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来过中国

　　中国人一般都以为村上春树压根儿没来过中国，其实并非如此。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旅美期间，村上写了一本名叫《旋涡猫的找法》的随笔集，在这本本应专门写美国的随笔集里，却不知何故笔锋一转谈起中国之行。这不，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着：“六月二十八日乘全日空飞机从成田飞往大连。”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这个夏天我在中国、蒙古旅行，在千仓旅行》。此行名义上是为一家杂志做采访，实则主要为他当时正写的《奇鸟行状录》进行现场考察和取材。不无遗憾的是，因为村上“是个极端的‘中华料理’过敏分子”，向以饮食文化称雄于世的中国（也该他倒霉，他去的不是江南闽南岭南，而偏偏是味道浓烈而又确实油腻的东北）却让他主要靠什么压缩饼干活命。他这样写道：“中国之行本身诚然兴奋至极新鲜至极有趣至极，但唯独饮食确是一场悲剧。在大连吃了日本食物，在哈尔滨吃比萨饼（去中国吃比萨饼的傻瓜怕是找不出来），在长春吃了俄罗斯风味红甜菜肉汤（嘿嘿，味道不好），在海拉尔半强制性地往胃里塞了一顿名为西餐实则莫名其妙的东西。……此外吃的就是粥、酸梅干和自己带去的压缩饼干。自己都觉得自己可怜。得得，何苦跑来这里吃什么压缩食品呢？”怪不得后来他再也不来中国，依我看这至少是一个相当大的原因，尽管他本人出于礼貌避而不谈。

　　那次中国之行是在一九九四年。九四年已有《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当时叫《青春的舞步》）在中国大陆刊行。不过说实话，当时村上在中国还没有大红大紫。记得那时“大款儿”们也不过拿着砖头般笨重的“大哥大”（手机）套着很粗的金项链骑着摩托车一溜烟往来呼啸，“小资”、“白领”等都市文化精英尚未风生水起——就是说村上式情调还缺乏规模化接受群体。所以村上的中国之行几乎没引起任何媒体任何群体任何个体的注意，灰溜溜来了灰溜溜走了。我看过他在哈尔滨站候车室里的照片，穿一件圆领衫，手捂一只钻进异物的眼睛翘起一条腿坐着，一副愁眉哭脸可怜兮兮的样子。若是现在至少被哈尔滨作协或“村上迷”们请去酒吧很文学地喝威士忌了，抑或坐在榻榻米上美美地来一顿地道的“日本料理”也未可知。

　　话说回来，这本随笔集毕竟是在美国写的，主要还是写美国。但他很少写美国的大好河山、繁华都市、尖端科技以及人们的购物激情，对这些似乎缺乏足够的兴致。而大多写电影、马拉松、爵士乐、邮购、猫（十六篇中有七篇提猫），还通过丢车遭遇对美国人口诛笔伐，从警察到保险公司女职员，在村上笔下都成了马虎、拖沓甚至以刁难人家为乐趣的负面角色，唯独对那只其貌不扬的名叫皮特的猫温情脉脉、情有独钟……

　　好了，其他的人家村上自己已经在后记交待得清清楚楚，我就不啰嗦了，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