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与一些基层的民众接触时，都不约而同地听到一种声音，就是香港也应该像美国一样征收「巴菲特税」──向富人征多点税。

我告诉他们，美国其实尚未开始征收这种税，奥巴马只是有这个构思，还待变成具体的法案，再交国会通过。但以现时国会内共和党议员占优的情况来看，这个方案获通过的机会不高。所以我们尚不能说要学美国那样。

其实，巴菲特提出意见，煽情有余，理据不足。他以为自己交税的税率比他的员工还要低作例子，认为美国对有钱人过度溺爱。但现实是美国在薪酬税与利得税方面已行累进制；即是说，工资收得愈多的个人，与盈利能力愈高的公司，就得交愈高的税。巴菲特交税的税率低，是因为他的收入主要不是来自工资，而是来自股息与资产增值。而向股息与资产增值所征的税，一般都会比工资与利润为低。巴毕菲特可以用较低的税率来交税，应是他的税务顾问为他作的安排(美国税制太复杂，普通人不靠顾问，不懂得填税表)。他只要在公司出多一点工资，少拿一点认股权，就可以交高税率，不用搞到要改整个国家的税制。

再者，他的建议十分模糊，根本不清楚他是想增加薪俸税与利得税累进的跳幅，还是想把股息税及增值税的税率加到与薪俸税及利得税一样。如果是前者，有钱人一样可以用惯常的伎俩来避税；但如果是后者，则会对税务概念造成严重的冲击。

在税务概念上，工资与利润应属于第一性的税务，而股息与资产增值则是第二性与衍生性的。一般国家的税制，会先对第一性的经济活动征税，当征了一次之后，就会对衍生性的收益征少一点。香港就只行单一性的税制，即对第一性的收益征税后，就不再向衍生性的收益征税。

香港的富人，个人交的税不多，是因为他们持有的公司已交了很多税。于社会而言，他的投资已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如果要在他们收取股息时再征多一次税，他们就会问，为何同一项经济活动，征了一次税还不够，还要征第二次？这会打击他们的投资意欲。

代表基层利益的团体可能会说，社会不应只顾资本家的投资意欲，而不理贫苦大众的死活，香港已贫富悬殊得这么严重，政府若不透过征税的手段去加以平衡，只会造成社会动乱，对营商的环境更加没有好处。再者，香港的税率现时尚很低，资本家在香港仍很容易赚钱，不用担心加多一点税他们就不在香港投资。

社会上很多人都接受这套想法，于我个人而言，我也不介意交多一点税。问题是并非所有的有钱人都这样想。根据统计数字，香港的再投资比例有减弱的趋势，若进一步恶化，对穷人更没有好处。有钱人可以到别处去赚钱，但穷人只能在本地谋生，若本地经济增长放缓，穷人一定是受害者。

况且，香港现时的税制与美国相差很远，不要说跟奥巴马的新方案，就算是学现有的，也得有很大的改动。这种经济生态环境的大改变，足以造成重大的社会震荡，社会宜先作评估，不可草率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