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王彦祥《中国藏书文化》讲义，2002 （五）晚晴及特点
(2009-04-20 14:43:15)
标签：
藏书楼开封永乐大典浙江张之洞京师图书馆避暑山庄罗振玉扬州苏州 |
分类： 【网贝记】 |
晚清（1840─1912年）
1852—1854年（咸丰二—四年）
太平天国军与清军在江南征战，攻占城镇。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所藏《四库全书》于是时毁于兵火。
1853年（咸丰三年）
三月太平军建都天京（南京），设立“删书衙”和“镌刻营”，对儒家经典著作进行删改刻印，并刊行太平天国出版物。命曾钊扬、何震川、卢贤拔等人负责其事，从南京、扬州招募镌字刻书工人400余人。陆续刊印出改定后的《四书》、《五经》等经书，以及太平天国军纪、教规、政令、条文、韵文和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所著《太平诏书》、《太平礼制》、《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军目》、《英杰归真》等，15年内共印发30余种。
1858年（咸丰八年）
八月据《陈设档》记载，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内所藏《四库全书》为103架、6144函；《古今图书集成》为12架、576函。二者合计115架、6720函。阁内秘籍满架，积书充栋，部次井然。以楠木制作之书架、书匣，散发出持久的馨香，弥漫于全阁。
英法侵略军洗劫、焚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也遭劫难，化为灰烬。贮藏在北京长春园味★书屋之《四库荟要》被英法联军焚毁。是于敏中、王际华等奉敕在《四库全书》中择出菁华，缮写而成，共收书464种。其按照《四库全书》样式，于1773年抄成两部。此一部化为灰烬，另一部贮存御花园摛藻堂，至今尚存。
1861年（咸丰十一年）
文澜阁阁圮书散,丁氏兄弟忠义护书。是年太平军再度攻陷杭州城，毁坏文澜阁楼阁建筑，藏书大量散落。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冒生命危险，拾残收阙。遂于半夜潜入西湖之滨文澜阁中，把尚残留的1万多册《四库全书》，用绳子捆成800余捆，用马车运出城外。战乱过后，将古籍运至上海，其后又就城乡购求散佚库书，连同抢运所得，《四库全书》前后共得9000余册，藏于杭州府学“尊经阁”。光绪皇帝传旨嘉奖丁氏兄弟，称其为“嘉惠艺林”之举。并要求二人继续搜罗散佚全书，遂有后来重建文澜阁，补抄《四库全书》佳话。
太平军攻入宁波城，当地歹徒乘机拆毁天一阁后围墙，偷运阁中藏书。之后论斤售与造纸商人，珍贵典籍再次遭殃。
1862年（同治元年）
同文馆（亦称京师同文馆）创建。为中国官方自行创办的第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主要培养涉外翻译人员，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初藏书是广东、上海等地教师与翻译人员携带而来的各国书籍。后经多年积累，藏书逐渐渐丰富起来。
1869年（同治八年）
六月武英殿火灾，延烧房屋30余间。书库中收藏有列入《四库全书》“存目”和未入“存目”各种书籍，稀见的抄本、刻本尤多。相传火灾由武英殿书籍久被盗窃，典守者假火逃罪而致，使清康熙朝以来200年积聚藏书与书版皆付之一炬。
1881年（光绪七年）
文澜新阁建成，遂将丁氏兄弟着力保护的《四库全书》，以及谭钟麟从鲍氏“知不足斋”购得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送至文澜阁庋藏，分类排架，有焕然一新之感。丁氏兄弟另献出家藏《全唐文》，以充实阁藏。光绪皇帝亦为新阁题写匾额，并颁旨表彰丁氏兄弟保护文献的高尚品德，加封丁申四品官衔。谕旨曰：“文澜阁毁于兵燹，其散失书籍经丁申、丁丙购求，藏弆渐复旧观，洵足嘉惠艺林。”
1887年（光绪十三年）
同文馆设立正式藏书机构，即“同文馆书阁”。其有汉文经典等书300本，洋文1700本，各种功课之书、汉文算学等书1000本。此书阁已经具备近代大学图书馆性质，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图书馆雏形。
1892年（光绪十八年）
郑观应撰《藏书》一文，载于《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四。其深感中国藏书处稀少，倡议将西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技术应用到中国来，以开发民智，富国强民。文中系统宣传、介绍西方各国京都图书馆、博物院情况，及其藏书状况，强调建立近代图书馆的必要性。建议“宜饬各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由此“开一统之宏规，复三王之旧制”。郑氏的新式藏书楼观点及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惊世骇俗的作用，推动了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演化。
1893年（光绪十九年）
翰林院奉令清查藏书，《四库全书》底本仅存1000余种，且虫蛀、残缺现象严重。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梁启超于《时务报》创刊号上撰文称：泰西（指西方国家）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即图书馆）。后于《时务报》第13期上进一步阐释曰：“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则必新学术，新学术则必改科举、设立学堂、定学会、建藏书楼。……斯三者，皆兴国之盛举也。”
清廷决定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并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任官书局督办。孙家鼐遂主持撰写《官书局奏办章程》，第一条便称设立“藏书院”，要求总理衙门每月拨发官书局经费一千两银，做为官书局藏书院购置图书的主要经费来源。聘请通晓中西学问之洋人教习帮助选购图书，并委派专职司事和译官收掌书籍。藏书院具有官办背景，成立之后，又各处咨取书籍，搜求有用图书。所藏包括列朝圣训、钦定诸书及各衙门现行则例，各省通志，河漕盐厘，各项政书，以及古今经史子集有关政学术业之书。藏书院对外开放，供请求学问者入院借观，恢广学识。1898年官书局及其藏书院归并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奏办章程》、《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
五月 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堂。提出建议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
梁启超发表《西学书目表》和《西书提要》，皆为介绍西书的提要书目。前者分上、中、下和附卷4卷，另有札记1卷，介绍了十九世纪末以前20多年来我国所译西书300余种，可视作十九世纪末期我国所译西书之总目。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叶昌炽所作《藏书纪事诗》6卷本于长沙雕版印行。为撰写本书，叶氏曾寻访大江南北各地藏书名家，遍登著名藏书楼，搜集藏书家史实，阅读历代藏书书目，然后对每位藏书家各题绝句一首，抒其人特征或写其心爱珍藏，以歌颂藏书家业绩，传播精神于后人。该书纪事上起宋元，下迄清末，收录藏书家400余家，附见290人。此后叶氏又对此书加以订补，并校正江标刻本中排序错误，于宣统元年（1909）自己出资刊行了自刊本7卷。其卷7续补清末藏书家9家，附录23家。《藏书纪事诗》对研究中国藏书史、文化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亦被称作“中国藏书史诗”。其后仿作频出，可谓影响深远。
