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今天上午，在杂志会议室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新的总编到任，在听了集团的任免文件后，我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在《青年作家》总编这个位置上，两年零九个月之后，接力棒交到了下一任手中，我又回到我所钟爱的新闻岗位上。只是不知《青年作家》未来的命运会是怎样。

遥想两年前，我是雄心勃勃想把这本文学杂志做好的，在2006年第一期的总编寄语中，我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下了“闹钟响了”的文字，看来我真的不了解文学的现状了。其间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最清楚，也正如我的前任总编（现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傅恒先生所叹：“说来好笑，累死累活革新刊物都难见成效，真正解决问题的依然是上级拨款，真不知道是文学的悲哀还是人的悲哀。”

在文学疯狂的年月，《青年作家》有着她的辉煌——中国文学期刊“四个名旦”，创刊词为巴金所撰，刊名集鲁迅手迹。可……

《青年作家》诞生25周年之际，傅恒先生的文章标题写得很好——“毕竟东流去”。就像股市一样，文学的大盘低迷，个股也概莫能外。

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我钟爱的《青年作家》之际，将这些文字贴出来，以示纪念。

  

闹钟响了

《青年作家》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章夫

《青年作家》2006年第1期

 

每个时代都是一个正在消逝或即将诞生的梦。

时间考验价值，历史证明价值。在当下日益年轻的时空管道里，青春被无限地延长了，成为衡量一切的永恒标尺。

25年风雨兼程，《青年作家》真正溶入了属于她自己的青春期时代。

青年创造历史，青年推动时代，青年引领未来。半个世纪前，19岁的王蒙将近乎撒野的豪情注入长篇处女作《青春万岁》：“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这些刚性十足的文字，我们分明看到了涌动喷张的血管里，在四溢着无限的青春活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一个人的青春期时代往往与他的国度和民族青春期命运唇齿相依，尽管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身处在一个无处不洋溢着前所未有的新鲜与活力的时代，我们甚至可以把今天这个可爱的年代称作国家历史上的青春期。

举目四望，历史舞台上一幕幕正剧喜剧荒诞剧滑稽剧，都已经或正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国家之兴旺，不取决于历史之悠久，不取决于地理之辽阔，不取决于一日之政策，不取决于一人之英明，而取决于人民的精神生命力。

可寻找并坚守这种价值观，并没有那么容易。

梁漱溟先生阐述得极其深刻：“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这种偏失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弭。

人，应是衡量一切绩效的标准。一个国家和政府所追求的理想不仅应该“由于人”，而且应该“为了人”。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公民本身。”

在很大程度上，这“公民”二字是冲着“青年”而来的。

 “拒绝平庸”是青春期最好的广告词。直到有一天，当青年变得不再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自豪地说，我们一路风雨兼程，我们一路风光无限。

责任感不是面具，是我们的心灵。一切就像威廉·曼彻斯特在他著名的《光荣与梦想》里那句酸溜溜的宣言：年轻，就是他妈的一切！

按照共和国的预算习性和结算年轮，《青年作家》已经走过属于她的5个“五年计划”，当第6个“五年计划”的开篇之年横亘眼前之际，彷徨与不安俱在：我们该怎样面对当下低靡的“文学股市”？又该怎样摆脱今天文学期刊的宿命？

《青年作家》难以承载中国文学守夜人之重，谨愿改版后能成为徘徊在文学殿堂内外的一个闹钟。足矣。

“思想新锐，视觉敏锐”已经成为闹钟上醒目的标签。《青年作家》虽刚刚起步，《青年作家》将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