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名系鲁迅手迹，创刊词由巴金撰写。1981年4月诞生的《青年作家》一身贵族气，弹指一挥间——

25年：在痛苦与希望间轮回

《青年作家》编辑部

时间已到了不可挽回的21世纪的第6个年头。

一份曾经以青年的前卫精神傲然立世的纯文学刊物，在一片超级浮燥的喧哗世声中，却以一种淡出公众视野的悄然姿态，静静迎来她诞生的第25个年头。谁曾想到，命运就像一柄在时代的头顶上飞舞的扫帚，正把“文学”这个曾经是无比荣耀的字眼，连同那些苦心孤诣的天真创作者一起，扫入新时代的冷宫。

然而，没有人相信仅仅过去了6年的新世纪，会是一个不需要文学的世纪；但更没人敢轻言这样一个充满深刻矛盾与迅疾幻变的时代，会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许多曾经风光一时的文学刊物，如今已是面目全非了。有的变成了少男少女们的时尚点缀，有的变成了商家产品的代言人，有的变成了同仁圈子自娱自乐的园地，更有的，干脆因灯枯油尽而关门大吉，成为新世纪浪头下软弱无力的淘汰品。

《青年作家》的25周年纪念，就是在这样的文学大背景下来临了。25个年头，对于人的生命而言，只是一代人从出生到完全成熟的时间；然而对于一份诞生于上世纪艰涩中国的文学期刊来说，却是经历了风云激荡的时代大变局与大沧桑！

回忆是纪念的灵魂，就像时间是尘世的君主。25年的光阴，在这本薄薄的杂志上积淀下了太多的幸福、太多的痛苦、太多的喜悦、太多的忧伤。曾几何时，《青年作家》素洁的页面上，文坛名家们像风一样来来往往；曾几何时，中国文坛“四小名旦”之誉，令每一个年轻的读者像期待新月一样举目仰望。

也许我们不该重提她在上个世纪曾经拥有的荣耀与辉煌，毕竟，那是整整一个大文学时代的荣耀与辉煌。在群星闪耀的璀璨夜空中，《青年作家》仅仅是其中令人赏心悦目的一颗而已。无常的命运轮盘使她像所有的时代产物一样，既喜悦地分享了一个大时代在上升时期的光荣与梦想，同时，也必然要分担一个大时代在挽歌声里的黯然神伤。

25个年头过去了，总有一些旧的事物会隐入时间那寂寞渊深的底部；也总有一些新的事物会诞生在浩荡行进的世相中。其实，在隐没与诞生之间，文学的痛苦与希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它们生生不息的轮替，因为每一个时代都会诞生自己的产物，毕竟，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属于自己的文学。

最好的回忆就是直面现实，最好的纪念就是点燃希望。《青年作家》要直呈的，将是这个圆滑时代所奇缺的激情；《青年作家》要担当的，正是这个物欲世界所腌割的希望。

失去了激情的青年，不可能推动自己的时代；失去了希望的文学，不可能抵达命运的远方。

《青年作家》创刊词

巴金

前些天我意外地遇见某省的一位青年作家。她插队到农村住了9年，后来考上了大学，家里要她学理工，她说：“我有9年的生活，我有许多话说，我要把它们写出来，我不能全吃进肚子里。”我找到她的两个短篇，读了一遍，写得不错。她刚刚参加了省里的青年创作会议。她说：“尽是老一套的话我们受不了。”我说：“吃得好，住得好，开这个会不讲真话怎么行！”她和别的几个青年作家站出来，放了炮。

我在这里引用的，并不是她的原句，但大意不会错。我同她谈得不多，可是她给我留下深的印象。她充满自信，而且很有勇气。她不是为写作而写作，她瞧不起“文学商人”，那些看“行情”、看“风向”的作家。她的脑子里没有资历、地位、名望等等。我在她眼里也不过是一个小老头子。这是新一代作家，他们昂着头走上文学的道路，要坐上自己应有的席位。他们坦率、朴素、真诚，毫无等级的观念，也不懂“唯唯诺诺”。他们并不要求谁来培养，现实生活培养了他们。可能有人以为他们“不懂礼貌”。看他们来势汹汹，仿佛逼着我们让路。然而说句实话，我喜欢他们。由他们来接班，我放心。接班二字用在这里并不恰当，绝不是我们带着他们扶他们缓缓前行；应当是他们推开我们，把我们摔在后头。

我绝不悲观。古往今来文学艺术的发展就是这样地进行的。我也许不够了解这些新人，但是我欣赏他们。到该让位的时候，我绝不“恋栈”。不过士兵常常死在战场，我为什么不可以拿着笔死去？作家是靠作品而存在的，没有作品就没有作家。作家和艺术家活在自己的作品中，活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而不是活在长官的嘴上。李白、杜甫并不是靠什么级别或者什么封号而活在人民心中的。

最近大家都在谈起赵丹的“遗言” (编者按：指赵丹著《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见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 。赵丹同志患病垂危的时候，在病床上回顾了30年来的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疑问，发表了一些意见，他的确掏出了自己的心。这些疑问或意见是值得讨论的。希望今后再没有人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这一类的话。

