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骂人词泄露的“国情机密”

丁启阵

语言这东西，学过一点语言学的人都知道，它是人类约定俗成的一种符号系统。所谓约定俗成，包括两层含义：一、从“所指”“能指”的总体对应关系看，两者之间是任意的；二、从个体符号单位（例如：词语）的形成看，往往又是事出有因的，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透过一些语言单位，我们不难看出隐藏在它们背后的一些信息，例如情感好恶，思想观念。只是，一般的语言使用者通常都不会去深究词语形成的合理性，不会去考证隐藏在词语背后的思想观念。换言之，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人们的态度通常是：不过脑子，人云亦云。

从网络语言使用情况看，今天中国大陆地区的汉语中，毫无疑问，“垃圾”、“变态”、“汉奸”这三个词语是很流行同时也很厉害的詈辞。使用者觉得很解恨，很痛快；被指者感到很屈辱，很愤怒。

但是，倘若我们以冷静、理性的心态去分析这三个词语之所以成为重磅詈辞的原因，经过层层剥笋式的剖析之后，很可能会发现，其中的合理性，不一定合乎理性，而是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的。

“垃圾”、“变态”、“汉奸”三个词语之所以能够成为重磅詈辞，直接原因无非是：这三个词语所指的事物是人们非常厌恶，非常不屑的。

当我们接着追问，为什么人们对垃圾、变态、汉奸这三种事物（垃圾是物体、变态是性状、汉奸是人物）会如此厌恶、如此不屑。很可能得到如下的回答：

垃圾很肮脏，没有价值；

变态的样子很难看；

汉奸损害了国家利益，伤害了个人情感。

看起来挺有道理，而实际上，这些涉及事物价值的判断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假定性，或者说带有明显的主观性。此外，还有时代、科技发展的局限性。

人们之所以觉得垃圾是很肮脏的，很可能是这样的原因造成的：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够干净卫生，有太多的垃圾，妨碍了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满地的垃圾，妨碍了我们走路；腐烂发臭的垃圾，妨碍了我们呼吸；垃圾滋生的蚊蝇，危及我们的健康。人们之所以认为垃圾没有价值，很可能是由于，不了解垃圾的价值，政府没有做好垃圾回收和利用工作——反之，生活在环境整洁、垃圾回收利用做得好的国家、地区的人们，是不会如此厌恶、痛恨垃圾的。据我所知，山清水秀地区的农村人，就不会用“垃圾”一词骂人。有一种说法很有道理，世上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种种的原因，都可以归纳为两句话：我们的环境太差了，我们的环保工作太滞后了。

变态的认定，是非常主观的，也是相当野蛮的。实际上可以表述为：凡是跟我不一样的，就是变态。比如说，我是异性恋者，同性恋者是变态；我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肉的人是变态；我吃煮鸡蛋敲大头，敲小头的人是变态。显然，“变态”就是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贬斥和排挤。说得轻一点，是以多欺少，以强凌弱；说得重一点，是蛮横，是霸道，跟纳粹法西斯不乏相似相通之处。实际上，多数情况下，被定性为变态的群体，对于所谓的正常群体，是不构成任何危害的。可见，排斥“变态”，说明我们的社会，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暴政思想还相当有市场；说明我们的国家，距离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状态还非常遥远。

汉奸，指的是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人。一般地说，汉奸多产生于国家遭受异族入侵的战争年代。和平年代，所谓汉奸，只能指出卖国家机密、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间谍。现在人们如此随意、宽泛、频繁地使用“汉奸”一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走出战争时期留下的屈辱阴影。实际上，如今把“汉奸”当作詈辞的，绝大多数是战争结束后出生的年轻人，即所谓的愤青。愤青中，不排除其中有祖、父辈亲人受到过侵略者残杀、伤害的人，但是，可以肯定，大部分人的祖、父辈并没有受到侵略者的残杀、伤害。一定的民族情感，同仇敌忾，是必要的。但是，像我国现在这样，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这么多人还是深陷屈辱、仇恨不能自拔，就有必要反思：我们的爱国教育是否太强调民族仇恨了？是否太狭隘了？仇恨是一柄双刃剑，有利于凝聚，不利于开放；有利于维护集权，不利于建设民主；强调了群体情感，忽略了个体性情；重视了历史冤仇，忽视了未来合作。在科技、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网络化的二十一世纪，这么多人的情感还停滞在部落情仇、种族恩怨阶段，好比男人还拖一条长辫子，女人仍穿三寸金莲走路，男男女女用大刀长矛去对抗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不免有些滑稽。

总之，我以为，“垃圾”、“变态”、“汉奸”三个詈辞的流行，说明我们的社会远非理想状态，我们的国家还比较落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009-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