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彦英、田中禾、杨晓敏和我

侯发山

我在文学创作上没有什么成就而言。但是，我对小小说的终身爱好，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每有小小说发表，就感到心旷神怡；每有小小说结集出版，就感到幸福已降临……我常常想起三位大师级的人物，他们是我小小说创作路上的领路人——郑彦英、田中禾和杨晓敏。

1987年我参加工作以后，由于老家在农村，回家一趟也不便，就有了大量的业余时间可以利用。那时候没有人辅导，什么书都看，什么题材的文章都写。收效甚微，文章少有变成铅字的。后来，得知郑州成立了一个“河南省文化研究函授中心”，病急乱投医，我便立即报了这个函授中心的“文学专修班”。很快，该中心陆续寄来了函授资料，有《小说创作技法》《文学论》等，我一边如饥似渴地读，一边比葫芦画瓢地写。同时，把“作业”投寄给函授中心，渴望得到老师的指点。有一天，收到函授中心寄来的会刊，忽然发现上面登有我的小小说《九婶儿》，虽然是函授中心办的小报，我还是激动万分。让我更加激动的还在后面，我的拙作后面还有郑彦英老师的点评。

郑彦英老师说，在这久旱逢雨的湿润的七月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侯发山的小小说《九婶儿》。虽然呼吸着令人舒坦的空气，我的心里却没有一丝滋润。因为九婶儿悲剧的命运冲击着我的心。一如中国许多善良的妇女一样，九婶儿以自己的牺牲来实现对亲人的爱……文章虽短，却写出了人类情感的社会性。小小说的基本要求是集中。作品抓住九婶命运中几个关键情节以朴素白描的语言反映人性被压抑扭曲的悲剧，由于笔墨集中，结构上也形成了层次感和跌宕。小小说的另一个要素是扑捉细节。这篇作品完全依靠叙述故事来展现人物，缺乏新颖、动人的细节，因而削弱了感染力。就如一个人骨架很好，血肉不够丰满，神韵风采就差了。

我早就知道郑彦英老师的大名，他是陕西省礼泉县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获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至于担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院长，这是后话了。那时我对他敬仰已久，能得到他的点评真是求之不得。他的点评洋洋洒洒上千字，几乎跟我的那篇小小说一样长，有褒有扬，准确地指出了我文章中的不足。我犹如在黑暗中行走，一下子有了指路明灯。

一年后，收到“河南省文化研究函授中心”的函授结业证书，在发证学校负责人一栏加盖的是田中禾老师的印章。对于田中禾老师的大名，我如雷贯耳。他在上高中时，长篇诗集《仙丹花》被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高中毕业后，他被兰州大学中文系录取，为体验生活，毅然退学……1985年，他的短篇小说《五月》为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田野之风，也使他从此享誉文坛。1987年，田中禾到省文联工作，随后担任了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

因我热爱文学，且兼任着当地作协主席之职，经常参加省市举办的各种文学笔会及采风活动，就有机会与田中禾见面，聆听他的教诲。他总对人介绍说，我是他培养出来的学生。每次闻听此话，我除了有受宠若惊的感动，更多的是惭愧。既然是他的学生，就不能给老师丢脸。私下里，我更加刻苦读书，勤奋写作。虽然成绩不大，但我从未放弃。而且，田中禾老师是小小说作家的朋友，每次小小届举办活动，田中禾老师都要参加，因此，我的写作方向一直是朝着小小说的。

在小小说的路上，给予我更多扶持的是杨晓敏老师。杨晓敏老师现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郑州小小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为了鼓励我，他请我参加各类小小说会议，给我编发、点评作品，有时外地来了文友也请我作陪。通过电话、网络，我们也经常交流，每一次，都能从杨晓敏老师那里得到启迪，获得动力。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2012年深秋，杨晓敏老师精心策划，在巩义竹林给我召开了研讨会。此次研讨既让我等感到无尚荣幸，又感到羞怯难当，我只是一位普通的写作者，在业余时间，写一些文章而已。通过这次研讨，我看到了自己的长处，发觉到了自己的不足，为下一步创作打下基础，力争有一点出息！

我庆幸自己在小小说路上遇到了三位大师。我祈求苍天保佑，保佑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