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真的“述而不作”吗？

丁启阵

    因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的话（《论语·述而》），很多人便信以为真，以为孔子只是一个古代文化尤其是西周制度的搬运工，周公思想的传声筒；有批孔者，甚至提出孔子反对创新的高论。

    这当然是个误会，误解。一个开门办学、广招天下人才的职业教育工作者，一个一言不合抬腿就走、性格鲜明的传道（求职）者，一个涉猎广泛、富有批判精神的学者，一个才能出众、铁腕铁血的朝廷官员（大司寇摄行相事），一个生前鼓励众弟子各言其志、死后弟子分门立派（儒分为八）的学说创始人，一个声名远扬、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搬运工、传声筒呢？借用一句谐谑的说法，用脚后想一想跟都能立刻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论语》中，孔子那么多格言金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等等，都未见前人说过；即使说过，大概也没有孔子说得铿锵有力。《论语》中，有不少章节、话语，都可以证明孔子并非一个述而不作的人。请看：

《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不违如愚”和“发”，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孔子不主张弟子对自己的说法照单全收，而鼓励弟子独立思考，有自己的领悟。

《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知新”二字，说明孔子也是不欣赏两脚书橱，主张“记问之学不足以为师”的。

《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何谓思？思考、独立思考、创新思维也。若真是述而不作，学（记住、了解、效法）已经足够，不需要思考。

　  《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用绘画作比喻解读诗句，将描写美人的诗句联想到礼仪修养的功用，加上一个“起”字（启发，启迪也），孔子分明是在鼓励弟子对《诗经》进行再创作。

《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并非简单照搬周朝制度，他是有自己标准的：因为周朝借鉴、吸收了夏、商两代的优点与成就，较为美善。

《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说周朝的宫廷乐曲《武》未尽善，可见孔子对周朝也有不满意的地方。

《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尧舜圣君都并非一味歌颂，而有所批评，这哪里是述而不作者之所为？

《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真正的述而不作者，应该是“凡是”派。孔子这样，事事有主见，时时讲选择、讲改正的人，显然属于鉴往知来、继往开来的改良派，革新者。

《泰伯》：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读“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时，可能以为孔子是周公的死忠粉，读到这一句时应该明白，孔子并不盲从周公。一旦周公有傲娇、吝啬的毛病，孔子会立刻将其否定。

孟子更是明确指出，孔子是个善于“作”的人（不同于今天人们所说的no zuo no die 的zuo）。孟子几次说到孔子的《春秋》时，用的都是“作”字。《孟子·滕文公下》：“世道衰微，邪说暴行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又《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既然如此，孔子为什么要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呢？这要放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去理解。政治军事上，诸侯力战，不统于王；思想文化界，诸子驰骋，百家争鸣。于狼烟四起的乱世求生存，求发展，当然需要打出自己的旗号。孔子打的是“克己复礼”“从周”的旗号。就好比汉朝末年，三国争霸，刘备打的是“光复汉室”的旗号。都是以正统自居、号令天下的意思。实际上，当然不可能是照搬、传声，而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思想。

当然，孔子这么说，也可能出于一时的言语应对需要，是一种谦虚，一种自嘲。比如说，有人指责他言出无据，大言不惭，他便用这句话去抵挡。人生七十古来稀，孔子一生可谓漫长。一句话，一时兴起，脱口而出，都要概括一生思想，谈何容易。

朱熹说：“孔子删《诗》，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钱穆先生为了解释“述而不作”，说孔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孔子是“有德无位”之人，只有像周公那样的人，才有资格制礼作乐。对这两位前辈学者，我有点儿同情：胶柱鼓瑟，难成曲调。

                                                     2016-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