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足珍贵的“史家情怀”

——管窥《媒体上的文化庄稼》看“伍松乔现象”

    1

    文化是一切之灵魂，一个人，一个家庭，一座城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无不充溢着文化的魅力。是文化，让我们这个世界不仅仅是物质的；是文化，让我们这个世界五彩缤纷；是文化，让我们这个世界深不可测。

    《周易·象传》所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乃文化最初始的提法。

    一个真正的媒体从业者，应该是有历史观的。古代有专门的，像司马迁一样的史官。虽然我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几乎是历朝历代帝王将相的家族史，但所幸我们遇上了信息时代，面对扑面而来的海量的信息，我们该怎样做出判断，该怎样表达“异见”。

   “正义直言史家笔”是历史学家的追求，也叫“秉笔直书”。就是今天，用“史家笔”写出的新闻作品，也应该是不朽的；用“史家笔”写出的评论，也是不朽。“以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媒体人就是那群擦镜子的人。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正义直言史家笔”不仅是史家的追求，也是今天媒体人一种崇高的境界。

    真可谓“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伍松乔先生便是其中所尊崇的一位。只要我们细细研读，就会发现，松乔先生的每一篇文字，主题词无不彰显出文化二字。

   《媒体上的文化庄稼》所录文章看似“作品集”，彼此独立成篇，但却都有内在逻辑联系，彰显出一种精神和品质。那便是“松之品质，桥之精神”。似松之谦逊，不张扬；如桥之奉献，作嫁裳。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信息时代，新闻媒体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新闻资源整合能力的竞争。评论，便是最好的最有力的竞争态势。伍松乔的很多文字，便是“论”之精品。

   2

   7年前，我曾出版一本西欧旅游随笔集，特邀松乔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如下的内容——

   传媒公器的厉害已经得到社会公认，但媒体写作的重要，远未得到充分重视。从社会而言，纵然“纯”文学已见式微，但好些厚厚薄薄毫无影响的小说、诗歌、散文，其心理“价位”似乎仍然高于同等数量的媒体作品,文学大奖的影响远胜于只被圈内人知晓的新闻奖；而传媒病中，要么关于媒体写作的金科玉律仍被历久难变的陈腐八股笼罩，要么任文字游戏般的左道旁门弥漫江湖。澄清误区需要有一番理论的梳理与实践的路程，好在也有人在作别样的努力。

   他又写道——

   媒体写作需要有多方位的探索，也必然因阅读市场对传媒产品质量要求的提升而变革。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嬗变中，业已大行其道的纪实文学潮值得媒体中人深思。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报告文学兴起，因其兼及新闻与文学实虚相生曾广受争议。尘埃未定，包括纪实散文、新闻小说、报告小说、非虚构小说、口述实录等等样式的纪实文学接踵而至，佳作连连，在畅销作品中也占了半壁河山。相对于文学领域在虚构传统上“离经叛道”的突围与包容，媒体写作则显得过于固步自封。

    有研究表明，中国的纪实文学兴起，直接的原因是因为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新新闻报道”（又称“新新闻主义”）的登陆。由记者汤姆·沃尔夫倡导、杜鲁门·卡波特、诺曼·梅勒等人实践的这一文学与新闻的双重“另类”，影响巨大，其致胜法宝是运用新闻采访手段和文学技巧来报道或描述真人真事。

    令人奇怪的是，在“新闻化文学”枝繁叶茂之际，“文学化新闻”在中国传媒界中却并未落地生根，即便有穆青这样的高人大声疾呼过“散文化新闻”，也很快成了过眼烟云。其实，年龄远逊于文学的中国新闻传媒，有着在世界上独具一格的华文报纸副刊传统，百年间也出现过一批文学功力极佳为读者喜闻乐见的资深“主笔”与大腕记者，怎么会如此波澜不兴呢？

    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他那颗为新闻真谛而不断跳动的心。很高兴的是，我在他的新书《媒体上的文化庄稼》上再次看到了这篇文章。那是10年前他特别为我写的，他说我是“两栖”人才。其实松乔先生才是真正的“两栖”，他以文学的眼光对新闻的见解可谓独到，而他用新闻的眼光看文学又颇具特色，或许正是因为此，才结晶出了“天府周末”那样经年不衰的特别副刊。