1898年（光绪二十五年）
七月京师大学堂成立，并开始筹建藏书楼。是年发布由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其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乾隆间，高宗纯皇帝于江浙等省设三阁，尽藏四库所有之书，俾士子借读，嘉惠士林，法良意美。泰西各国于都城省会皆设有藏书楼，亦是此意。……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闳，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以广天下风气。”《章程》中还开列了藏书楼的经费预算：“建藏书楼费约二万两，购中国书费约五万两，购西文书费约四万两，购东文书费约一万两。”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王懿荣于北京首先在中药内发现甲骨文字，哄动全国。尝官至国子监祭酒，嗜好收藏，凡书籍、字画、金石文物无所不藏。往来于大将南北，访得稿本甚多，且鉴别精审。著有《懿荣藏龟》，为最早研究甲骨文字著作。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八国联军侵入京城，翰林院被焚，图籍遭殃。所储《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底本一部分遭焚毁，一部分被英、法、日、俄、德、意、奥侵略者掠走，还有的零星卷帙散落民间。其中《永乐大典》余仅300余册。至辛亥革命后，陆续丢失，只剩残帙64册。
五月美国女图书馆专家韦棣华来到中国，后任武昌文华大学教授兼图书馆员，文华图专教授，文华大学图书馆科主任等职，对创设中国早期图书馆学有特殊贡献。是年冬，韦棣华为约翰中学藏书室整理图书，并建立起较完善的编目制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帝俄殖民主义者在哈尔滨上号（今香坊）开办“松花江市图书馆”，位于中东铁路俱乐部内。1925年后并入中东铁路中央图书馆。
1902（光绪二十八年）
管学大臣张百熙于京师大学堂内奏办“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其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言称：“书籍仪器两项，在学堂如农夫之粟，商贾之钱，多多益善。不特前所有者固当买补，即前所无者亦宜添购，方足以考实学而得真才。查近来东南各省，如江南、苏州、杭州、湖北、扬州、广东、江西、湖南等处官书局，陆续刊刻应用书刊甚多，请准由臣咨行各省将各种调取十余部不等。此外民间旧本，时务新书，并已译未译新书，均由臣等择定名目，随时购取，归入藏书楼分别查考翻译。”（《奏办京师大学堂》）
十月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提调官（主管人）梅光羲正式到任就职。同时，从各地官书局征调的图书也运送到京，入藏于最初校址的地安门内马神庙前（今景山东街），和嘉公主旧第（亦称四公主府）之大殿后小楼房。这标志着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正式创立，也是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之发端。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以官方名义征调收集各省官书局图书。当年便收到江苏、广东、湖北、湖南、浙江等省官书局的大批图书，加之派人从民间采访的书籍，使藏书楼初建时图书总量即达78000册左右。（《国立北京大学廿年纪念册》
同文馆书阁藏书归并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成为京师大学堂第一批藏书，且被确定为译学馆中学习外语和翻译使用之专藏。
十一月清廷议定《学堂章程》，其中在大学堂章程之“屋场图书器具章”中称：“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要求设立图书馆经营官1名，以各分科大学中正教员或副教员兼任，掌大学堂附属图书馆事务。高等学堂章程中，规定设立图书馆，并设掌书官，负责一切图书仪器等事项。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清廷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规定全国大学堂之藏书机构统称为“图书馆”，主管人称为图书馆经理官。此为我国官方文书中首次使用图书馆名称。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改名“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然当时人们仍习惯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之名称，“于楼额仍沿用藏书楼之名，而于章程则标为图书馆”（《大学堂续订图书馆章程》）。直至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才正式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馆”。
“浙江藏书楼”新址落成，并正式开放。楼址设在杭州城中丰乐桥大方伯里，建成后，将旧藏移入，并添购大批新书，扩充书藏，使之成为当时江南第一大藏书楼。
古越藏书楼建成。创始人徐树兰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绍郡“中西学堂”，聘请中外教习，培养有用人才。然深感影响不广，范围有限，于光绪二十六年（1890）创议筹备“古越藏书楼”，徐树兰独家捐银8600余两，又筹款至32900余两，于绍兴城西古贡院购地一亩六分，营造藏书楼。经3年筹备，终建成古越藏书楼，藏书达7万余卷，次年向清政府立案。徐氏还订立《古越藏书楼章程》七章三十节，提出举办藏书楼以“存古开新”为其宗旨，认为“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故分藏书为学部、政部两大类，其下各分24小类，突破四分法束缚，具有创新性。又规定图书按一定体系编号排架，借还图书“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办理”，由专人负责，读者须领取“对牌”（即读者阅览证），方能借书阅览。楼成之后，向政府立案，捐为绍兴郡公有，供家乡人士观览。次年经清政府批准，正式向社会开放，开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河。只可惜徐氏早于前一年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病逝。其子徐尔谷继承父志，主持开馆事务，并编印《古越藏书楼书目》20卷。
1904年（光绪三十年）
“古越藏书楼”经清政府批准，正式开放，成为近代公共图书馆雏形。是年向清政府立案，并为绍兴郡公有，供家乡人士观览。
张元济开始筹建“涵芬楼图书馆”。其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大量搜罗各家散出藏书，使其图书馆初具规模。此后历经20余载，搜求不辍，终成中国近代最大之私立图书馆。
三月 “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成立。初期设于长沙定王台，1905年10月，正式定名为湖南图书馆。
八月 “湖北省图书馆”开办。馆址位于武昌兰陵街西侧，前模范讲演所。
1905—1907年（光绪三十一年—光绪三十三年）
