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m730，我一向强调要让员工有更多的自主空间，但我甚少附和编辑自主的論调，因为我觉得这种說法是有问题的，并非绝对的。

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樂于让自己的自由意志尽情舒展。因此，好的营运系统应予每一个成员都有尽量多的自主空间，而不是某一類岗位上的人才有。编辑要自主，记者要不要呢？美术设计要不要呢？当然是人人都想要。

然而，编辑由于职责的关系，需要有一定的主导权。当大家有不同意見时，最后得由编辑來拍板，否则工作就无法进行。编辑的这项权力，是工作岗位赋予他的，并不代表做编辑的人一定是对的，其他人非听他的话不可。当机构内大多數人都不认同他的时候，他作为编辑的职位就会不保，他从岗位上得來的权力也会失去。

既然编辑并非必然正确，那编辑的自主权就没有理由不可受到挑战。既然编辑的权力來自工作岗位，并非天赋，那他的权力亦没有理由不受制约。他的权力既然是他的工作机构授予的，那他的工作机构当然可以把这权力撤回。

近年，编辑自主之所以会被强调得那么绝对，其实是各派政治力量角力所造成的。不同的政治力量都想借助传媒作为自己的宣传工具，都想安插自己的同路人做上传媒编辑的位置。因此，每当这些属于自己友的编辑，工作受到干扰，或职位可能不保时，就打出不可干预编辑自主的旗帜，向各敌对的政治力量施压。相反，若果当敌对立场的编辑被制约的时候，他们不但不会维护他的编辑自主，而且还会觉得理应如是呢。

由此可見，即使是那些经常强调编辑自主的人，其实也只是视此为一种政治角力的工具，并非真的想赋予编辑高于一切的自主权。

一般而言，编辑自主的口号都是拿來针对资方的，因为最有能力干预编辑工作的就是公司的老板。然而，编辑的权力來自老板的委任，在现有法律基础上，用这个理由去抗拒老板的干预，只能造成舆論上的压力，并不能真正削弱老板手上的权力。

现实是老板也是人，也会有自己的思想取态，也应该有权參与政治活动，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财政狀况就剥夺他的政治权利。这样的想法豈不是与文革时限制资本家參加政治活动如出一辙？因此，我们不应排除传媒的投资者，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利用他手上的资源与营运能力，去利用传媒去追求他的政治理想。說到底，要办传媒，也总得有资本家的參与。

在西方社会，其实不同的报纸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背后有相应立场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都会在不同的程度上參与编辑方向的制订工作，所谓编辑自主亦只是相对而言吧了。

我在am730甚少干预编辑的工作，是因为我「无为而治」的理念，而不是因为我认为编辑的工作是完全不受制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