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约

废名与“莫须有先生”的遗留问题（三）

               “未完成的”废名

    废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问题人物”。传统模式的文学史习惯于将他归入“京派”、“乡土小说”，但因为他没有“现实主义精神”，也没有成为左翼作家，所以只能算是旁门左道（“乡土抒情派”，连乡土写实派都不是），用不着多费笔墨。评论他的主要有三种声音：鲁迅说他“冲淡”，但“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朱光潜看出，“废名先生不能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小说家，因为他在心境原型上是一个极端的内倾者。小说家须得把眼睛朝外看，而废名的眼睛却老是朝里看。”最欣赏他的是周作人，在《莫须有先生传》的序言中，周作人这样夸他的这位得意门生：

“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了海，它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它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这又好像是风――说到风我又不能不想起庄子来……”

汪曾祺则发现了废名的“天真之美”和“意识流”。由上看来，至少存在三种批评派别：顾影自怜（包括“极度内倾”）、庄子派、意识流派。要是我们一一跟随，结局一定很可悲。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针对废名的种种争论，主要原因在于现代小说观念的变化。

    18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成为主导性的文学体裁，成为 “一种应当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性和诗意的基础本身进行更新的体裁”，它攻占了传统文学的堡垒，导致“一切（文学体裁）都长篇小说化了”(米哈伊尔·巴赫金《小说理论》）。黑格尔将长篇小说称为“市民社会的史诗”，这是一种矛盾修辞，因为市民社会是没有史诗的，市民社会的基础是个人经验而非集体记忆。米哈伊尔·巴赫金在《史诗与长篇小说》中，分析了长篇小说的发生和认识论基础：史诗属于“绝对的过去”，是民族的英雄主义的过去，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开端”和“高峰”的世界，是神圣记忆的对象，而不是随意接触和近距离观察的对象。作为“市民社会史诗”的长篇小说，则属于绝对的现在，它与正在形成的、处于未完成状态的现代世界一样，充满杂语、多声、对话和意义上的未完成性，因此，现代小说的主人公不应该是“英雄主义的”（无论是就这个词的史诗的或悲剧的意义来说），他应当把正面和反面、卑贱和崇高、可笑和严肃结合在自己身上；人物不应该是定型的、无变化的，而是受生活的影响而处于形成和变化之中的。我们发现，废名的小说人物并不符合这些西方近现代小说的标准。废名的人物是已经完成了、结束了的人，而且是在比常人更高的水平上完成了的人。从开头到结局，他和自身完全一致，在他的内在实质和外部表现之间，没有任何微小的分歧，他的内心世界和所有外部特征、行为表现和语言，都处在一个平面上。所以，用西方现代小说的硬尺来丈量，废名的长篇小说不是这里太长，就是那里太短，几乎无一符合标准。

    我们只好换上中国传统小说的卷尺――结果也同样令人不安。中国的传统小说中，作者和人物都不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人的主体性是西方文艺复兴的产物），而废名的叙事中充满了作者的主体意识，通过叙事语调和语体风格呈现出来：作者不断跳出来，发表各种议论，进行各种哲学表白，亲自帮助我们与他的人物沟通；他的主人公也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这跟他所肯定的个人消融在自然和集体之中的东方文化观念正好相反。鲁迅的小说叙事中也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但废名与鲁迅的区别在于，鲁迅的主体性来源于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批判意识，所以在语体风格上表现得更为激烈，而废名的主体性来源于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冲突的焦虑，所以他的语调更为忧伤。鲁迅的冲突同时在文化层面与社会层面上发生，而废名的冲突不表现在社会层面上，而是在文化层面上。莫须有先生式的人物，不是社会冲突的产儿，而是文化冲突的产儿。

    在此意义上，废名的小说难免让既受到明清小说滋养，又受到西方思想启蒙的读者一时难以适应。而一个新的疑问也由此产生。废名既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又受过西方文化的启蒙（他毕业和任教于北京大学外文系，狂热地阅读过许多西方小说，亲口承认自己受到塞万提斯、乔治·艾略特、哈代和契诃夫的影响，早期的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和《桃园》就有契诃夫的痕迹），这样一个具有双重视野和写作抱负的人，为什么不像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选择离一般人更近、更容易为人理解的路途，反而走上人迹罕至的别途和险境呢？

    也许这正是一个不肯从俗的怪人的“用心”。废名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写过独具一格的新诗，但最后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小说上，这恐怕不仅是因为受到“小说救国论”的影响，不仅因为小说在新文化运动中抢占了制高点，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新贵体裁――对一个以“厌世”来掩饰救世热情的、别有抱负的人来说，他选择小说的最重要原因，是小说的思想容量与贴近“世道人心”的活力，现代小说所创造的新的诗情，是诗歌或传统的诗情所不能代替的。他梦想用小说来干超出小说的事情，实现他的同时代人没有梦想过的奇迹：以小说的形式来打通小说、诗歌与散文，打通哲学、历史乃至宗教；以小说的形式来创造一种无可争议的、统一又唯一的诗语乌托邦；将中国思维嵌入现代小说中，用现代小说的形式来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从而缝合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所造成的民族心理创伤和文化创伤……他梦想的是以小说的形式来解决价值问题，而不仅仅是小说本身的形式问题。他思考着他那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做出越出他那个时代界限的探索。他触及小说的边界、触及很多问题的边界，而不知有边界的存在，不知有自己所不能抵达的地方。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还不断触及他曾触及的那些边界。他曾实验过的长篇小说这种体裁，在今天遇上了新的危机；而曾折磨过他的那些思想问题呢？它们并未终结，还在折磨着被“进化论”所造就的、“坐飞机之后”的当代人。

                                        （2007年10月7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