日本人岛田翰于此时游历我国江南各大藏书楼。曾数登陆心源的“皕宋楼”，怂恿鼓动陆树藩售卖“皕宋楼”藏书。陆树藩最初索价五十万元，经过讨价还价，初步商定为25万两。之后岛田翰速返日本，与田中青山商量，劝说三菱系财阀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购买“皕宋楼”藏书。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由岛田翰撮合，以10万两价格将“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全部藏书售与静嘉堂文库。湟湟汉文古籍东渡日本，成为近代文化史一大损失。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罗振玉写出《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一文，比照西方诸国，提出建立国家图书馆之倡议。其言称“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尚阒然无闻焉。鄙意此事亟应由学部倡率，先规画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同时还提出了择地建筑、请赐书、开民间献书之路、征取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置写官、采访外国图书等六项建议。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六月，陆氏“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全部藏书售与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舶载东渡。此时陆氏已去世13年，其子陆树藩主持家政，因耽于安乐，保护不当，藏书已无往日辉煌，加上家道中落，欠债累累。日人岛田翰便怂恿其售卖藏书，经两年多讨价还价，终以极低廉的10万两价格成交，是为“皕宋楼事件”。15万卷藏书远离本土东渡日本，藏书界无不扼腕痛惜，被称为“我国文化史之惨祸”。
端方购买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移至江南图书馆庋藏。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去世后，其子丁立中等后人因经商失败，亏空巨万，被要求出卖家产藏书以赔偿。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闻知“八千卷楼”藏书将要散出，担心藏书重蹈陆氏皕宋楼流落异国之复辙，于是奏明清政府，延请江苏藏书家缪荃孙到杭州与丁修甫（丁申之子，丁丙之侄）洽谈，最终以75000元的价格成交，收下了此批珍贵典籍。之后端方将“八千卷楼”藏书移入其创议建立的我国最早公共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庋藏。
江苏巡抚端方筹设“江南图书馆”，举荐缪荃孙总理馆务。以收购丁氏“八千卷楼”藏书为主体，又陆续购进别家散出典籍，新印图书，并接收清廷拨发的《古今图书集成》等，使江南图书馆藏书日益丰富。1910年10月图书馆落成开放。
八月 “奉天图书馆”经奉天将军赵尔巽准许，由提学使张鹤龄创办。次年九月，“奉天图书馆”正式开馆。又次年馆内设“发售室”，陈列新旧图书，减价销售，备受读者称赞。该馆先后更名为：奉天公立图书馆、奉天市立图书馆、奉天省立图书馆、辽宁省立图书馆、奉天市公立沈阳图书馆。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为“沈阳市立图书馆”。
十一月直隶（河北）提学使卢靖（木斋）捐银5000两，建设“直隶省图书馆”。委托学务公所张秀儒筹办其事，购置书籍器具等，于1908年5月正式开馆，附设于天津直隶省学务公所内。1909年称“直隶图书馆”，馆址在保定莲花池书院。1913年移至天津市河北公园内，称天津直隶省图书馆。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山西省图书馆”创设。位于省城学务公所西，藏经史子集图书1万8千余卷，科学书籍700余种。
1909年（宣统元年）
学部奏请建立“京师图书馆”。其在《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中称：“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极精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
稍后，朝廷准学部奏请，开始筹建“京师图书馆”，初定馆址为德胜门内净业湖暨汇通祠一带（今什刹海附近）。并决定将热河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内阁大库旧藏及《永乐大典》残本，和避暑山庄各殿陈设书籍等移交该图书馆收藏。同时，将购得湖州姚氏、扬州徐氏等家藏书籍移送京师图书馆，进一步充实馆藏。延聘著名目录学家、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该馆正监督，国子监丞徐坊为副监督，总务司郎中杨熊祥为提调。图书馆未建之前，借用北城广化寺为筹建办公地点。恰此时，清王朝将覆，近代革命开始，京师图书馆虽被正式列入政府日程，并大力筹建，但未能及时开放。
筹建京师图书馆一事，由学部大臣张之洞主持。据《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宣统元年）七月廿四日，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图书馆之设，经划已久，此折亦几经斟酌。是时，公病亟，学部虑公有不讳，此举必败于垂成，遂于二十五日入奏。”文中所言之奏折，即《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此项奏议于同年八月初五获清延批准，是为京师图书馆正式诞生之标志。
十二月清政府正式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20条。规定图书馆建立的目的是“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其中还对图书馆的收藏范围、职责、管理制度，以及流通方法等作出了详细说明。这是我国官方第一个图书馆法规。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图书资料室建成，取名为“涵芬楼”。张元济将自藏图书大多移入此处收藏，且供人阅览。后扩大为“东方图书馆”时，“涵芬楼”成为庋藏善本书的一个专用书库。
二月 “河南图书馆”开馆。馆址位于开封刷绒街二曾祠（龙亭湖畔）。储藏古今中外新旧书籍1600余种，卷轴43000多件。1949年3月，改为“中原大学图书馆”。
三月山东提学使罗正钧奏准设立“山东省立图书馆”。次年1月馆舍落成，内中附设“山东金石保存所”。1915年改为山东省公立图书馆，1929年改为山东省立图书馆，1935年10月新馆奎虚书藏竣工，1948年9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管会文教部接管，仍称为“山东省立图书馆”。
十一月 “云南图书馆”在昆明翠湖原经正书院旧址成立。曾接纳五华、经正、育才三书院藏书。次年筹设博物陈列所，1911年9月博物馆建成，遂改称“云南图书博物馆”。1927年改为“云南省立国学图书馆”，后称为“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
“陕西图书馆”开办，附设于学务公所内。辛亥革命后，时办时停，并先后易名为：陕西省立第一中山图书馆、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等。
广东提学使沈曾桐奏请于张之洞所办广雅书局内设立藏书楼。即将原广雅书院一部分藏书和广雅书局全部藏书公开阅览，内分藏书楼、藏版楼二部分。1912年6月改称“广东省图书馆”，1917年改为“广东省立图书馆”，1933年停办，将馆藏53000余册图书移交广州市市立中山图书馆和广雅中学民众图书馆，1941年又于闽北曲江复馆。
广西筹设图书馆。由地方人士唐钟元、陈智伟等倡议募款设立，至1911年馆舍落成，定名为“广西图书馆”。
