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10日刊文分析湖北潜江市直机关被查处27名“庸官”产生的原因，称主要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本来一个人就可以胜任的工作，偏偏安排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去干，等等。
    “先有‘庸岗’，才有‘庸官’，‘庸官’是依赖于‘庸岗’而产生的”，此判断对潜江市直机关的“现在时”也许是对的，观照有些高层机关和大机关，的确是这么回事，但如果用它来解析街道办事处等基层机关，就有失偏颇了。
    凭心而论，哪一次机构改革精减不是偏袒了上级机关、领导机关以及权威机关，最终被裁减得血淋淋的，总是一基层单位。即使有些“高大权”部门在精减中“平均受损”，它们也有机会在事后得到补偿，这才有老的“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新的“串岗、网聊、看电影、玩游戏”在机关存在空间。 指望再一次机构改革裁撤“庸岗”，无疑有些天真。
    最初实行公务员制度时编写审定过《职位说明书》。以当时对这个制度建立的虔诚，我们不能肯定当初设置的职位都是“庸岗”，而是我们后来在招聘、调整中没能按照《职位说明书》要求选配人员，或者说是对现有人员的培训管理没有跟上职位要求。是哪些岗位被“一夫配了二女”，是哪位科室本来不该存在而被保留，这些不仅是人为的，而且一定是领导意志所致。归根结底，这不是“岗庸”而是“人庸”。
    现在的街道办事处，有的是“刚性缺员”，即编制或者人员的确与职能扩张不符；有的是“柔性缺员”，编制内的人做不成事，只好借用二级机构人员、聘用社会人员、或者将工作转嫁社区，不得以“鹊巢鸠占”式的用人，不该累的累死，不该闲的闲死。在这里，对岗位不是裁撤而是增设问题，或者是对职能进行界定问题。当然，最根本的是如何解决岗位上人的问题。
    裁撒“庸岗”疑似一种“制度洁癖”，制度或者编制永远不会完美无缺。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去执行。岗是死的，人是活的，一个岗位在行政系统中发挥作用如何，人是第一决定性因素。所以，当前“治庸”理当以“治人”为本。何况，由武汉市领衔的这场湖北省“治庸”，本身就是现有制度和机制内的自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