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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中青报刊文，称对山东济宁倡导的“马上办”不必棒杀，理由是这是行政体系内设监督机构的延伸。文章形象地把“马上就办”当作一个酒店的“大堂经理”，是群众办事的首问责任者，协调监督行政的调节器。它满足了群众诉求，犹如怠政困局中的柳暗花明，岂有棒杀之理。

我还是赞成这样的说法，“马上就办”没有抓住行政低效的根本，是无视机关干部工作作风已经形成的病灶，却在病灶表面上画花。有文章对此往后极尽归谬，说“马上就办”不马上办，怎么办？要不要设置“真的马上就办”？可少有人往前理性梳理一下，在“马上就办”之前，并无“缓办”、“慢办”和“不办”，倒是各种“马上就办”早已有之。

就“马上就办”的监督、协调性质来说，乡镇以上各级政府及各部门 “综合办公室”，应该是除职能部门之外最原始的“马上就办”。历经多次机构改革，相继有监察部门、督察室、纠风办、效能办、目标办诞生，这些机构无不具有监督检查职能。可是还不够，各地又纷纷成立了行政（或政务）服务中心，号称“一条龙服务”。蔚为大观的信访部门和群众信访接待中心，其宗旨无不是为群众办事给力。可是还不够，为解决政府部门职能交叉问题，成立各种领导小组是政府的惯常做法。为解决一些特殊问题，各种专班应运而生。这些机构不仅含有“马上”，还有“坚决”甚至“破例”。可是还不够，最近几年又有了“维稳办”，从力度上讲似乎是最后一道“马上就办”。不办，谈何维稳。从这个意义上说，“马上就办”只不过是替自己无数个“前世”受过。

山东济宁有关部门说“马上就办”是从各部门抽调人员集约组成，并不是专设机构。这折射出在当前行政机构严控之下，不能合法叠床架屋，只好挖肉补肉的工作理念。我不相信济宁设置了“马上就办”，当地就没有了督查室、纠风办或者办会室之类的机构。放弃对职能部门自身建设，转而寄希望于体外运行，这样缘木求鱼，与行政高效当然悖行。

一个酒店，从总台到各客房部不能正常运行，却在大堂里挤满无数个“大堂经理”，这是怎样一种管理生态。当下之所以格外亲睐雷锋、吴天祥之类的英模和先进人物，特别期待“青天式领导”，偏爱于大规模下基层，还有招募“交警拍客”，都与“大堂经理”和“编外保姆”情结有关。有了正常机制之外的庞大力量，克尽职守的公务人员少了，完整履行权利义务的人少了。 “我们办不了，你找信访办啊。”信访办解决不了，自然落到维稳办。 “马上就办”是不是维稳办的下家，这是链条还是循环，谁也说不清。

提高行政效能，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绝不是靠增加“大堂经理”所能解决的。棒杀“马上就办”还不够，完全应该追责其它监督协调机构，同时从现有职能部门的办事理念、能力和作风抓起，寻求常态解决问题的途径。否则，所有机构改革或者所谓形式创新都是“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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