浙江巡府曾韫奏请扩充“浙江藏书楼”，并与浙江官书局合并，改为浙江图书馆。朝廷准奏，于当年7月改名开放。
张之洞卒。其为洋务派首领，任湖广总督时，创建两湖书院，又在广东创办广雅书局并设立藏书楼。筹资兴建湖北省图书馆和湖南省图书馆，均于1904年开放。与端方等人筹办京师图书馆，亲自选定馆址，延聘缪荃孙为图书馆正监督。购入归安姚氏、南陵徐氏家藏，加上翰林院旧藏合为京师图书馆藏书主体。代为制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章程。精通目录之学，写成《书目答问》一书，列举2200种书籍，是指引治学门径的书目。后人辑有《张文襄公全集》100卷。
1910年（宣统二年）
清学部经奏准正式委派缪荃孙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
十月 “江南图书馆”正式建成开放。其由端方筹办，缪荃孙协助而成。后连续更名为：江南图书局、江苏省立图书馆、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第四中山大学图书馆、江苏大学国学图书馆、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等。1929年10月，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建国后，与南京图书馆合并。
“甘肃图书馆”创设。甘肃省提学使陈曾佑在省城兰州筹办图书馆，于1916年5月正式开馆，定名为“甘肃公立图书馆”。1932年5月易名为“甘肃省立阅书馆”，1949年10月，与国立兰州图书馆合并，称为“兰州人民图书馆”。
“文华公书林”正式建成开放。创始人是美国来华女图书馆学家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武昌文华大学为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文华公书林即为该校之图书馆，自1903年创办。因其对武汉三镇的公众开放，兼有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双重性质。其实行开架借阅制度与为较远读者送书上门的“巡回文库”制度，还举办公开演讲、读书会、故事会、音乐会等活动，以吸引更多读者前来读书。
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捐款建筑“上海图书馆”。
1911年（宣统二年）
教育部派人从陆润庠家中取回《永乐大典》仅存之残帙64册。将60册移交京师图书馆，留下4册，置教育部图书室展览。以后不断搜讨，间有所获，1929年为80册；1949年建国时，北京图书馆藏原本110册。现今存世的《永乐大典》原本约370余册，共800余卷，分藏于世界各地10多个国家的30余位公私收藏家手中。1959年，中华书局将收集到的《永乐大典》730卷影印出版，其后又附印了《永乐大典目录》60卷。
三、官府藏书的特点
纵观历代官府藏书，不难发现其有如下特点：
一是历史悠久。官藏是我国古代发育最早的古代藏书体系，不仅商周的中央政府设有藏书室，各诸侯国也藏典设史，若秦、楚、鲁、宋、晋等国皆然。成语“数典忘祖”说的就是晋太史籍谈答不上其姓氏的来源，周景王姬贵告诉他，因为他九世祖“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景王又问“‘女（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王征乎，数典而忘其祖”（《左传?昭公十五年》）。可见春秋时各诸侯国很早就建立起管理图书典籍的专门机构，并有专人负责，可称之为地方政府藏书。
二是皇帝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直接参与其事。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皇家征书，即汉武帝刘彻“开献书之路”始，至清乾隆为修《四库全书》而在全国大规模征书，大约有57位皇帝直接过问并参与了征书、藏书事宜，从人员选派、下诏征书、经费来源、优惠政策、机构设置，到整理编目、圈定流通范围，常常是由皇帝亲自颁发敕令，作为一种国家政府行为而实施的。
三是历代官府藏书因有政府权力与国库资财的强力支持而藏书丰厚、设施完善。隋开皇三年（533）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奏请朝廷“猥发明诏，兼开购赏”，收集典籍“必须勅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并且规定，凡献出异本书一卷者，就赏赐一匹绢作为报酬，待朝廷校定缮写之后，仍将旧本归还原主，这种权力加赏赐的征书办法，不但当时取得明显效果，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朝廷征书大都采用在普遍诏谕，施加压力的同时，优赐、赏官予以酬谢的双管齐下原则，并基本形成定制。
四是官府藏书既网罗人才，又培养造就人才，推出一批学术成果。由于官府藏书地位显要，常作为中央决策的依据，教学和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抄写和印刷的底本，所以政府往往要集中一批当时学术界的权威和专门人才，以及一定数量的博士儒徒，加强对国家藏书的校勘、整理和编目工作。这些人不负众望，苦心孤诣，筚路蓝缕，在整理藏书的同时也利用藏书编出了一批在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成果和国家书目。到了宋明两代，利用国家藏书培养人才的思路愈发明确。宋仁宗曾说“设三馆以育才”，“馆职所以待英俊”。宋英宗也说过“馆职所以育俊才”（《麟台故事选任》）。明代大本堂是培养太子和诸王的重要课堂，文渊阁也是礼部和翰林院选拔官员的“储才重地”，利用藏书进修结业后，升任皇朝重要职务或外放高位担当地方官。此时的国家藏书馆阁已成为培养和储备统治阶级高级人才的基地。
五是藏书纸墨精良，装帧豪华，建筑富丽堂皇，体现皇家气派。历代官藏要在全国范围内招集工书之士抄补秘书。写书用的各种材料也都由全国最著名产地提供。隋唐两代用不同颜色的琉璃、玛瑙、象牙制作书轴、书签，以区分书的上、中、下三品及经、史、子、集四库。至于藏书楼的建筑，更是地方私家藏书楼不可比及，据《文献通考?经籍考》载，隋代观文殿不仅陈设珍丽，还设计有自启机器人，极为地精巧。
四、官府藏书的缺陷
官府藏书普遍存在两大缺陷，一是深藏秘阁，基本不对社会开放，读者面十分有限，也可以说具有独占性，在封建社会仅为帝王及少数权贵所享用。汉代对藏书就控制很严，除太常、太史、博士官外，其它人员未经皇帝许可，不得私借、抄录，违反就要受到惩罚。西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太常苏昌把国家藏书私借给大司马霍山抄录、苏昌因此被罢官。汉成帝的叔父东平王刘宇上疏求书，遭到拒绝。其理由是诸子等书反对经术，非难圣人；谋臣奇策以及天官灾异、地形要塞也不宜诸候王熟悉掌握。为防诸候王谋反，汉朝皇帝才严格控制其藏书的流通，至于中下层官史以及布衣知识分子更不可能利用官家藏书了，因而极大地削弱了藏书功能的发挥。并且，由于其所处的中心地位，因而对历代各类藏书楼长期、总体的封闭性、保守性起着不容忽视的示范作用，进而对中国典籍与文化的传播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是由于集中庋藏、地处政治中心的特点，使其极易遭受毁灭性灾难。历史上几乎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内乱外侮都使官府藏书严重受损，历代一些著名的“书厄”也大都是中央政府藏书的惨剧。官府藏书呈时断时续，旋聚旋散的状态，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历朝开国之初，重视文治，国家便大量征集图书，藏书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中后期疏于管理，有些官吏甚至监守自盗。一遇战乱、特别是改朝换代之际，官府藏书往往惨遭灭顶之灾。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聚聚散散，几乎成为一种规律。