不过对这一点我倒很乐观，因为新的一代作家不象我们，他们不懂害怕，他们是在血与火中间锻炼出来的。

我常说：“作家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也不是翰林院中的学士。”作家应当靠自己的作品生活，应当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生活。作家是战士，是教员，是工程师，也是探路的人。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就是这样地看待新人的。我热诚地欢迎《青年作家》的创刊。

1980年11月初改写、上海。

毕竟东流去

傅恒(1993年—2001年《青年作家》主编)

我在《青年作家》杂志社工作，不多不少刚8年，时间和经历都让我想起一个词：抗日战争。1993年5月，杂志社包括离退休及临工一共19人，年拨款按那时的水准，勉强够发工资，没有办刊费和办公费。《青年作家》曾经是个相当红火的刊物，可惜文学已跌入低谷，刊物发行量几千份，不可能自我循环。正好有一个全国性的文学期刊工作会在成都召开，我和杂志社的两位老编辑出席了会议。发觉《青年作家》的发行量还算较高的，许多名声响亮的省级文学期刊发行量都在1000多份，而且还呈继续下滑趋势。省级文学杂志的生存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不能靠刊物本身的大环境。

我和大多数从事文学工作的人一样，总是过高估计文学的地位，我直接去财政部门反映情况，碰壁的状况同杂志社经济现状一样糟。正巧《青年作家》杂志社有一批水平高而又忠心于文学事业的编辑，加之市委宣传部对这份曾经名声响亮的刊物很看重，特意让杂志社兼成都出版社文艺编室，杂志社的同仁就雄心勃勃一起思谋变革刊物。先将双月刊改为月刊，缩短出版周期是听说方便拉广告。又改善包装，在全国文学期刊中率先由传统16开改为国际流行大开本，用纸由52克提升到70克，封面也打破素面朝天的高贵模样，有意识向时髦靠拢。在选稿上更是煞费苦心，既注重思想与文学，又要考虑读者的阅读要求，那段时间对工作的投入真正达到了顶峰。发行量的进展依然微不足道。有人劝我正视文学大环境，人家的发行量在降，你能稳住已经很不错了。话是有理，只是经济上的压力越来越大，纸、印刷、发行、邮寄全都趁火打劫似的往上涨价，几乎是做梦都在想如何为杂志社创收。

那段时间，我们一面苦苦寻找文学期刊的市场因素，一面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政协委员写议案，来反映杂志社的经济状况。

确实联系过多家企业来投资，进入实质性合作的有某报发行部，他们依仗强大的发行网，和《青年作家》编辑一起尝试过以“纪实”或“大学生文学”为主的内容，效益都不好，报社发行部亏损10多万后主动退出。又有某出版社投资，编辑以新兴的“网络文学”为主的内容，刊物发行量从概念上看，比其他省市级文学刊物高好几倍，实际数量还是一个说不出口的数字，离养活刊物至少还差10万7千里。

多渠道反映情况终于取得进展，杂志社的拨款逐渐增加，到我离开前两年，年拨款已勉强可以维持。说来好笑，累死累活革新刊物都难见成效，真正解决问题的依然是上级拨款，真不知道是文学的悲哀还是人的悲哀。

只要有人类就有文学，有文学就会有刊物，据说这是铁的定律。那么，当又一批新人接手这本刊物时，希望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也不要忽视了那一大堆经历，那也是一笔财富。

属于我们的八十年代

汪寒洁（《青年作家》资深编辑）

《青年作家》满25周岁了。回顾走过的路，辉煌谈不上，响声倒是有的。

客观地讲，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刊物办得有多么好，出了多少叫得响的优秀作品，很惭愧，我们在这一点上至今都不敢说大话、硬话。响声是靠我们不守常规的个性碰撞出来的。创刊之初，刊物就力求与众不同，我们的刊名一出就反响强烈。记得当时曾有过不少议论，说这刊名太张狂（当时全国还没有类似的刊名），而且不通，“作家”是人，怎么能作刊物名呢？可我们就是凭着这股张狂劲、凭着“青年”的锐气凸显出自己个性的！当时思想解放才刚刚兴起，各方面的禁锢还很多，文学界的沉寂局面还远远没有打破。如果连《青年作家》都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刊物还能被青年接受吗？

我们当时发表的作品也是十分注重个性，特别是青年性的。我们登了一些别的刊物不敢登的作品，如谭力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栈桥的《王老大和王老二》、张承志的《静时》、史铁生的《神童》、李锐的《菩提之心》、赵玫的《那片荒芜的教区》、田增翔、陶正的《通灵河谷》等等。这类作品反映了青年作者的困惑、怀疑、思考，这在文学创作中应该是被允许的，严格说文学的正道就是应该写这种困惑、怀疑、思考，古今中外的名著都属于这一类的。也有人不喜欢这种面对现实充满思考的作品，他们说什么《青年作家》在悬崖边上跳芭蕾舞啦，打擦边球啦，诸如此类。

