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饮中八仙”：两个虚构的组织

丁启阵

    在中国悠久的文人饮酒历史上，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和唐朝长安的“饮中八仙”，无疑是最为著名的两个饮酒群体。但是，考证起来，这两个群体实际上都不是真实的群体。它们都是当时或后代的人们根据他们思想或爱好的相似性，把他们拉到一起，说成一个群体的，属于被追认的组织。

    “竹林七贤”的名称，先后见于《三国志·魏书》（晋·陈寿）、《竹林七贤论》（东晋·戴逵）、《魏氏春秋》、《水经注》（北魏·郦道元）、《世说新语·任诞篇》（南朝宋·刘义庆）等文献。这些文献记载的七位人物，没有分歧。他们是：嵇康（223-263），阮籍（210-263），山涛（205-283），阮咸（生卒年岁不详），向秀（约227-272），刘伶（约221-300），王戎（234-305）。但是，对于“竹林七贤”名目来历的说明，略有不同。《三国志》、《魏氏春秋》、《水经注》只说“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没有说到饮酒。《世说新语》却强调了他们的饮酒，“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画家们喜爱的绘画题材。因此，历代关于“竹林七贤”的绘画作品层出不穷。关于“竹林七贤”的绘画，早在东晋南朝，已经非常流行。1960年至1968年在江苏南京、丹阳等地发掘的几座东晋南朝时期的古墓，就发现了五套“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的壁画像。荣启期是春秋时期的高士，被拉进魏晋竹林七贤行列，主要是因为他们事迹相近和作品追求人物偶数对称之美；根据《南史·齐本纪·废帝东昏侯》的记载，南齐宫廷中也有关于七贤题材的壁画；根据唐朝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载，东晋的顾恺之、戴逵、史道硕，刘宋的顾景秀、陆探微、宗炳，南齐的毛惠远等都画过《竹林图》、《七贤图》；唐宋至元明，毛惠远、韦鉴、常粲、支仲元、李公麟、石恪、萧照、钱选、赵孟頫、刘贯道、仇英等著名画家，都画过这一题材；现当代也有一些著名画家，曾经画过这一题材。绘画中的“竹林七贤”，大多以幽篁细竹为背景，七位名士或独坐饮酒、弹琴，或二三共坐，相与对弈，身边有童仆，有酒壶。名士们颓然自放的神情举止，都是酒后作派。

    有这么多的文献记载和绘画作品流传，很可以使人相信，“竹林七贤”是一个确实存在过的、有组织的名士饮酒群体。但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这个组织是不曾存在过的。

    证据主要有：“七贤”之名始于晋朝中期，并非他们生前已有；山阳故居，本无竹林（何启明《竹林七贤研究》）。陈寅恪先生也有如下一番阐述：竹林七贤，都是清谈的名士。之所以取名七贤，系来自《论语》“贤者避世，作者七人”之语。这也是东汉以来名士以数字标榜的传统，如同三君、八厨、八及之类。后来佛教僧徒探讨佛理蔚成风气，于是比附中西典故以成此名。所谓竹林，应该是取义于佛教经典的Venuvena（竹林精舍）一词，并非其地真有竹林，然后有七贤游戏其下。《水经注》考证竹林古迹，纯属附会。还有，南京、丹阳一带发掘的东晋南朝古墓壁画中，不但人物有八个，背景也没有竹林，每个人物之间均以树木相隔。

    后人之所以乐于把七贤组织为一个群体，有学者指出，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七贤宣扬玄学，秉承老庄，又加上世人的渲染，道教的流行，使得他们已经有所神化，成为具有道教意义上的宗教偶像。原来，这是为了崇拜需要而产生的画像。

    跟“竹林七贤”相似，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长安的“饮中八仙”或者叫“醉八仙”，也是他人结合的非真实饮酒群体。这个他人，不是别人，正是著名诗人杜甫。

    杜甫《饮中八仙歌》（也叫《八仙歌》）一诗，专门描写曾经在长安活动过的八位酒徒醉酒之后的生动形象：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贺知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汝阳王李琎）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左相李适之）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崔宗之）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苏晋）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焦遂）

诗写得太好了，“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王嗣奭《杜臆》），“似颂似赞，只一二语，可得其人生平”（杨伦《杜诗镜铨》引李子德语）。八个喜欢饮酒的人，被杜甫一枝生花妙笔描写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人人喜爱，过目难忘。

    后来，便有一些史家也信以为真，煞有介事地记载起“饮中八仙”的故事。例如《新唐书·李白传》就记载道，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更有不少画家也来凑热闹，画“饮中八仙”图，把他们画在一起，俨然是一个名流饮酒协会。

    其实，八人之中，苏晋死于开元二十二年（734），贺知章、李白，天宝三载（744）已经离开长安，贺知章死于天宝三载，李适之死于天宝五载，汝阳王死于天宝九载。杜甫到长安是天宝五载（746），即使他一到长安就写这首诗，当时，那八人也早已经星散，并未同时在长安活动。实际上，杜甫的诗歌中，只是描写他们各自的酒后憨态，并没有说他们在一起饮酒，更没有交代他们是酒友。醉八仙的名称或许不是杜甫首创的，范传正在给李白写墓志铭的时候，也提到了“酒中八仙”，但是人物有所不同，“在长安时，时人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多出一个裴周南。合理的猜测是，关于长安醉八仙，当时就已经有不同版本的传说，杜甫选择其中一种传说写进诗歌。当然，其中有杜甫的朋友，例如李白。

    杜甫之所以写出这一首跟他大多数诗歌风格迥然不同的作品，跟他初到长安时的轻松心情有关，也可能跟前代诗歌文体的启发有关。关于这首诗歌的文体，历来论者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是杜甫自创，一种认为来源于柏梁体，还有一种认为来源于汉末清议中用于“臧否人物”的谣谚。

    文学艺术作品，审美价值是第一位的，而历史的真实性是第二位的。因此，“竹林七贤”、“饮中八仙”并非实有的群体，既不影响我们对这些人物的喜爱，也不影响我们对跟他们有关的文学作品的欣赏。

                                              2008-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