1852—1854年（咸丰二—四年）
太平天国军与清军在江南征战，攻占城镇。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所藏《四库全书》于是时毁于兵火。
1853年（咸丰三年）
三月太平军建都天京（南京），设立“删书衙”和“镌刻营”，对儒家经典著作进行删改刻印，并刊行太平天国出版物。命曾钊扬、何震川、卢贤拔等人负责其事，从南京、扬州招募镌字刻书工人400余人。陆续刊印出改定后的《四书》、《五经》等经书，以及太平天国军纪、教规、政令、条文、韵文和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所著《太平诏书》、《太平礼制》、《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军目》、《英杰归真》等，15年内共印发30余种。
1858年（咸丰八年）
八月据《陈设档》记载，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内所藏《四库全书》为103架、6144函；《古今图书集成》为12架、576函。二者合计115架、6720函。阁内秘籍满架，积书充栋，部次井然。以楠木制作之书架、书匣，散发出持久的馨香，弥漫于全阁。
英法侵略军洗劫、焚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也遭劫难，化为灰烬。贮藏在北京长春园味★书屋之《四库荟要》被英法联军焚毁。是于敏中、王际华等奉敕在《四库全书》中择出菁华，缮写而成，共收书464种。其按照《四库全书》样式，于1773年抄成两部。此一部化为灰烬，另一部贮存御花园摛藻堂，至今尚存。
1861年（咸丰十一年）
文澜阁阁圮书散,丁氏兄弟忠义护书。是年太平军再度攻陷杭州城，毁坏文澜阁楼阁建筑，藏书大量散落。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冒生命危险，拾残收阙。遂于半夜潜入西湖之滨文澜阁中，把尚残留的1万多册《四库全书》，用绳子捆成800余捆，用马车运出城外。战乱过后，将古籍运至上海，其后又就城乡购求散佚库书，连同抢运所得，《四库全书》前后共得9000余册，藏于杭州府学“尊经阁”。光绪皇帝传旨嘉奖丁氏兄弟，称其为“嘉惠艺林”之举。并要求二人继续搜罗散佚全书，遂有后来重建文澜阁，补抄《四库全书》佳话。
太平军攻入宁波城，当地歹徒乘机拆毁天一阁后围墙，偷运阁中藏书。之后论斤售与造纸商人，珍贵典籍再次遭殃。
1862年（同治元年）
同文馆（亦称京师同文馆）创建。为中国官方自行创办的第一所新式教育机构，主要培养涉外翻译人员，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初藏书是广东、上海等地教师与翻译人员携带而来的各国书籍。后经多年积累，藏书逐渐渐丰富起来。
1869年（同治八年）
六月武英殿火灾，延烧房屋30余间。书库中收藏有列入《四库全书》“存目”和未入“存目”各种书籍，稀见的抄本、刻本尤多。相传火灾由武英殿书籍久被盗窃，典守者假火逃罪而致，使清康熙朝以来200年积聚藏书与书版皆付之一炬。
1881年（光绪七年）
文澜新阁建成，遂将丁氏兄弟着力保护的《四库全书》，以及谭钟麟从鲍氏“知不足斋”购得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送至文澜阁庋藏，分类排架，有焕然一新之感。丁氏兄弟另献出家藏《全唐文》，以充实阁藏。光绪皇帝亦为新阁题写匾额，并颁旨表彰丁氏兄弟保护文献的高尚品德，加封丁申四品官衔。谕旨曰：“文澜阁毁于兵燹，其散失书籍经丁申、丁丙购求，藏弆渐复旧观，洵足嘉惠艺林。”
1887年（光绪十三年）
同文馆设立正式藏书机构，即“同文馆书阁”。其有汉文经典等书300本，洋文1700本，各种功课之书、汉文算学等书1000本。此书阁已经具备近代大学图书馆性质，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图书馆雏形。
1892年（光绪十八年）
郑观应撰《藏书》一文，载于《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四。其深感中国藏书处稀少，倡议将西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技术应用到中国来，以开发民智，富国强民。文中系统宣传、介绍西方各国京都图书馆、博物院情况，及其藏书状况，强调建立近代图书馆的必要性。建议“宜饬各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由此“开一统之宏规，复三王之旧制”。郑氏的新式藏书楼观点及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惊世骇俗的作用，推动了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演化。
1893年（光绪十九年）
翰林院奉令清查藏书，《四库全书》底本仅存1000余种，且虫蛀、残缺现象严重。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梁启超于《时务报》创刊号上撰文称：泰西（指西方国家）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即图书馆）。后于《时务报》第13期上进一步阐释曰：“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则必新学术，新学术则必改科举、设立学堂、定学会、建藏书楼。……斯三者，皆兴国之盛举也。”
清廷决定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并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任官书局督办。孙家鼐遂主持撰写《官书局奏办章程》，第一条便称设立“藏书院”，要求总理衙门每月拨发官书局经费一千两银，做为官书局藏书院购置图书的主要经费来源。聘请通晓中西学问之洋人教习帮助选购图书，并委派专职司事和译官收掌书籍。藏书院具有官办背景，成立之后，又各处咨取书籍，搜求有用图书。所藏包括列朝圣训、钦定诸书及各衙门现行则例，各省通志，河漕盐厘，各项政书，以及古今经史子集有关政学术业之书。藏书院对外开放，供请求学问者入院借观，恢广学识。1898年官书局及其藏书院归并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奏办章程》、《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
五月 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堂。提出建议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
梁启超发表《西学书目表》和《西书提要》，皆为介绍西书的提要书目。前者分上、中、下和附卷4卷，另有札记1卷，介绍了十九世纪末以前20多年来我国所译西书300余种，可视作十九世纪末期我国所译西书之总目。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叶昌炽所作《藏书纪事诗》6卷本于长沙雕版印行。为撰写本书，叶氏曾寻访大江南北各地藏书名家，遍登著名藏书楼，搜集藏书家史实，阅读历代藏书书目，然后对每位藏书家各题绝句一首，抒其人特征或写其心爱珍藏，以歌颂藏书家业绩，传播精神于后人。该书纪事上起宋元，下迄清末，收录藏书家400余家，附见290人。此后叶氏又对此书加以订补，并校正江标刻本中排序错误，于宣统元年（1909）自己出资刊行了自刊本7卷。其卷7续补清末藏书家9家，附录23家。《藏书纪事诗》对研究中国藏书史、文化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亦被称作“中国藏书史诗”。其后仿作频出，可谓影响深远。
1898年（光绪二十五年）
