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约    (全文刊发于《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12期)

废名与“莫须有先生”的遗留问题 (一）

               漫游与“得道”

    拉·曼却村的骑士堂吉诃德上路后发现，世界就像他的坐骑“驾骍难得”一样，毛病百出。20世纪的中国小说中出现了一位类似堂吉诃德的漫游者，此人名叫莫须有先生。在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1932）中，这位先生第一次亮相时，正在驴背上陷入沉思（主要是思乡和哀悼时间的流逝），他的沉思不断被吵吵嚷嚷的路人打断。在故事的开头，就像那位拉·曼却的骑士一样，莫须有先生骑上一匹劣质坐骑，在众人的议论声中，一个人在世界上无方向地漫游，没有形式，没有计划。在路上，他像堂吉诃德一样，发现世界是成堆的问题。我们也很快发现，自称“厌世派”的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莫须有先生，并不想真正仿效那位17世纪的疯狂骑士。堂吉诃德以自己的身体与各种怪物和问题搏斗，莫须有先生却从不以身体直接投入战斗，他站在一边静观和琢磨，用头脑和语言来分解这些怪物和问题，向糊涂的观众揭示它们的真相和因果关系，然后继续他“我做我自己的皇帝”的漫游。

    东西方这两位漫游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堂吉诃德的漫游虽无方向，却有确定无疑的目的（以书中记载的骑士精神来建构自己的存在和整个世界），莫须有先生的漫游则既无方向，亦无确切的目的（就像老子出关一样）。比如，他的第一次重大行动是离开城市下乡，但“莫须有先生为什么下乡，也是人各一说，就是乡下的侦缉队也侦不明白了，只好让他算了。”另一个区别是，莫须有先生没有一个桑丘·潘沙做随从。他本人既是愁容满面的堂吉诃德，又是不断自我解嘲、插科打诨的桑丘·潘沙。遇到问题时，他习惯于自己提问自己回答，如同参禅，不需要对话，甚至不需要他人听到自己的声音，而是在自我倾听中不断完善自己的内心。最终，在行为的结果上，这两位漫游者表现出了根本性的差异：堂吉诃德因为阅读了过量的骑士书籍而离家漫游，漫游的结果是导致家中所有的骑士书籍被烧毁，临终前还亲自对这些书作了最后的审判；莫须有先生漫游的结果，却是秘密完成了一本“得道”的书。在堂吉诃德的“毁书”与莫须有先生的“得书”之间，隐藏着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文艺复兴起源于这样一个问题：是过沉思默想的生活，还是过积极活跃的生活？堂吉诃德选择了积极活跃、自由行动的生活，哪怕这种行动通往危险和失败；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家”莫须有先生，却比同时代人更早地跳下启蒙运动的列车，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废墟上。他像考古学家一样在废墟上寻找生命的迹象，一会儿发现一朵花，一会儿扶起一块碑石，但这都改变不了废墟的荒凉本质。就像他对一座城市（武汉）的描述：“我有许多少年朋友都在那里生生死死，都是这个时代的牺牲者，所以，那个城，在我的记忆里简直不晓得混成一个什么东西了，一个屠场，一个市场……我也不肯说我是一个慈悲主义者。”他既对摧毁文化、制造废墟的那种野蛮和异己的力量（后来他将矛头指向“进化论”）感到愤激和不满，又对通过历史性的行动来改变世界持悲观乃至嘲讽的态度。

    在写于20年代至3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桥》中，废名借主人公小林的口说，“厌世者写的文章最美丽”。废名小说的主人公像他自己一样，都爱以“厌世者”自居，但他的“厌世者”并非真的厌世，至少他们无一自杀。他们戴着“厌世”的面具，面具后是诗人的最热情最敏感的眼睛，这双眼睛贪婪地吮吸着、反射着那些“永恒的事物”的光辉。这些“厌世者”的破绽在于，他们念念不忘要写“最美丽的文章”（类似陶潜的隐逸与魏晋文人的狂狷），也就是说，他们非但没有失去发声的冲动，而且这冲动可能还比他人更强烈。他们之所以用言语的冲动来置换在现实世界自由行动的冲动，是因为按他们心目中“超历史”的价值标准来看，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上，行动的自由可能是盲目的或短视的，甚至可能为文明的毁坏进程推波助澜，而思想的自由却连接着更为永恒的事物（莫须有先生心中“圣人的真理”与“等于相对论的佛经真理”），所以，“最美丽的文章”不是“厌世”的结果，而恰恰是救世的热情。只不过，废名式的救世宏愿，不是加入充满破坏性的社会运动，而是以天才人物的一己之心力来完成对“永恒真理”的领悟和传承（《莫须有先生传》的出世倾向），然后通过教育与启蒙来完成“传道”（《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之后》的入世精神），这样，既能延续奄奄一息的传统文化的命脉，又能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戴着“厌世”面具的莫须有先生并非真的心如古井，他不断暗示我们，他正忙着将他所看到的东西写进一本书里。这正是这部小说中最大的一个谜：此人完成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在《莫须有先生传》的结尾，他亮出了谜底：“为我传语于天下，《莫须有先生传》可以获麟绝笔，从此一团吉祥和气，觉得此心无俗情时替人们祝福。”故事的主人公突然宣布自己就是这个故事的作者和叙述者，这时我们才发现，莫须有先生的漫游，并非像作者开始宣称的那样毫无目的。完成一本书，这是他一直试图隐瞒的秘密，是所有貌似无意义的行为背后的真正目的。而这本书就是《莫须有先生传》。