    松乔先生在送给我那本大著时，还特地写上清代名家赵熙的名句：“将心上下五千年，有足纵横八万里”。足见其视野和胸襟。

    3

    与松乔先生蒙面10数年了，虽然同处一城，因忙碌而见面不是很多，而每每联系，也是彼此有新作问世的彼此祝福。

    严格地说，知道伍松乔这个名字，已经20好几年了。那时，我还是川北一个期待嗷嗷待哺的文学青年，《四川日报》的“原上草”、“天府周末”便是我的最爱。在文化读物单一的年月里，它们几乎成了那时每周末最佳的精神食精。

    作为主编，“伍松乔”三个字自然而然映入我的眼帘，成为神交之友。期待着有一天相识，便在情理之中。

    后来在他的《记者行吟》一书中得知，他也是一步步从县城来到省城的，我们的“路数”相似。或许，这也成了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的一个诱因。

    作为一个职业新闻人，我以为最大的理想便是，带着史家品质和史家情怀，去“不断逼近真相”。虽然我们在很多时候会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但我们在妥协与抗争中不断思索，以至于真相在不断闪现，社会在不断前进……

    到一定时候，我们便会真正领悟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伍松乔先生出过6本著述，作为一个媒体人，这样的速度看似不丰，但他更多的精力则是在“编”，在不断培养年轻后生，在做春蚕类似的活计。

    《媒体上的文化庄稼》让人耳目一新，没想到年近六旬的松乔先生会取这样一个时髦的书名来。“庄稼”二字甚好。庄稼，特指田野里生长出的农作物（粮食），我私下揣摩其初衷，作为媒体这块田野上一生默默无闻的耕耘者，现在已到了收获的季节了。就像农人看着喜人的好收成，内心的喜悦和甜蜜是可以想象的。

    自从上天把我们领到这个世上，就天赋每一个人“一亩三分地”——那便是我们的“庄稼”。怎样打理好这“一亩三分地”，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兢兢业业完成的。我以为，对于自己的庄稼地的耕耘和长势，松乔先生无憾。

    4

    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

    举目四望，历史舞台上一幕幕正剧喜剧荒诞剧滑稽剧，都已经或正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国家之兴旺，不取决于历史之悠久，不取决于地理之辽阔，不取决于一日之政策，不取决于一人之英明，而取决于人民的精神生命力。

    当希特勒兵临城下的时候，斯大林站在莫斯科地铁站里演讲：“希特勒要消灭俄国，但不可能战胜俄国，因为他面临的是一个普希金的俄国，一个托尔斯泰的俄国，一个契诃夫的俄国。”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我不敢妄加评说，但我很受他这个演讲打动。民族精神不是比谁的血更旺，比的是伟大传统的凝聚力。

    来自台北的文化人龙应台说得更形象更生动，文化是民生，是政治，是经济，是教育，是外交，是国防。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花瓶，更不是“吃饱了才有时间去想”的风花雪月。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教养体质。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手所触摸、心所思虑的整体环境的美丑。文化是外交、是国防，尤其对于弱势国家，文化是柔能克刚的军队、文明渗透的武器。文化更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理性有多强、想象力有多猛、创意有多奔放、自我挑战和自我超越的雄心有多旺盛，都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

    梁漱溟先生阐述得极其深刻：“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这种偏失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弭。

    人，应是衡量一切绩效的标准。一个国家和政府所追求的理想不仅应该“由于人”，而且应该“为了人”。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公民本身。”

    在文化面前，寻找并坚守这种价值观，并没有那么容易。

    “一国之兴，文化实其基础；而策进文化，以新闻为先锋。”我知道，松乔先生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几十年如一日地不懈追求，努力寻求并弘扬这种价值观。

    我以为，这便是弥足珍贵的“伍松乔现象”。

    5

    富顺是一块值得研究的地方。一个小县城，能走出那么多文化人，不是偶然的。

    富顺以“富”著称，不仅仅豆花闻名，且行且吟的才子同样令人侧目，松乔先生乃个中矫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