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证
(《成都日报》2009年8月28日《深呼吸周刊》第09期第02版)

    今年上半年，成都GDP增幅达14.3%。而高新区上半年的GDP增幅为25.4%。如果说成都在金融危机和“5·12”大地震的双重压力下逆势而为、画出一条漂亮的止滑提速的上行线，那么，其顶峰，正是由高新区冲刺触线。成都人面对14.3%的增幅感触良多，除了其确实来之不易，还在于14.3%的背后，能寻出成都转变发展方式的轨迹。

　　一组数据

　　核心提示：结构调整

　　在GDP拜物教已被科学发展观所摈弃的今天，对数字津津乐道似乎不宜，但，发展方式是否转变，不是口头一再振振有词就能实现。抛开纯粹的唯增长论，数字仍然是我们得以管窥客观事实的可靠依据。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不妨对以下数字的内涵来一番解析。

　　据高新区提供的资料，2003年至2007年，成都高新区工业几年来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2009年上半年，高新区二、三产业分别完成增加值139亿元、43亿元。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为83.7%，推动GDP增长21.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为16.3%，推动GDP增长4.1个百分点。二产业中，工业和建筑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78.4%和5.2%，而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精密机械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79.1%。工业增加值占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67%，对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率为78.4%。三产业虽然所占份额不大，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突出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软件及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合计完成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3.5%，对GDP的贡献率为45.7%，拉动GDP增长11.6个百分点。

　　转型升级、科学发展，必须在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上狠下工夫。道理好懂，但“知易行难”。在国内大多数地区还在怎样找到符合区域发展特点的产业发展道路中苦苦谋划时，我们欣喜地看到，成都高新区已然找到一条切合自身实际的好的发展路径。

　　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在现代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服务业的价值链越来越长。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践中，服务业可谓发展的“新引擎”、自主创新的“助推器”、节能减排的“生力军”、区域竞争的“原动力”。

　　从这组数据可以得出结论：高端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不仅成为高新区产业的重要支撑，而且，已经成为其快速发展的强劲动力。

　　塔基与塔身

　　核心提示：创新创优

　　塔尖上最终呈现的是数字，而垒起这个数字的塔基以及塔身呢？

　　在此，记者仍然打算用数字来描述，即高新区的“123456”。

　　1个地处西部、没有区位优势，但却一直跻身 “第一方阵”的国家级高新区。1988年，成都高新区开始筹建；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2003年，成都高新区在全国高新区中排名第8名；2005年，排位升至第5位；2006年，成为中国首批6家创建世界一流园区之一；2008年，成为继北京、上海、深圳高新区之后的第4名；2009年，成为中国最具投资潜力十大高新区之一。

　　2个园区。成都高新区规划面积87平方公里，由南部园区和西部园区组成。南部园区重点发展科技创新、软件研发、总部经济和现代服务业，西部园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精密机械制造产业。

　　3大产业。即以微电子和软件为主导的电子信息产业；以中药现代化为重点的生物医药产业；以先进制造技术为特征的精密机械产业。

　　4个结合。市长助理、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韩春林对此如是表述：一是坚持把应对同质化竞争与推动差异化发展结合起来。二是坚持把外引与内培结合起来。三是坚持把营造局部优化环境与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结合起来。四是坚持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推进新型工业化、城市化结合起来。

　　5个平台构成创新服务体系。即公共技术平台、金融服务平台、人才与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国际商务平台、三段式企业服务平台。

　　6个特色产业集群。即集成电路、光电显示、软件及服务外包、通信、生物医药、精密机械。

　　高新区积十余年的拼搏孜孜以求发展方式的转变，其历程当然非此“123456”所能涵盖。但在高新区十余年发展中，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就是一切从产业出发，一切服从于产业，一切服务于产业。正如同成都市城乡一体化的路子一旦认准，就“管他外界风吹雨打，我自奔我方向”一样，高新区自成立以来，就以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为宗旨，从来没有改变。

　　对此，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敬刚的解读是：三个坚持。第一，始终坚持科学的产业规划定位。第二，始终坚持整合资源抓招商。第三，始终坚持围绕产业抓服务。