七月京师大学堂成立，并开始筹建藏书楼。是年发布由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其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乾隆间，高宗纯皇帝于江浙等省设三阁，尽藏四库所有之书，俾士子借读，嘉惠士林，法良意美。泰西各国于都城省会皆设有藏书楼，亦是此意。……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闳，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以广天下风气。”《章程》中还开列了藏书楼的经费预算：“建藏书楼费约二万两，购中国书费约五万两，购西文书费约四万两，购东文书费约一万两。”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王懿荣于北京首先在中药内发现甲骨文字，哄动全国。尝官至国子监祭酒，嗜好收藏，凡书籍、字画、金石文物无所不藏。往来于大将南北，访得稿本甚多，且鉴别精审。著有《懿荣藏龟》，为最早研究甲骨文字著作。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八国联军侵入京城，翰林院被焚，图籍遭殃。所储《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底本一部分遭焚毁，一部分被英、法、日、俄、德、意、奥侵略者掠走，还有的零星卷帙散落民间。其中《永乐大典》余仅300余册。至辛亥革命后，陆续丢失，只剩残帙64册。
五月美国女图书馆专家韦棣华来到中国，后任武昌文华大学教授兼图书馆员，文华图专教授，文华大学图书馆科主任等职，对创设中国早期图书馆学有特殊贡献。是年冬，韦棣华为约翰中学藏书室整理图书，并建立起较完善的编目制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帝俄殖民主义者在哈尔滨上号（今香坊）开办“松花江市图书馆”，位于中东铁路俱乐部内。1925年后并入中东铁路中央图书馆。
1902（光绪二十八年）
管学大臣张百熙于京师大学堂内奏办“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其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言称：“书籍仪器两项，在学堂如农夫之粟，商贾之钱，多多益善。不特前所有者固当买补，即前所无者亦宜添购，方足以考实学而得真才。查近来东南各省，如江南、苏州、杭州、湖北、扬州、广东、江西、湖南等处官书局，陆续刊刻应用书刊甚多，请准由臣咨行各省将各种调取十余部不等。此外民间旧本，时务新书，并已译未译新书，均由臣等择定名目，随时购取，归入藏书楼分别查考翻译。”（《奏办京师大学堂》）
十月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提调官（主管人）梅光羲正式到任就职。同时，从各地官书局征调的图书也运送到京，入藏于最初校址的地安门内马神庙前（今景山东街），和嘉公主旧第（亦称四公主府）之大殿后小楼房。这标志着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正式创立，也是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之发端。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以官方名义征调收集各省官书局图书。当年便收到江苏、广东、湖北、湖南、浙江等省官书局的大批图书，加之派人从民间采访的书籍，使藏书楼初建时图书总量即达78000册左右。（《国立北京大学廿年纪念册》
同文馆书阁藏书归并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成为京师大学堂第一批藏书，且被确定为译学馆中学习外语和翻译使用之专藏。
十一月清廷议定《学堂章程》，其中在大学堂章程之“屋场图书器具章”中称：“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要求设立图书馆经营官1名，以各分科大学中正教员或副教员兼任，掌大学堂附属图书馆事务。高等学堂章程中，规定设立图书馆，并设掌书官，负责一切图书仪器等事项。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清廷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规定全国大学堂之藏书机构统称为“图书馆”，主管人称为图书馆经理官。此为我国官方文书中首次使用图书馆名称。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改名“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然当时人们仍习惯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之名称，“于楼额仍沿用藏书楼之名，而于章程则标为图书馆”（《大学堂续订图书馆章程》）。直至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才正式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馆”。
“浙江藏书楼”新址落成，并正式开放。楼址设在杭州城中丰乐桥大方伯里，建成后，将旧藏移入，并添购大批新书，扩充书藏，使之成为当时江南第一大藏书楼。
古越藏书楼建成。创始人徐树兰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绍郡“中西学堂”，聘请中外教习，培养有用人才。然深感影响不广，范围有限，于光绪二十六年（1890）创议筹备“古越藏书楼”，徐树兰独家捐银8600余两，又筹款至32900余两，于绍兴城西古贡院购地一亩六分，营造藏书楼。经3年筹备，终建成古越藏书楼，藏书达7万余卷，次年向清政府立案。徐氏还订立《古越藏书楼章程》七章三十节，提出举办藏书楼以“存古开新”为其宗旨，认为“不谈古籍无从考政治学术之沿革，不得今籍无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故分藏书为学部、政部两大类，其下各分24小类，突破四分法束缚，具有创新性。又规定图书按一定体系编号排架，借还图书“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办理”，由专人负责，读者须领取“对牌”（即读者阅览证），方能借书阅览。楼成之后，向政府立案，捐为绍兴郡公有，供家乡人士观览。次年经清政府批准，正式向社会开放，开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河。只可惜徐氏早于前一年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病逝。其子徐尔谷继承父志，主持开馆事务，并编印《古越藏书楼书目》20卷。
1904年（光绪三十年）
“古越藏书楼”经清政府批准，正式开放，成为近代公共图书馆雏形。是年向清政府立案，并为绍兴郡公有，供家乡人士观览。
张元济开始筹建“涵芬楼图书馆”。其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大量搜罗各家散出藏书，使其图书馆初具规模。此后历经20余载，搜求不辍，终成中国近代最大之私立图书馆。
三月 “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成立。初期设于长沙定王台，1905年10月，正式定名为湖南图书馆。
八月 “湖北省图书馆”开办。馆址位于武昌兰陵街西侧，前模范讲演所。
1905—1907年（光绪三十一年—光绪三十三年）
