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这一时期，没有语文课，小学设的是“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字”，中学设的是“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学”课。

辛亥革命以后，小学改为“国语”课，中学改为“国文”课。这种“先理解，后背诵”的语文教育理念被接受、继承下来。1912年11月民国教育部颁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要求：

“教授国文，务求意义明了，并使默写短句短文，或就成句改作，俾读法、书法、作法联络一致，以资熟习。”[1]

这个时候的语文教学强调的是理解，不再是记忆。所以教法上要求的是讲解明白，“务求意义明了”。

这样一种语文教育理念一直传续到解放以后。新中国的历次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都贯穿着教师要使学生“读懂课文”，“正确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的要求。如，1992年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虽然也提到背诵，但是总是强调说：“要重视复述和背诵。复述和背诵，要讲究方法，要在理解课文内容、了解叙述顺序的基础上进行。”[2]

这是背诵上的一个根本性的误区。这一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了中小学语文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很多人都是这样。比如，人教社中学语文教材的主编刘国正先生就十分提倡背诵，但是他的背诵观却仍然是那种流行的观点。他在《中学语文课本的编辑意图》中说：

“关于背诵，有的人也有不同意见：‘不是反对死记硬背吗？让学生花那么大精力去背书，有什么好处呢？’背诵，也是我国语文教育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前人一直把背诵当作重要的学习方法（宋代的朱熹就是提倡背诵的一个）。我们要求的背诵跟死记硬背完全不同。死记硬背，指的是某些知识不能让学生充分理解和学会运用，只是让他们死记一些术语和定义。这对掌握一门知识来说，是有害的，所以应该反对。但是，背诵作为一种学习语文的方法，却是另一回事。首先，这种背诵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熟读成诵的过程，也就是加深理解的过程。有教学经验的人都知道，文章的某些好处，往往很难百分之百地讲出来，即使讲出来，光是听别人讲，体会也是不深切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要想让学生真正有所得，就不能只让他们听讲、记笔记，还必须让他们反复诵读课文。背诵，就是反复诵读的结果。其次，背诵不仅为了切实地理解课文，而且为了让所理解的东西不是‘寄存’在脑子里，而是真正化为自己的本领，能够在写作的时候用得上。书读得十分纯熟，才能达到‘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朱熹语）的境地，才能真正做到心领神会，融会贯通，所学的东西才能在笔下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3]

你们看，他所说的其他道理都是很正确的。可是，唯一的、关键性的不足，就是他所强调的仍然是背诵必须是“在理解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这样一个观点。其实，这样认识语文教学中背诵的作用就完全错了。近一个世纪以来，语文课堂上老师之所以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讲解”课文上，其重要的认识根源就在这里。现在，我要大声疾呼，如今已经到了“迷途知返”，为“死记硬背”平反正名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