　　今年4月，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徐麟率班子成员20多人到成都高新区调研，徐麟说：对浦东而言，最应向成都学习的是，他们的价值取向很恒定，不是有什么就搞什么。

　　“舍”“得”之间

　　核心提示：和谐友好

　　舍与得，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存于天地，存于人心，存于一切细节。舍得之间，平和自生。高新区正是在“舍”中求“得”。

　　成都高新区的“舍”，首先体现在规划上。初创时期的高新区，曾经聚集了像冰琪淋厂、水果厂等一类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但在越来越明晰的发展思路下，这些粗放式经济自然而然被抛弃。高新区制定三大主导产业时，正是沿海外向型制造业风生水起之时，其吹糠见米的经济模式令无数人眼红并群起效仿，但高新区在仔细分析了全球产业转移的规律和特点后，否定了这种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而今，又逢大规模产业转移的承接期，高新区的方案是：择优录取；标准是：环境友好型。

　　书面上的“舍”容易做到，但真金白银堆在面前也要狠下心“舍”，就委实不易了。

　　前不久，有一个投资达到5亿的制造业项目，主动找到高新区，但高新区郑重考虑后将其主动流转。一是产业发展方向不符，二是对方需要用地500多亩，这与高新区加大土地利用率的想法相违背。

　　还有房地产业。虽然其拉动系数很高，但高新区从未纳入自己的发展目标，因为这不符合高新区的产业规划。不止于此，高新区还主动压缩了一些已经立项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把土地留给科研，留给科技。

　　舍，还表现为敢竞争，敢投入，这里的“舍”，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例如对埃森哲项目的引进，高新区花了较大的代价从众多竞争对手中胜出，此一引进提升了成都市服务外包产业的层次和水平。最新引进的阿里巴巴项目，可谓举成都全城之力，市委书记李春城亲自参与沟通，尽最大限度为阿里巴巴在成都的良好发展提供保障。由此，2000万美元的投资追加至1亿美元，由此，成都电子商务产业快速发展的春天触手可及。

　　高新区的“舍”，还体现在对民生工作的不遗余力。短短几年内，安置10万农民；失地农民就业率98.8%，“充分就业社区”覆盖率继续保持100%；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参保和续保率达到99%以上。

　　诚然，高新区有高新区的优势，高新区有高新区的特点，不是所有的区（市）县照搬照抄就可以立竿见影的。我们在这里对高新区的发展做简单剖析，并不是为其他区（市）县寻找什么现成的模板。我们赞赏的是他们的思路、眼光和坚定。任何成功的经验都必须立足于现实，只有结合实际才能为我所用。高新区以及我市其他区（市）县在转变发展方式上所做的努力，都必将得到回报。

　　二、三圈层的“转身”路径

　　二、三圈层的划分和产业规划是全域成都下的格局。根据三圈层分类梯度发展的思路，成都中心城区依托工业园区，打造6大企业总部聚集区，二圈层重点发展现代制造业及相关生产性服务业，三圈层重点发展传统优势产业和资源性特色产业，形成产业梯度发展的空间布局。各圈层真可谓重点明晰，分工明确，职责清楚。这样的格局也是城乡一体化语境下“三个集中”带来的必然选择。如今，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成都的一、二、三圈层产业格局已具规模，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二圈层发展速度超出了全市的平均水平。以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为重点攻坚的下半年，二、三圈层因其各自不同的功能决定了不能采取一圈层相同的思路、模式和途径来进行。这点，二、三圈层的不少决策者都能清楚。但是，到底怎么调整结构？怎么转变发展方式？二、三圈层的转身途径是什么？也不是所有干部都很清晰。

　　现状：

　　粗放发展与资源浪费

　　市委工作会议之后，市委书记李春城专程考察了一些二圈层所在的区县。他指出了二圈层前段时间发展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首先是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不高，其次是产业规划特别是主导产业的定位不突出，还有发展重点还不够突出。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不高，主要是指土地资源利用。集约用地是一个宏观概念，针对区域土地利用，不针对具体项目，比如城市体系分布是否合理就涉及用地是否集约。按照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和全域成都的现行规划看，二、三圈层的工业集中了，但是集约、节约上还有很多文章可做，规划的集约效用没有发挥好，发挥的水平不够高。“产业集聚、布局集中、用地集约”的目标也没有完全达到。一些工业区存在基础设施建设过度超前的现象。

