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没有一项官方统计能说明中国有多少人在同居。对于享受其中的年轻人来说，同居的感觉是天堂，对于深受其害的人来说，它却是地狱。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流行于全球的同居现象，是最脆弱的两性关系。”面对记者，中华女子学院教授、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罗惠兰直言不讳地说。（引自嘉人网）

在这条新闻中，居然把在中国不可逆转的“同居”这一社会现象的思想根源，追踪到罗素头上，这位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

罗素在《婚姻与道德》一书中谈到，一对男女没有过性经验就结婚，就如同一个房屋买主到了要搬家那天才看到自己的房子，万一不合适，该怎么办呢?

文章说，正是带着这种心态，未婚同居从一件令人反感的事变成许多年轻人婚前的一种选择。从一件令人耻辱的事变成一件时尚的事。它像流行音乐那样传播开来，由小众乐趣转变为大众趣味，让更多的人迷失在这种关系中。

其实，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同居”现象，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不可一概而论。既不是性解放那样简单，也不一定是经营婚姻那样虔诚。它是传统性文化遭遇开放洪流后的溃败，也有市场经济发育过程给当代婚姻家庭制造的过高门槛，更有全社会价值观念的扭曲与缺失。说同居现象源于罗素的“性经验过渡论”，多数是自我作辑，矫饰了人们的俗气。

各类人等倒是充分体会到了同居带来的“便利”：大龄青年未婚同居可以更了解对方，生活也变得更经济；大学生校外同居为的是解决性需求，提前寻找家的感觉；巨大的在外打工族无法正常享受婚姻与家庭的温馨，靠同居弥补生活的单调，慰藉心灵的枯竭；离异后的中年人，因为对再婚十分谨慎，所以用同居来考验彼此的心意；在农村，因为只承认婚礼庆典，不在乎法律登记，所以非婚同居者也大有人在；还有居心叵测者，已有配偶却仍与他人同居，只为一时痛快。

同居，是一片男女交流和融合的蓝海，这片蓝海虽然纾解了许多社会矛盾，其本质却没有给我们带来进步与文明。那么多未婚大龄男女青年难以成婚，已经司空见惯的“二奶村”和“小三族”，一边是逾来逾多的年轻人不准备结婚，一边是的日益攀升的婚姻危机与家庭解体，不少年轻人结婚后不育难育问题的日趋严重。这些社会后果虽然不能都怪罪同居，但同居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器，一幅有效的催化剂。

对所有同居者挥舞道德大棒肯定过于武断，但声称所有同居与道德无关也是一种掩耳盗铃。在庞大的同居群体中，我们无法否认其中：没有享乐主义，人生难得几回醉；没有急功近利，寻找爱情成了奢侈品，不妨来点快餐；没有所谓婚姻补钉，为婚外情制造了温床；没有藐视法制，不再视婚姻为神圣契约；没有责任回避，惧怕婚姻，害怕风险，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免单。

有人以试婚为理由，是罗素“婚前过渡论”的翻版。虽然同居中也会有试婚者，还有无法结婚而无奈同居者，但同居与试婚从总体上分析，仍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首先，同居者之间完全可以没有婚姻承诺，不合则分，而试婚者都抱着最终走向婚姻的共同目标，会像真夫妻那样尽力维护两人关系。

有关报告显示，经同居而结成的婚姻，比未经同居而结成的婚姻，离婚率高46%。婚前同居时间越长的夫妇，就越容易想到离婚，他们的性关系也同样脆弱。并且，同居时间越长，双方将更追求独立自主，更不情愿受婚姻的约束，因此永不结婚的可能性越大，同居关系的破裂率也比婚姻关系的破裂率更高。

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人经历的同居关系越多，就越容易选择同居而不是婚姻。社会对同居接纳认可越宽容，男女性生活就越低龄化，滥交就越泛化。婚姻家庭的质量就越受到威胁与损害，相应的社会问题就会越来越多。从微观角度来看，同居久了，男人就会产生厌倦，到头来受到伤害最重的多是女人。

对两性关系持“宽容”态度的罗素，把找对象当作买房子，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类比不一定恰当。他一生经历四次婚姻，说明他的“婚前过渡论”经历过反复实践检验。虽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却会带来可怕的示范效应。

罗素在晚年回顾自己：“三种简单而又极度强烈的情感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他特别说过，只有一种情感即对爱情的渴望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当他第四次结婚时，他已80岁高龄了。不知是幸运还是必然，罗素的晚年婚姻生活宁静而舒适。

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同居一族，不管是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因素，能够与罗素的“婚前过渡论”相提并论吗？是在如罗素一样满足于一种对爱情的渴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