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撞倒了怎么办——答村上吧问

1、村上春树曾经说过他的最高目标是写一本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作品。这部作品包含了整个世界、人与人不同的方面以及生活体系、世界观和各种各样的故事。不管你读多少遍都能从中学到东西。请问您认为他做到了吗？

——二OO二年《海边的卡夫卡》出版后接受采访时村上说道：“我的目标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有种种样样的故事，纵横交错，难解难分，发烧发酵，从中产生新的价值。读者可以目击。这就是我考虑的综合小说。”二OO八年他再次表明决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的偶像、我的理想。他快到六十岁时写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至高无上的杰作。我也想那样。”二O一O年又一次强调，作为创作目标，最大蓝图就是陀氏， “综合小说”的样板就是陀氏的《恶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

《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和《1Q84》可以说是由这一创作取向或目标催生的代表性作品。在“共时心态结构”、塑造“混合性格”这一艺术构思上面，《1Q84》最接近《卡拉马佐夫兄弟》，但就展示灵魂“切片”的纹理深度和关乎人类行进方向的道德感而言，则较《1Q84》尚有不容忽视的距离。甚至未能超越《奇鸟行状录》这部他自己的中期作品。所幸年过六十的村上仍未停止迈向陀氏、迈向《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步伐。

2、以前您曾经说过，翻译村上的作品是一大乐事；也说过是一件苦差。作为我们读者应该如何看待这句话呢？

——说是乐事，是因为村上作品无论笔调还是孤独情境、以至价值取向都同我有相近或不谋而合的地方，翻译起来比较顺手，能让我情不自禁地沉浸其中；说是苦差，是因为里面毕竟有我不熟悉的语汇，比如西方音乐等等，查阅、确认起来相当头痛。有时为一个词就会耗掉整整半天时间。

3、您认为，村上春树对文学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

——至少可以归结为两点。一点是以洗炼、幽默、隽永和节奏控制为主要特色的文体或语言风格。另一点是通过传达都市人的失落感、孤独感对人性领域的诗意开拓。借用普林斯顿大学授予村上荣誉博士的评语来说就是：村上“以文学形式就日常生活的细节做出了不可思议的描写，准确地把握了现代生活中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性。”

4、许多读者在谈及村上春树的作品时，都会情不自禁的提到一个词————后现代色彩，请问您对村上作品里的后现代色彩怎么看？

——应该承认，村上作品在积极诉求个人自由、尊严和权利的同时，又较多含有后现代元素。如对理性、意义、价值和体制、秩序的解构或消解。而没有在制度安排和个人尊严即“高墙与鸡蛋”之间摆出一张对话的圆桌。说得极端些，村上文学的根本问题在于：消解了意义和体制怎么办？或者说干脆些，一旦撞倒了“高墙”怎么办？毕竟高墙不仅仅是规则和限定，有时也是遮风挡雨的屏障。何况，撞倒一堵高墙，必然马上竖起另一堵高墙——谁也无法保证那堵高墙会更好。

5、您认为最理想的翻译环境是什么？

——没有电话铃响，没有门铃响和敲门声，没人催稿，觉睡足了，牙不痛，窗外木篱笆有带露珠的牵牛花和唧唧喳喳的麻雀……

6、在翻译过程中您经常用到一些比较陌生的词汇，比如蔬菜的学名等，以及一些比较书面化的词汇，如“石楞”“井围”（摘自《挪威的森林》），这样的用法究竟是为了利用陌生化语言达到一种诗意的效果而有意为之，还是顺其自然的一种表现？您认为这样的陌生词汇使用，对于整个翻译作品的质量是否有较大的影响？ 

——总的说来，翻译当中我一般注意避免使用过于“中国化”、过于“地域化”的语汇。如“闺女”（“姑娘”也用的不多）、“大娘”、“哥们”和“忽悠”、“闹心”之类。至于你所说的“陌生化”，我倒没怎么在意。“石楞”、“井围”，我自以为是日常性语汇。在我的家乡，大家都那么说。不过，对于你们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倒是可能陌生了——水井都见不到了，何况“井围”呢！