　　产业规划特别是主导产业的定位方面，一些地方没有抓住企业出城出村、向园区集中的机会进行产业重新聚集和组合，也没有注重促使企业升级改造，错失了大好机会。好像搬新房之前没有规划好、装修好，也没更新换代必要的家具，结果，没发挥出新房的最大优势。一些地方在宏观上不注意产业布点、不尊重园区规划。产业安排随意性和功利性。结果，企业不少，定位不突出，效益不好。决策失误的情况也有发生，常年干旱的地方，偏要上马高耗水项目；耕地紧张的地方，偏要大兴土木……

　　产业发展重点还不够突出。市政府对全市所有的工业集中发展区都明确了功能与重点发展方向。不少区域都是在各自的发展方向上下工夫，但是，突出的不多，主要表现在好项目不多、大项目太少、项目投入建设还不理想。

　　8月19日至20日，市委书记李春城与市长葛红林就三圈层的区（市）县发展现代农业问题进行了考察与调研。在听了相关汇报后，李春城指出，农业始终是成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既是当前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上水平的重要基础，也是推进试验区建设和构建市域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方面。我们在近几年统筹城乡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已经全面部署并实施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这标志着我市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努力开创现代农业发展新局面条件已经成熟。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化认识，将发展现代农业摆上重要工作日程，切实加强领导，深入扎实地抓好各项工作，努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实现新突破。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这“四大基础工程”为成都农村下一步“升级换代”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整体说来，成都现代农业才起步，发展空间不小，是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领域。

　　途径：

　　集约集群与抓现代农业

　　在集约集群思路下，调整结构改变方式的路径，理论上来看，确实不少。从全国看，去年开始，苏州工业园区对投资额低于1000万美元的项目原则上不供地，同时推荐企业进标准厂房，每万元GDP用地仅5.8平方米。昆山市两次提高开发区用地“门槛”，强化土地的投资强度和产出效能，去年以仅占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聚集了占全国1.9%的外资。这些措施都是意在用招商指标和门槛约束资源集约与节约。从二、三圈层的工业集中区的情况看，只要注意择商引资，改变过去粗放用地的方式，充分利用空闲用地，提高土地投资强度、容积率和建筑密度，也不是不可以实现。如从工业发展区实行“零增地”招商、技改，亩地投资、税收考核等手段，促使企业产业转移、集聚和改造升级。

　　实际上，李春城已经指出了二、三圈层下一步发展的几个注意的问题：一是要坚决防止基础设施建设过度超前。基础设施建设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适度超前；二是要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认真做好耕地保护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工作，高度重视种植业的多重功能，大力推动一、三产业融合发展；三是要充分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推动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应对当前危机的过程中尤其要强化这方面的意识；四是要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八项规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推进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体制机制的变革，更加注重实实在在的发展效果，更加注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

　　在现代农业上更是大有文章可做，不少近郊区县在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坚持“聚集资源、突出重点、形成特色”的要求，突出重要区域、重点产业、重大项目的建设，规划建设一批产业鲜明、特色明显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增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承载能力。如新都重点放在产业强区。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努力提升城市竞争优势，按照“夯实农业基础、做优工业经济、做强现代服务业”的思路，积极推进工业化、信息化融合，重点促进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业并进”。与此同时，该区还注重分清三次产业的重要载体、重点项目、重点企业，抓重点、求突破，大力抓好新都工业区、成都家具产业园建设，促进工业集中集约集群发展；扎实推进新都物流中心、北部商城、“198”发展区为重点的北部新城开发建设，打造特色现代服务业；抓好都市生态和设施农业发展，提升现代农业。

　　新都区的发展思路在第二、三圈层中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在紧紧抓住现代农业的同时，还有更大的“野心”。也如新都区委书记杨羽所说的那样，牢牢把握“北部新城、成都新区”的发展定位，进一步打造提升区位、竞争、宜居“三个优势”，突出“一区一园一中心，两城两镇两区域”的发展重点，夯实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两个保障”。努力实现 “翻番调结构，全面建小康，构建和谐新新都”，建设现代城市和现代农村和谐相融、现代文明和历史文化交相辉映的示范区。