但我们当时的坚持毕竟赢得了大量的人气。刊物发行量迅速攀升，高达30万左右；来稿量激增，每天进出都是一两大麻袋，编辑部当时有编辑人员20来人，根本看不完，只得在外面请业余编辑帮忙。这些业余编辑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作者，我们给的报酬很低，他们纯粹是出于对刊物的感情才没有推辞的；编辑部的门庭也因此热闹了，每个周末晚上我们在大院里开设的沙龙茶座，从来是高朋满座。喝茶、谈天、唱歌、跳舞、朗诵诗歌、举办讲座，等等，总之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一派兴盛景象。——“到《青年作家》喝茶！”成了当时成都文坛的一大乐事。

响声最大的就数那个“四小名旦”了。这是刘绍棠在全国作协一个会议的发言中讲出来的。他一讲出，这四家刊物就闻风而动，迅即打出联合广告，接着又联合出选集，通过这些形式把这个说法确定了下来。刘绍棠的话说不上有多大权威性，但至少反映出这个刊物有人注意了，有人喝彩了，有可观的回头率了。这个称誉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超女”，属于非官方性的，叫座，却不一定叫好。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让我们“阔”过了一回!

寻找作家的家园

刘小双（成都籍青年作家，代表作有《吴二哥请神》等）

我文学路上的学步与行走是在20年前。我为文学而奋斗的汗水就激情澎湃地挥洒在这人生中最可宝贵的20年里的。当时我最想把自己的习作和名字，印到当时令所有的文学青年都云牵梦绕、有着全国文学期刊“四小名旦”的《青年作家》之上。经过3年的冲刺，最终在1989年夏季结果了，我在《青年作家》上刊发了一个短篇小说。从此我便连续在这个让全国文学青年感到自豪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我在文学的路上更有了力量和信心。唯其如此，才有了我文学的收成和与文学紧密相关的人生历程。

为此，我作为这个刊物的成都读者和作者，向在25年来坚守这个刊物的人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诚恳的感谢！1989年6月份，我收到一份用稿通知，半月后严庆蓉大姐和田仔镒编辑突然把我叫到《青年作家》编辑部去当面告知，我的小说《血太阳》因故停发，停发原因不便说明。尽管我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但心里仍然感到疑惑和不悦，我拿着已发排的清样有些失落地离开了编辑部。我以为这个作品不会再有机会面世了。没料到1990第一期《青年作家》上又刊发了那个中篇。事后得知，这部作品的一上一下到再度刊出，其间何世平、田仔镒、严庆蓉等编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和心血。由此足见《青年作家》对作者、作品的认真负责精神。《青年作家》有一个口号响彻四方：“文学青年的知音、青年作家的摇篮”！这使许许多多的文学青年的文学之梦做得美丽而长久！

衷心祝愿《青年作家》焕发青春、振奋精神，再一次把这个口号唱响、唱亮！谢谢《青年作家》，谢谢关心帮助我文学起步行走的《青年作家》的编辑老师！

闹钟响了

章夫（《青年作家》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每个时代都是一个正在消逝或即将诞生的梦。

时间考验价值，历史证明价值。在当下日益年轻的时空管道里，青春被无限地延长了，成为衡量一切的永恒标尺。

25年风雨兼程，《青年作家》真正溶入了属于她自己的青春期时代。

青年创造历史，青年推动时代，青年引领未来。半个世纪前，19岁的王蒙将近乎撒野的豪情注入长篇处女作《青春万岁》：“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这些刚性十足的文字，我们分明看到了涌动喷张的血管里，在四溢着无限的青春活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一个人的青春期时代往往与他的国度和民族青春期命运唇齿相依，尽管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身处在一个无处不洋溢着前所未有的新鲜与活力的时代，我们甚至可以把今天这个可爱的年代称作国家历史上的青春期。

举目四望，历史舞台上一幕幕正剧喜剧荒诞剧滑稽剧，都已经或正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国家之兴盛，不取决于历史之悠久，不取决于地理之辽阔，不取决于一日之政策，不取决于一人之英明，而取决于人民的精神生命力。

可古往今来，寻找并坚守这种价值观，并没有那么容易。梁漱溟先生如是阐述：“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

这种偏失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弭。

人，应是衡量一切绩效的标准。一个国家和政府所追求的理想不仅应该“由于人”，而且应该“为了人”。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公民本身。”

在很大程度上，这“公民”二字是冲着“青年”而来的。

“拒绝平庸”是青春期最好的广告词。直到有一天，当青年变得不再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自豪地宣称，我们一路风雨兼程，我们一路风光无限。

责任感不是面具，是我们的心灵。一切就像威廉·曼彻斯特在他著名的《光荣与梦想》里那句酸溜溜的宣言：年轻，就是他妈的一切！

按照共和国的预算习性和结算年轮，《青年作家》已经走过属于她的5个“五年计划”，当第6个“五年计划”的开篇之年横亘眼前之际，彷徨与不安俱在：我们该怎样面对当下低靡的“文学股市”？又该怎样摆脱今天文学期刊的宿命？

《青年作家》难以承载中国文学守夜人之重，谨愿改版后能成为守候在文学殿堂门口的一个闹钟。足矣。

“思想新锐，视觉敏锐”已经成为闹钟上醒目的标签。《青年作家》虽重新起步，《青年作家》将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