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部门近日发布消息，说我国有一亿多精神病人，且有千万重症精神疾患者。此消息引来网民们猛烈拍砖。如果一个单位一个家庭平均十人左右的话，这里面就有一个精神病，大家不得不怀疑这个十分之一是不是自己，是不是与自己有思想纠结的同事和家人了。如果精神病人失控，社会的安全感是不可想象的。

媒体报道说收治精神病人必须由公安部门出具证明，这无法不联想起某地公安部门拿精神病人抵作“命案必破”的犯人。公安部门如果改变不了公信力如此低劣的现状，人们除了当赵作海，又多了一个出路，那就是当精神病人。真正的恐怖和担忧应该在这里。

不知是不是记者和媒体混淆了概念，把一般的心理疾病当作了精神病，或者把有思想问题的人也当作了精神病。解决思想问题应该由组织或者社区去做，心理问题应该由心理咨询服务机构来解决。只有症状突破了心理疾病的底线，心理咨询不能解决问题，才有可能到医院精神科求治，特别严重的才送到精神病院治疗。

当社会为一亿精神病人产生双重惊恐的时候，我想起了一所著名大学精神科医生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收治的精神病人，其实都是社会上的好人。”这句话当时让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受众非常诧异。后来，特别是近年来，我才体会这句话绝非“美言耸听”。当一个人既不是因为贪污，也不是因为作恶，却不能适应险恶的社会，不能接纳缺乏慈悲的他人，不能承受无端的打击时，有几种解决办法，一是“自杀”，如富士康员工的“连跳”；二是报复社会和他人，如“砍杀幼儿园”，“扫射法庭”；当他们不愿采取极端方式解脱时，就只好折磨自己的精神，承受不公与不平，最终成了一名精神病人。这样的人不愿伤害受之父母的发肤，更不愿意伤害别人危害社会（真正的精神病人危害社会除外，因为他们生病后失去了对自己精神的自控），结果只好伤害自己。相比较而言，你能说他们不是好人么？

人们无一例外地认为，频发的极端事件，其深层的原因是社会贫富差别过大。催生心理和精神疾病的背景，也不能排除这个因素。与这个报道相关的是，中华医学会、中国精神卫生中心等单位说，目前中国合格的精神病医生不到两万，联系起来看，疑似有部门和单位争项目、要经费。如果不能排除他们有大赚精神病人钱的嫌疑，按照文明社会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来看，这些部门的精神病态只能加剧社会矛盾。

当社会一时半会儿改变不了现实，就需要人们调整自己的心态，靠什么调整呢？那就是信仰，是一种能够保护人能健康生活和正常生存的价值观。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一种方法，但眼下多数人不信。那学习和吸收一点宗教或者佛教知识也行。照佛教看来，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其实是自己心灵的投射。如当年苏东坡和佛印和尚，在他们相互对眼中，你说牛粪就是牛粪，你说是佛就是佛，让北宋大学者苏东坡落下了“心中有污秽之物”的名声。这种心灵的投射虽然并不能改变客观对象，却能改变自己，或让自己愉悦，或让自己痛苦，或让自己高尚，或让自己卑劣。

这种方法或许会被指责消极避世，但这是拯救这批既不愿“自杀”也不愿“凶杀”的好人的有效路径。在遭受社会不公正待遇，或被别人误解后，不是以牙还牙，就是自寻短见，或者精神抑郁。新的出路，是笑对不公与不平，用一颗慈悲的心去怜悯那些“心中有污秽之物”的人，千万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包括积郁成疾，更不能报复他人。即使不能成为佛，也要学习佛的境界，把每个人都视为“佛”，学会适者生存，学会接纳当下，于人于己，都是一份善。

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能够理性认识与善待精神病人和心理疾患者应该是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