒，统以帝系，序以长幼。生者以朱笔记之，死者以墨笔记之。民国二十二年（1933），皇史宬所藏实录、宝训、玉牒运往南京。

三、皇史宬的管理

    明朝初年，因受“胡惟庸案”的影响和牵连，明太祖废除了中书省，撤销了自汉桓帝以来延续了一千多年专司藏书的机构秘书监，将官府藏书管理权统归翰林院典籍执掌，从而削弱了官府藏书的管理力量，使得后世历朝官府藏书机构日趋没落，藏书也日渐流散。万历年间，张萱以《文渊阁书目》检阅藏书，发现竟然已十不存一。到了明朝后期，就连早年收集、积累的图书，因没有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疏于定期的整理、加工和编制藏书目录，再加上管理人员监守自盗等因素，散失、损毁现象十分严重。嘉靖以后尤为混乱，书籍常为管理人员盗卖，或为馆阁诸臣借没。“凡司礼监经厂库内所藏祖宗累朝传遗秘书典籍……年久，讲幄尘封，右文不终，官如传舍，遂多被匠夫厨役偷出货卖。柘黄之帙，公然罗列于市肆中，而有宝图书，再无人敢诘其来自何处者。”[18]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皇史宬的管理也是极其严格的，首先，实录、圣训、玉牒在修好后，送往皇史宬收藏，或者在开启“金匮”查阅时，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修好后，命礼部具仪择日进呈；送藏前，要“祭祀告奉先殿、崇先殿”。自嘉庆皇帝以来，皇帝到皇史宬拈香，如往制。“进玉牒，不上表，不传制。监修等随采亭入中和殿，置案上，展正中四箧。帝立阅，俟进全书览毕，送皇史宬。十年一纂，或不御殿，则于宫中览之。”[19]启匮查阅时，要举行“焚香九叩”等仪式，才能“恭启金匮，展阅尊藏各本”。[20]

    明朝在皇史宬设有专门的藏书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有监官、监工。“司礼监提督以下，则监官十余员。第一员监官提督皇史宬。” [21]

    清代，由内阁满本房掌管皇史宬收藏事宜，另设守尉三人、守吏十六人，负责守卫和管理。嘉庆年间，派贝子以下的宗室官员负责管理。“嘉庆十二年，更定举案，奉书，选贝子以下宗室官将其事。” [22]

    为了防止图书发霉，遭虫咬，皇史宬制定了晒晾定例，并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管理“皇史宬每年六月初六日奏知晒晾，司礼监第一员监官提督董其事而稽核之，其看守则监工也。”[23]皇史宬的晒晾定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其他皇室藏书机构纷纷仿效，“每年六月初六日晒晾，如皇史宬例。”[24]清代，“每岁春季、秋季，恭奉大库尊藏实录及皇史宬尊藏实录，翻晾一次，各衙门及修书各馆有恭请实录者，验明卷帙及其日期，呈明大学士京谨收发。” [25] “春秋晒晾实录，满本堂司之；送交副本，汉票签司之，典籍但司启闭封识而已。” [26]

 皇史宬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典籍，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功不可没。皇史宬本身的历史，体现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

参考文献：[1]《明实录·孝宗弘治实录》卷六十三第1217页[2]《明实录·孝宗弘治实录》卷六十三第1218页[3]《明实录·孝宗弘治实录》卷六十三第1219页[4]《明实录·孝宗弘治实录》卷六十三第1219页[5]《明实录·世宗嘉靖实录》卷一六五第3636页[6]《明实录·世宗嘉靖实录》卷一六五第3637页[7]《明实录·世宗嘉靖实录》卷一六五第3638页 [8]《明实录·世宗嘉靖实录》卷一八九第3995-3996页 [9]《明实录·世宗嘉靖实录》卷一九十第4007页[10]《御制重修皇史宬记》，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8册第15页[11]《御制重修皇史宬记》,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8册第15页[12]《清史稿·志》，赵尔巽等撰，中华书局，1976年，第64卷2651页 [13]《迁送清实录御容玉牒拓片》,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0册第139页；[14]《清史稿·志》，赵尔巽等撰，中华书局，1976年，第64卷2651页[15]《御制皇史宬瞻礼诗刻》，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0册第140页[16]《清史稿·志》，赵尔巽等撰，中华书局，1976年，第79卷3080页 [17] 《御制重修皇史宬记》,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8册，第15页[18]《酌中志》，（明）刘若愚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7 页[19] 《清史稿·志》，赵尔巽等撰，中华书局，1976年，第64卷2651页[20]《鸿雪因缘图记》，（清）麟庆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集下册[21]《酌中志》，（明）刘若愚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4页[22]《清史稿·志》，赵尔巽等撰，中华书局，1976年，第64卷2651页[23]《酌中志》，（明）刘若愚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7页[24]《酌中志》，（明）刘若愚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0页[25]《光绪会典》卷二，转引李鹏年：《皇史宬》，《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4期[26]《中枢典故汇纪》卷六，转引李鹏年：《皇史宬》，《故宫博物院院刊》 197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