    漫游途中的莫须有先生，对纳入自己视野中的万事万物都要发表议论，但他从不停下来与之发生现实的关联，或与他人对话，而是进行连绵不断的心理独白。在路上看到行军的士兵，想到他们这样匆忙是为了赴死，与马牛羊没有区别，“莫须有先生忘形了，他掉了一颗大眼泪。”泪迹未干，他又注意到一顶花轿――“这个旷野上走得很寂寞啊，一点也不热闹……新姑娘他的肚子不晓得饿不饿？……如果是一位美人的话，总要长高一点才好，那才合乎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否则，唉，把人类都显得矮了，令我很难过。”正在难过，他又看到五棵大树，马上“振起精神出一口鸟气”，感到“到家”了（废名的人物在遇到意外或感到疲倦时，总是及时回到树、水、桥、塔等田园事物与禅思对象上，找到栖息之地）。不断发现，也就意味着不断遗忘，叙述不因陌生经验或震惊事件而耽搁，人物的思想不导致行动，而是进一步的“顿悟”。不断的“顿悟”将时间变成点状，每一个点状时间都同时连接着永恒的时间（过去与未来），而不停留下来，扩大为充满“未完成性”的叙事空间。《莫须有先生传》中，对单一事件的最长耽搁，是与房东太太月下闲谈时，莫须有回忆起他的一次至今难以释怀的失恋（其实是单恋），篇幅长达8页。小说在这里进入独白的高峰――此时，废名距离鲁迅批评他的 “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也最近。

    隐居京郊的莫须有先生在悟道与发愤著书之余，还乐于与俗人（房东太太和邻居们）斗嘴逗趣。但他的主要兴趣不在倾听他人的内心，打入或表现他们的世界，而是将他们的举动和言语作为参禅的材料。作者允许在“伟大的莫须有先生”身边出现的，无一例外都是女性，除一两个不说话的少女外，都是絮叨而不失天真的老妪，类似一个老年版女儿国。与男性相比，她们就像植物一样，与自然离得更近，也更少欲望和攻击性（在废名早期的小说《竹林的故事》、《桃园》与《桥》中，作者对女性比对男性表现出更多的温柔与关怀，但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之后》，我们发现，他对男性的命运也许抱有更强烈的兴趣）。莫须有先生与她们一起坐在院子里吃枣，在她们吵嘴时当裁判，看她们绣花挑水，代她们写家书，在她们为没有好衣服而难过时替她们叹息，与她们互相怜悯互相慰籍，但在她们妨碍他干正事或试图刺探他的隐私的时候，这位先生偶尔也会发作，发出“心灵的呼喊”――

“好吧，现在你走。我的房东太太，你也走。我真不晓得，我的世界，是诗人的世界，还是你们各色人等的世界！维摩诘室，有一天女，或者就是狐狸的变化也好，只要她忽然一现身，我也并不以为幻。何物老媪，中寿汝墓之木拱矣，发短心长，我倒不以为真……”

    受过现代小说教育的读者对《莫须有先生传》的疑问由此而生：与史诗、哲学与诗歌相比，小说是一种俗文体，恰恰是“各色人等的世界”，而不是“诗人的世界”构成了小说。《莫须有先生传》本质上是“诗人的世界”，不是小说家的世界――尤其不是长篇小说的世界――而是披着小说的肥外套的诗。长篇小说的世界应该由有问题（有活力）的人物、有活力的对话关系所构成，而《莫须有先生传》只创造了一个投射着作者形象的人物――莫须有先生，他像避雷针一样竖立着，吸引各种宇宙的元素和思想的闪电。其他人物都围绕着他，因为他的光亮而光亮，因为他的晦暗而晦暗。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同皮影戏中的角色。主人公与其他人物之间自始至终没有真正的对话，在最热闹的情况下，也只有充满善意的“斗嘴”和“抬杠”。废名完成于30年代的两部长篇小说（《桥》与《莫须有先生传》）中，都只有单一类型的人物，单一的叙述中心，不同身份的人物说着同一种莫须有先生式的语言，驱逐了社会杂语和充满相对性的对话，没有各种思想意识的激烈争辩，只有诗人与禅思者的独语和不断的“顿悟”，充满抒情、议论、象征、抽象与本质主义，是一个由纯粹诗语所建立起的语言乌托邦。1940年代的废名回首《莫须有先生传》，自嘲 “等于莫须有先生做了一场梦”。对读者来说它真是一场梦，不过，这不是弗洛伊德所发现的充满欲望与压抑的梦，而是“庄生晓梦迷蝴蝶”式的物化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