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逐爱的女人》是耶利内克29岁时（1975年）写的，被视为她的成名作。对于一个以语言来确立自身存在位置的女人来说，29岁，正是她由“诗歌”思维转向“小说”思维的转折点，此时，她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开始成形，她看待世界的眼光在降温，同时，她依靠语言来独自解决现实“恩怨”的野心也空前高涨。只有小说才能容纳这种野心。

这本书前面加了一个责任编辑与耶利内克的对话，有助于缺乏耐心的读者抄近路接近这位不好接近的作家。访谈中，耶利内克表达了她对“女权”的独特理解：“我一直谴责女人的同流合污，如果女人之间的团结是对男人比对其他女人更有利，如果女人利用她们之间的结盟来毁灭其他女人，让她们心灵死亡，那么在我的眼里，这种女人就是可鄙可恶的。”

与此相呼应的是，在她写于各个年代的小说中，女人各种形式的毁灭和心灵死亡，是贯穿始终的首席主题。这个在照片上装扮得如同一个夜总会老板的女人，有着同卡夫卡一样脆弱的神经和可怕的视力。她在常人梦想的体面生活中看到“毁灭”，在主人公兴致勃勃采取行动的时候，不遗余力地发掘“心灵死亡”的隐秘征兆。 

   《逐爱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一个是农民的女儿，一个是工厂的女工，对于她们来说，只有嫁一个比她们地位略高的、“有一间店铺、有未来”的男人，才是改变生活、“赢得未来”的惟一出路。她们的未来不能从自己身上获得，只能从男人身上获得，因此，男人成了她们的猎物。而且，在她们的狭窄视野中，只允许出现一头猎物，这就让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之间关系变得很紧张。追逐爱情的过程，变成了一场残酷而荒诞的狩猎，“恋爱”中的男女关系，变成了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这既是一种残酷的权力关系，又充满了丛林动物的游戏色彩。“狩猎”既是生存的需求，又是一种带有荣誉性质的活动；即是战争，又是游戏。

叙事也是战争与游戏的复合体。在访谈中，耶利内克说：“我从来没有对只有内容，却没有相应的美学形式的东西产生过兴趣。”对语言和形式的迷恋，让她的叙事语言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语言成了一个残忍的猎人，不知疲倦地追捕着气喘吁吁的现实。在传统的小说观念中，光有追捕是不够的，一个高明的小说家，应该有能力延宕，有能力将追捕变成一场欢快的、似乎漫无目的的游戏。按传统的小说标准来看，耶利内克的一些小说，似乎写得太紧张了。如果再放松一些，她就成了“大师”。然而，这个女人的独特价值在于，她对扮演“大师”不感兴趣，也不想玩“候选大师”们所热衷的“猎取荣誉”的游戏，而在戳穿人类关系的假象方面，她可能比许多“大师”走得更远。

    在耶利内克写于1972年的小说《米夏埃尔：一部写给幼稚社会的青年读物》中，年轻有为的公司老板米夏埃尔一回到家，就扑到妈妈怀里：“母亲和儿子为了开心，在床上还扭在一起打了好一阵子。伊达 · 洛加尔斯基扑哧扑哧地打在她儿子屁股上和大腿上。米夏埃尔还抓抓妈妈的脚底板，真是有趣！”有趣的是微观权力，在家庭关系中，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在“妈妈怀里”变成婴儿。同样，在社会等级关系中，一切“真是有趣”。部门经理在办公室里随意捆绑、殴打和强暴女职员：

“部门经理说：盖尔达，这里有什么好东西，把所有的都拿出来。部门经理享受地咬盖尔达的左乳房，像在咬一只小苹果，它美味可口。盖尔达拼命大喊。部门经理一面说：这是为了补偿那些打碎的啤酒瓶，一面牙齿缝里喷出了汁水。他还打盖尔达作为惩罚。吃了这‘一口’之后，部门经理去工作了。”

   “部门经理去工作了”，这是卡夫卡的世界在当代小说中的喜剧性回声。在展现人的异化方面，耶利内克可谓是卡夫卡的当代继承人。不同的是，卡夫卡笔下的弱势者总是在记忆与遗忘之间摇摆，像动物一样充满惊恐，以至于无法完成任何一件事情；而耶利内克笔下的“盖尔达”们，却总是迅速复原（遗忘），甚至兴高采烈地继续投入 “工作”。无论是在家庭的客厅还是在办公室，他们随时遭到贬低，受到突如其来的撞击，却又像橡皮人一样，随时复原。在记忆缺损的程度上，耶利内克的人物比卡夫卡的人物更彻底。

在对当代“幼稚社会”的生存经验和精神现象的追踪上，耶利内克可谓是最残酷的猎人。她笔下所有的人物都生活在施虐－受虐的循环游戏之中，下层权力和上层权力一样，都在残酷而恶毒地戏弄着它的牺牲品，形成了一个严密的 “食物链”。《钢琴教师》中，衰老的母亲、中年的女儿与女儿的年轻男学生之间，就构成了一个首尾相连的“食物链”。在这个链条上，所有的人物都没有自己固定的、不可替换的本质特征，没有一个不是可以与其敌人（或邻居）互换的，也没有一个不是耗尽了光阴、精疲力竭，却还没有成熟的。他们既野蛮又幼稚可笑，既未成型又过度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