日本人岛田翰于此时游历我国江南各大藏书楼。曾数登陆心源的“皕宋楼”，怂恿鼓动陆树藩售卖“皕宋楼”藏书。陆树藩最初索价五十万元，经过讨价还价，初步商定为25万两。之后岛田翰速返日本，与田中青山商量，劝说三菱系财阀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购买“皕宋楼”藏书。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由岛田翰撮合，以10万两价格将“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全部藏书售与静嘉堂文库。湟湟汉文古籍东渡日本，成为近代文化史一大损失。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罗振玉写出《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一文，比照西方诸国，提出建立国家图书馆之倡议。其言称“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尚阒然无闻焉。鄙意此事亟应由学部倡率，先规画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同时还提出了择地建筑、请赐书、开民间献书之路、征取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置写官、采访外国图书等六项建议。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六月，陆氏“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全部藏书售与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舶载东渡。此时陆氏已去世13年，其子陆树藩主持家政，因耽于安乐，保护不当，藏书已无往日辉煌，加上家道中落，欠债累累。日人岛田翰便怂恿其售卖藏书，经两年多讨价还价，终以极低廉的10万两价格成交，是为“皕宋楼事件”。15万卷藏书远离本土东渡日本，藏书界无不扼腕痛惜，被称为“我国文化史之惨祸”。
端方购买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移至江南图书馆庋藏。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去世后，其子丁立中等后人因经商失败，亏空巨万，被要求出卖家产藏书以赔偿。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闻知“八千卷楼”藏书将要散出，担心藏书重蹈陆氏皕宋楼流落异国之复辙，于是奏明清政府，延请江苏藏书家缪荃孙到杭州与丁修甫（丁申之子，丁丙之侄）洽谈，最终以75000元的价格成交，收下了此批珍贵典籍。之后端方将“八千卷楼”藏书移入其创议建立的我国最早公共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庋藏。
江苏巡抚端方筹设“江南图书馆”，举荐缪荃孙总理馆务。以收购丁氏“八千卷楼”藏书为主体，又陆续购进别家散出典籍，新印图书，并接收清廷拨发的《古今图书集成》等，使江南图书馆藏书日益丰富。1910年10月图书馆落成开放。
八月 “奉天图书馆”经奉天将军赵尔巽准许，由提学使张鹤龄创办。次年九月，“奉天图书馆”正式开馆。又次年馆内设“发售室”，陈列新旧图书，减价销售，备受读者称赞。该馆先后更名为：奉天公立图书馆、奉天市立图书馆、奉天省立图书馆、辽宁省立图书馆、奉天市公立沈阳图书馆。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为“沈阳市立图书馆”。
十一月直隶（河北）提学使卢靖（木斋）捐银5000两，建设“直隶省图书馆”。委托学务公所张秀儒筹办其事，购置书籍器具等，于1908年5月正式开馆，附设于天津直隶省学务公所内。1909年称“直隶图书馆”，馆址在保定莲花池书院。1913年移至天津市河北公园内，称天津直隶省图书馆。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山西省图书馆”创设。位于省城学务公所西，藏经史子集图书1万8千余卷，科学书籍700余种。
1909年（宣统元年）
学部奏请建立“京师图书馆”。其在《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中称：“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观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极精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
稍后，朝廷准学部奏请，开始筹建“京师图书馆”，初定馆址为德胜门内净业湖暨汇通祠一带（今什刹海附近）。并决定将热河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内阁大库旧藏及《永乐大典》残本，和避暑山庄各殿陈设书籍等移交该图书馆收藏。同时，将购得湖州姚氏、扬州徐氏等家藏书籍移送京师图书馆，进一步充实馆藏。延聘著名目录学家、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该馆正监督，国子监丞徐坊为副监督，总务司郎中杨熊祥为提调。图书馆未建之前，借用北城广化寺为筹建办公地点。恰此时，清王朝将覆，近代革命开始，京师图书馆虽被正式列入政府日程，并大力筹建，但未能及时开放。
筹建京师图书馆一事，由学部大臣张之洞主持。据《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宣统元年）七月廿四日，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图书馆之设，经划已久，此折亦几经斟酌。是时，公病亟，学部虑公有不讳，此举必败于垂成，遂于二十五日入奏。”文中所言之奏折，即《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此项奏议于同年八月初五获清延批准，是为京师图书馆正式诞生之标志。
十二月清政府正式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20条。规定图书馆建立的目的是“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其中还对图书馆的收藏范围、职责、管理制度，以及流通方法等作出了详细说明。这是我国官方第一个图书馆法规。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图书资料室建成，取名为“涵芬楼”。张元济将自藏图书大多移入此处收藏，且供人阅览。后扩大为“东方图书馆”时，“涵芬楼”成为庋藏善本书的一个专用书库。
二月 “河南图书馆”开馆。馆址位于开封刷绒街二曾祠（龙亭湖畔）。储藏古今中外新旧书籍1600余种，卷轴43000多件。1949年3月，改为“中原大学图书馆”。
三月山东提学使罗正钧奏准设立“山东省立图书馆”。次年1月馆舍落成，内中附设“山东金石保存所”。1915年改为山东省公立图书馆，1929年改为山东省立图书馆，1935年10月新馆奎虚书藏竣工，1948年9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管会文教部接管，仍称为“山东省立图书馆”。
十一月 “云南图书馆”在昆明翠湖原经正书院旧址成立。曾接纳五华、经正、育才三书院藏书。次年筹设博物陈列所，1911年9月博物馆建成，遂改称“云南图书博物馆”。1927年改为“云南省立国学图书馆”，后称为“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
“陕西图书馆”开办，附设于学务公所内。辛亥革命后，时办时停，并先后易名为：陕西省立第一中山图书馆、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等。
广东提学使沈曾桐奏请于张之洞所办广雅书局内设立藏书楼。即将原广雅书院一部分藏书和广雅书局全部藏书公开阅览，内分藏书楼、藏版楼二部分。1912年6月改称“广东省图书馆”，1917年改为“广东省立图书馆”，1933年停办，将馆藏53000余册图书移交广州市市立中山图书馆和广雅中学民众图书馆，1941年又于闽北曲江复馆。
广西筹设图书馆。由地方人士唐钟元、陈智伟等倡议募款设立，至1911年馆舍落成，定名为“广西图书馆”。
浙江巡府曾韫奏请扩充“浙江藏书楼”，并与浙江官书局合并，改为浙江图书馆。朝廷准奏，于当年7月改名开放。