7、村上的小说中有很多十五六岁少年少女的形象，像卡夫卡，深绘里，雪……个个性格鲜明富有魅力。这也吸引力很多同年龄段的读者。对于这个年龄段的读者，您认为村上的小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村上长大了，已经65岁了。但小说里的主人公没长大，因此他的读者也没长大多少，仍以年轻人居多。这也正是村上的聪明之处，吸引了年轻人，就吸引了世界，吸引了未来，也影响了世界和未来。

8、村上小说里的着重号是翻译时加上的还是作者本人原来的标注？这有什么含义吗？

——着重号是原来就有的，作用无非在于提醒读者注意，别一下子滑过去。

9、您认为村上作品中孤独与旁观世界的主题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就是奋斗之类）相抵触吗？二者的平衡点在哪里？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对主流价值观采取旁观态度的孤独者或特立独行的人。同某种“跟风者”相比，莫如说反倒是这部分人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促进了主流价值观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并不矛盾。这点在村上小说主人公身上也有程度不同的体现，他们既自成一统，又不孤芳自赏。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未尝不是孔孟与老庄（儒与道）、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取舍、过渡和平衡问题。

10、奇鸟行状录之后，村上的作品读起来和以前不一样了，林老师在翻译时是不是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奇鸟行状录能不能算作村上的作品中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存在？

——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认为《奇鸟行状录》“很明显是村上创作的转折点，也许是他创作生活中最伟大的作品。”对此我也深有同感。在《鸟》之前，村上主要通过在个体内部“深深挖洞”来追求个人生命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治疗”。而从《鸟》开始，村上开始把笔锋触向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体制的运作方式即国家性暴力的源头及其表现形式，表现出“以卵撞墙”的勇气和社会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鸟》的确是一部分水岭式的长篇巨著。如果让我举出一部村上迄今的“巅峰之作”，我毫不犹豫地举这部《奇鸟行状录》。

11、现如今大多数年轻人在阅读之时，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创作冲动，满怀激情地希望写出自己的作品。

——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一再要求自己的研究生以至所有年轻学生“沉潜十年”——沉下心来读书、思索、钻研，不为喧嚣浮躁的外部世界所左右。我也想以此建议年轻人。不过想加上一点，即要保持你所说的“冲动”——创作冲动也好翻译冲动也好恋爱冲动也好——否则，沉潜十年之后就有可能浮不上来了。一句话，沉潜加冲动。

12、“1969年，日本青年渡边彻游荡于东京街头，在可以看到火灾的阳台上与新结识的女孩小林绿子轻柔地接吻。而就在前一年，一场震荡了世界的左派革命刚刚在机动队的警棍下黯然落下帷幕，用渡边自己的话来说，“机动队捣毁壁垒，逮捕了里边所有的学生。当时，这种事在哪一所大学都概莫能外，并非什么独家奇闻。”但这并不说明渡边是一个毫不关心外面的世界、只安心于经营自己爱情的人。恰好相反，他是身上真正流淌着革命者血液的人。看看他对挚友木月的抱怨：
    “罢课被制止后，在机动队的占领下开始复课。结果首先出席的竟是曾经雄居罢课领导高位的几张嘴脸。他们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做笔记，叫到名字时也当即应声。咄咄怪事！……我说木月，这世道可真是江河日下！这帮家伙一个不少地拿得大学学分，跨出校门，将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
    “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这是多么痛切又多么精到的点评，它只可能出于真正的革命者之口。当革命在一个世界中占领了统治地位时，它就从解开人们束缚的手摇身一变，成了束缚人们的枷锁。
    此段摘自知乎一片文章，在许久前看《挪》时莫名的感动，在看到这篇文章后心里踏实许多。如上所述，渡边并不是毫不关心外面世界，他察觉到了这种理想主义在实践过程中的黯然消逝。请问村上其人与渡边所持态度是否相似，是一名“真正流淌着革命血液的人”。 

——关于这点，我想引用村上二OO三年在为中文版《海边的卡夫卡》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来回答。那段话是这样的：“我笔下的主人公迄今大多数是二十岁至三十岁的男性。他们住在东京等大城市，从事专业性工作或者失业。从社会角度看，绝不是评价高的人。或者莫如说是在游离于社会主流的地方生活的人们。可是他们自成一统，有不同于他人的个人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保有一贯性，也能根据情况让自己成为强者。以前我所描写的大体是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价值观，以及他们在人生旅途中个人经过的人与事、他们视野中的这个世界的形态。”

                                                                                             （2015．1．13，采访者：闻艺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