　　事实上，努力开创现代农业发展新局面方面，要依托现有的“四大基础工程”，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要认真学习并牢固树立现代产业理念，掌握现代农业发展的规律和方法。现代农业不仅有完整的产业链，而且符合现代化大生产的规律。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破除农耕意识、突破地域观念，高度重视现代农业集群集约发展，积极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生产经营，立足产业高端提高竞争力，全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突出重点，全力推进，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按照规划，明确职责，分级落实，抓紧抓好重大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建设；抓紧构建比较完善的农业投融资和金融服务体系，保证现代农业发展的资金需求；重视和加强农业科技工作，向科技进步要规模要效益，特别是要抓好有重大突破性的项目，有力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目标的实现。

　　这是市委要求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时，二三圈层应当注意的着力点。

 
   成都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陈家泽 成都市社科院经济所所长

　　一、转变发展方式提出的宏观背景

　　十七大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相比以前的“转变增长方式”其内涵更为丰富，包括社会发展公平、践行中必须涉及的经济增长路径和社会发展方式等。

　　转变发展方式的提出有其宏观背景。一是自2007年开始的由美国次贷危机蔓延而致的全球金融危机；二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三是2007年成都、重庆获批城乡统筹试验区。由第一个背景，我们认识到资源错配将会导致何种结果；由第二个背景，更加提醒人们须得与自然和谐相处，特别是在脆弱的环境内如何进行资源配置应该认真思考；由第三个背景，则要求成都找到解决“三农”难题的普适性道路，这牵涉到必须结合自身情况，认真思考，如何以改革来再造农村的微观基础，形成新的农村激励机制，从而从根本上提升农业的效率水平。因此，试验区一系列改革措施及解决“三农”问题的诉求，必然要求一些不同以往的探索。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反思发展的起点和重点是什么，最终就归结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上了。

　　在认识和实践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有必要非常清醒地对此背景有较为系统的理解。

　　二、何为新的发展方式

　　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民生的既定战略目标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

　　因此，首先要做的是，从当前宏观背景出发，考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需说明的是，制度资源投入，调控手段调整、优化是政府从产业政策、财政货币政策提出的一种愿景，也是政府通过投入形成的基础设施和其营造的产业环境，而最佳资源的配置仍是市场主体，无论如何，不能改变市场经济。

　　其次，在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情况下，政府的宏观政策落地到发展方式上，很大程度要考虑对民生的关注，这是转变发展方式不能不加以强调的。因而在设计产业时不能忘了政府目标：就业。

　　第三，转变时考虑与传统产业不一样的新兴产业业态（这才是出路），新兴产业应该充分依赖技术实现，但并不完全与资本人力截然对立——这不能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

　　据研究，使用劳动力最多的是第一产业，因此，这是转变方式中应重点考虑的领域。根据舒尔茨的理论，成都在统筹城乡中，应植入现代生产要素，充分利用现代技术使用，形成现代农业。这能从根本上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

　　同时，成都作为大型中心城市，更应多考虑发展的可持续性，更多地关注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体现可持续性及对环境的友好，以脱离资源环境的束缚，更自由发展。比如创意产业、物流业，以及充分利用生态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等。

　　第四，转变方式中，还要认真梳理成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新兴产业必须要体现结构优化、民生需求。综合考量后，落地到具体产业上，是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更多依赖人力资源，而非一味索取环境资源，尤其成都是内陆城市，区位本就有一定限制。另外，国家发改委原则上已形成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一旦通过，会形成对地方发展的一定制约，而且很难突破，所以设计产业时必须考虑主体功能区的要求。成都可以重点考虑软件及服务外包业。

　　第五，对既有产业产能，有一个加大技术改造的途径，通过此途径使其吻合本区域的要求。

　　三、政府对市场主体只能是引导

　　发展方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首先是政府意识到现实的约束条件和可持续问题（比如就业，发展，功能），并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引导市场主体的分散决策，让企业在政府产业环境的规划和引导下，在政府认为优化的产业中找到盈利模式，从而实现和优化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一定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思路来考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