张之洞卒。其为洋务派首领，任湖广总督时，创建两湖书院，又在广东创办广雅书局并设立藏书楼。筹资兴建湖北省图书馆和湖南省图书馆，均于1904年开放。与端方等人筹办京师图书馆，亲自选定馆址，延聘缪荃孙为图书馆正监督。购入归安姚氏、南陵徐氏家藏，加上翰林院旧藏合为京师图书馆藏书主体。代为制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章程。精通目录之学，写成《书目答问》一书，列举2200种书籍，是指引治学门径的书目。后人辑有《张文襄公全集》100卷。
1910年（宣统二年）
清学部经奏准正式委派缪荃孙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
十月 “江南图书馆”正式建成开放。其由端方筹办，缪荃孙协助而成。后连续更名为：江南图书局、江苏省立图书馆、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第四中山大学图书馆、江苏大学国学图书馆、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等。1929年10月，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建国后，与南京图书馆合并。
“甘肃图书馆”创设。甘肃省提学使陈曾佑在省城兰州筹办图书馆，于1916年5月正式开馆，定名为“甘肃公立图书馆”。1932年5月易名为“甘肃省立阅书馆”，1949年10月，与国立兰州图书馆合并，称为“兰州人民图书馆”。
“文华公书林”正式建成开放。创始人是美国来华女图书馆学家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武昌文华大学为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文华公书林即为该校之图书馆，自1903年创办。因其对武汉三镇的公众开放，兼有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双重性质。其实行开架借阅制度与为较远读者送书上门的“巡回文库”制度，还举办公开演讲、读书会、故事会、音乐会等活动，以吸引更多读者前来读书。
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捐款建筑“上海图书馆”。
1911年（宣统二年）
教育部派人从陆润庠家中取回《永乐大典》仅存之残帙64册。将60册移交京师图书馆，留下4册，置教育部图书室展览。以后不断搜讨，间有所获，1929年为80册；1949年建国时，北京图书馆藏原本110册。现今存世的《永乐大典》原本约370余册，共800余卷，分藏于世界各地10多个国家的30余位公私收藏家手中。1959年，中华书局将收集到的《永乐大典》730卷影印出版，其后又附印了《永乐大典目录》60卷。
三、官府藏书的特点
纵观历代官府藏书，不难发现其有如下特点：
一是历史悠久。官藏是我国古代发育最早的古代藏书体系，不仅商周的中央政府设有藏书室，各诸侯国也藏典设史，若秦、楚、鲁、宋、晋等国皆然。成语“数典忘祖”说的就是晋太史籍谈答不上其姓氏的来源，周景王姬贵告诉他，因为他九世祖“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景王又问“‘女（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王征乎，数典而忘其祖”（《左传?昭公十五年》）。可见春秋时各诸侯国很早就建立起管理图书典籍的专门机构，并有专人负责，可称之为地方政府藏书。
二是皇帝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直接参与其事。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皇家征书，即汉武帝刘彻“开献书之路”始，至清乾隆为修《四库全书》而在全国大规模征书，大约有57位皇帝直接过问并参与了征书、藏书事宜，从人员选派、下诏征书、经费来源、优惠政策、机构设置，到整理编目、圈定流通范围，常常是由皇帝亲自颁发敕令，作为一种国家政府行为而实施的。
三是历代官府藏书因有政府权力与国库资财的强力支持而藏书丰厚、设施完善。隋开皇三年（533）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奏请朝廷“猥发明诏，兼开购赏”，收集典籍“必须勅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并且规定，凡献出异本书一卷者，就赏赐一匹绢作为报酬，待朝廷校定缮写之后，仍将旧本归还原主，这种权力加赏赐的征书办法，不但当时取得明显效果，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朝廷征书大都采用在普遍诏谕，施加压力的同时，优赐、赏官予以酬谢的双管齐下原则，并基本形成定制。
四是官府藏书既网罗人才，又培养造就人才，推出一批学术成果。由于官府藏书地位显要，常作为中央决策的依据，教学和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抄写和印刷的底本，所以政府往往要集中一批当时学术界的权威和专门人才，以及一定数量的博士儒徒，加强对国家藏书的校勘、整理和编目工作。这些人不负众望，苦心孤诣，筚路蓝缕，在整理藏书的同时也利用藏书编出了一批在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成果和国家书目。到了宋明两代，利用国家藏书培养人才的思路愈发明确。宋仁宗曾说“设三馆以育才”，“馆职所以待英俊”。宋英宗也说过“馆职所以育俊才”（《麟台故事选任》）。明代大本堂是培养太子和诸王的重要课堂，文渊阁也是礼部和翰林院选拔官员的“储才重地”，利用藏书进修结业后，升任皇朝重要职务或外放高位担当地方官。此时的国家藏书馆阁已成为培养和储备统治阶级高级人才的基地。
五是藏书纸墨精良，装帧豪华，建筑富丽堂皇，体现皇家气派。历代官藏要在全国范围内招集工书之士抄补秘书。写书用的各种材料也都由全国最著名产地提供。隋唐两代用不同颜色的琉璃、玛瑙、象牙制作书轴、书签，以区分书的上、中、下三品及经、史、子、集四库。至于藏书楼的建筑，更是地方私家藏书楼不可比及，据《文献通考?经籍考》载，隋代观文殿不仅陈设珍丽，还设计有自启机器人，极为地精巧。
四、官府藏书的缺陷
官府藏书普遍存在两大缺陷，一是深藏秘阁，基本不对社会开放，读者面十分有限，也可以说具有独占性，在封建社会仅为帝王及少数权贵所享用。汉代对藏书就控制很严，除太常、太史、博士官外，其它人员未经皇帝许可，不得私借、抄录，违反就要受到惩罚。西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太常苏昌把国家藏书私借给大司马霍山抄录、苏昌因此被罢官。汉成帝的叔父东平王刘宇上疏求书，遭到拒绝。其理由是诸子等书反对经术，非难圣人；谋臣奇策以及天官灾异、地形要塞也不宜诸候王熟悉掌握。为防诸候王谋反，汉朝皇帝才严格控制其藏书的流通，至于中下层官史以及布衣知识分子更不可能利用官家藏书了，因而极大地削弱了藏书功能的发挥。并且，由于其所处的中心地位，因而对历代各类藏书楼长期、总体的封闭性、保守性起着不容忽视的示范作用，进而对中国典籍与文化的传播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是由于集中庋藏、地处政治中心的特点，使其极易遭受毁灭性灾难。历史上几乎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内乱外侮都使官府藏书严重受损，历代一些著名的“书厄”也大都是中央政府藏书的惨剧。官府藏书呈时断时续，旋聚旋散的状态，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历朝开国之初，重视文治，国家便大量征集图书，藏书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中后期疏于管理，有些官吏甚至监守自盗。一遇战乱、特别是改朝换代之际，官府藏书往往惨遭灭顶之灾。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聚聚散散，几乎成为一种规律。
喜欢
0
赠金笔
后一篇：皇史宬图片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