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南风窗》I：《1Q84》离诺奖近了还是远了

1、经营村上作品翻译20年，林译村上的受众之多，即使在日本文学翻译界，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您在这20年的翻译过程中，感觉到村上作品的文化意识和创作有何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中日读者文化意识的影响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今年是村上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第三十个年头。如果把三十年一分为二，那么前十五年村上主要追求个体灵魂的自由，后十五年的则更多地追问个体灵魂的自由同各种体制（System）之间的关系。以刚才的“高墙与鸡蛋”比之，前十五年意在从鸡蛋内部孵化自由，后十五年则设法在高墙面前取得自由，即不使鸡蛋撞墙破碎。也就是说，他开始由城市的隐居者变为城市的参与者，由体制的旁观者变为体制的监督者和批判者。二者之间的过渡性标志就是《奇鸟行状录》（1994—1995），而在今年的《1Q84》达到顶峰。不过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应该是以《挪威的森林》和《且听风吟》等代表的前十五年的作品。原因在于，中国本土文学作品从来不缺少责任意识和批判意识，缺少的更是透视个体灵魂、经营心灵后花园的自觉和力度。就日本读者来说，即使后十五年作品得到同样关注，但关注的重心也恐怕不在于作者这种转型本身，而仍在于其中的“疗愈”作用。时下的《1Q84》热，也未必是其中隐含的奥威尔《一九八四》和妥斯陀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基因”所使然，而更是村上本人的市场号召力和出版社营销策略等商业因素所促成的。在中国，村上作品也从去年底出版的《谈跑步的时候我谈什么》开始进入商业操作阶段。对此应该保持足够的冷静。

2、您觉得《1Q84》会让在写作上耕耘了30年的村上春树更加接近诺贝尔文学奖吗？中日两国的文学界对村上春树与鲁迅的关系有较多的讨论，为什么？您能否也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诺贝尔文学奖的审美标准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大体授予了维护人的尊严与自由张扬人的价值和美好的作品，“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生活的苦苦探究”是多数获奖作家的共同追求。以此观之，《1Q84》既可以说距诺贝尔文学奖近了，又可以说离之远了。说近了，是因为《1Q84》大体具备以上特点；说远了，是因为村上在作为这部作品主题之一的善与恶的界定方面没有充分表现出“理想主义倾向”。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恶，也没有绝对的善，善恶的换位仅在一瞬之间，重要的是在善恶之间保持平衡。一言以蔽之，任何善恶都是相对的。这意味着，他以前同恶、同暴力对决的立场，在此变得暧昧起来。我认为，善与恶有两种，一种是村上所说的相对的善与恶，另一种是绝对的善与恶。以恶言之，例如纳粹奥斯维辛大屠杀和日寇南京大屠杀就是绝对的恶。不承认这一点，不承认绝对恶的存在，人类社会也就没有正义可言，“理想主义”的追求和达成也就失去了理由和动力。

   至于你说的“中日两国的文学界对村上春树与鲁迅的关系有较多的议论”，我看不出“较多”表现在哪里。说痛快些，只不过是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先生自说自话而已，除了媒体报道，日本读书界和学术界没有任何人附和。中国这边好像也只有我近来就《1Q84》接受采访时提出不同看法。藤井先生认为村上受鲁迅影响的主要根据，一是说村上短篇小说《完蛋了的王国》的主人公“Q氏”同鲁迅《阿Q正传》中阿Q相似，二是说《1Q84》中有阿Q的影子。在《1Q84》出版前他就根据书的广告断言《1Q84》的意思是“我（I）叫阿Q，智商84”，后来承认“完全落空了”。但还是力图找出相关根据。例如他说将《1Q84》中的“两个月亮”同《狂人日记》开头“月光”联系起来考虑“饶有兴味”，以及《1Q84》的男主人公青豆这个名字同《故乡》中闰土作为礼物送给“我”的“青豆”相同这点“恐怕并非偶然”等等（参阅日本《文学界》2009年8月号）。恕我直言，我认为未免牵强附会。去年10月末在东京见村上时我曾就“Q氏”和“阿Q”之间的关系当面问过村上，村上承认自己看过《阿Q正传》，但“Q氏”和“阿Q”纯属偶然一致。当然，文学研究可以完全以文本为依据，问题是即使从文本出发这一观点也缺乏说服力。作为中国人的心情，村上受鲁迅影响之说当然令人兴奋，但学术就是学术，学术的生命就在于去伪存真。

3、您曾翻译过村上春树、川端康成等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川端康成还是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您能否从这些在日本获得成功的文学作品解读一下日本的民族意识？这对于现实中的中日交往有何启示？

——川端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小说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神髓”。而对日本人心灵的表现大多是通过对大自然的描写和讴歌达成的，即通过基于东方美学的“日本美”来表达日本人的“心灵美”。因此，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典型的日本符号，如富士山、樱花、艺妓、和服等等。也就是说，川端有意提取和突出“日本性”。村上则相反，他的作品往往排斥“日本美”、“日本性”。即使偶尔提到樱花，也剔除了其中的“日本性”。例如他在《挪威的森林》中这样写道：“在我眼里，春夜里的樱花，宛如从开裂的皮肤中鼓胀出来的烂肉”。但在“感受性”这点上又有和川端以至和日本传统文化相通之处，也很“卓越”。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点启示：较之对事物的抽象的逻辑和推理，日本人往往趋于直觉把握和感悟。换言之，日本文化具有鲜明的感性文化特征。如果我们在同日本人交往中多少注意这点，有时候很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2009．8．16，采访者：李莹）